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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第2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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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相当于后世的低保，这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复兴会先期发表了“驱除鞑虏”的纲领，但随后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释，要反对的是清朝的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整个民族。而且，对于吸收同情支持革命的满、蒙会员。也是相当积极，并没有歧视和关上大门。这些措施逐渐引起满、蒙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复兴会慢慢积累的成果早晚会具有爆发的能量。
满族青年张榕在日俄开战后，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后被清廷逮捕入狱。
一九零八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名义上的立宪派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
但他们的秘密宗旨却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而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监督张绍增，驻防奉天的第三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皆是吴禄贞好友，有士官三杰之称。在吴禄贞秘密加入复兴会后，为其书信所劝动，亦秘密加入，一直等待时机发动起义。
而蓝天蔚和张绍增则借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向徐世昌上报，言说边防兵力不足，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
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们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一六年起，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经历了罕见的年馑，大批灾民纷纷渡江越界谋生。清政府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住。
到了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废除禁山围场的旧制，一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局，招募中朝两国人民开荒垦种，一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一八八一年，韩民于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一九零三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才有了“间岛”的称谓。
一九零五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们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
一九零六年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他的手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们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虚实。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秉报。伊藤对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尽管它在斋藤勾画的草图上不过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伊藤却在草图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圈——这家伙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国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龙及珲春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间岛”。下一步只是考虑如何把它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问题了。
而且，他对斋藤说：“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八月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
同时，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十四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当时，最使奉命前来交涉的张绍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
为了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张绍增向蓝天蔚借兵，首先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张绍增和蓝天蔚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张绍增迫于无奈，也出于扩展武装的心思，便联络了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5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枪好）。
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
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韩登举虽属绿林，但却心有民族大义。值此大敌当前之际，他愿意听从指挥，与官兵拉个对马（联合）。在韩登举的带领下，这支武装随即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
一九零七年年末，中方在当地的一所寺庙内同日本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涉。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的时候，只见四围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斋藤一伙人十分惊讶，他们不知这些中国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在张绍增等人的严词诘问下，斋藤理屈词穷，又领教了中国方面的阵势和实力，知道进一步的行动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间岛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人贼心不死，终是一块心病。如果国家陷于战乱，难保日人不蠢蠢欲动。
再说当时在东北的名义上归属清廷的武装，还有驻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洮南的前路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辽南的左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通化的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东北的巡防营不比内地，他们大多兴起于日俄战争时期，此后又与蒙匪、胡子长期作战，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但这些人也有个特点，那就是本身皆为绿林出身，极善生存之道，属于有奶便是娘，谁腿粗就抱谁，哪边风硬就向哪边倒的类型。（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二章明谈暗战
如今革命军与北洋军胜败未分，临时政府和袁世凯也不知谁最后掌权，奉天局势又不稳，加上有与旧军一向不和的第三混成协新军驻扎，他们都处于查望风色的阶段，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第三混成协新军，协统蓝天蔚虽心向革命。而手下的标统伍祥祯、潘榘楹，却都是北洋旧人，较难控制。
而且，在奉天的东北总督锡良虽然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但在昆明与革命军作战已经是身心俱疲，至东北后多次旧病复发，已难以掌握奉天局势。原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组织成立的“奉天国民保安会”则在一些守旧军人的支持下，兴风作浪，反对东三省响应革命、宣布独立。
复杂，很复杂。武装复杂，成分复杂，人心复杂，形势复杂。
但陈文强却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一方面他以财力支援奉天革命党暗自扩充实力；一方面命令他们提高警惕，静观时变，不可盲目举义，以成众矢之的；另一方面，革命军总参谋部已经策划组织了一项进军东北的备用计划。
既然内部矛盾重重，不易着手，那就从外部施加巨力影响，使其向革命党有利的方向发展好了。而且，临时政府还派出了秘使，携带着委任状和支票前往东北，以政府的名义对四位巡防营统领施以银弹攻势。劝他们认清形势，倒向革命。
只要东北不陷入大混乱，不使日俄有借口进行干涉，付出多大代价也是划算的。只要大局确定，再以中央名义，收拾几个羽翼尚未丰满的旧军官，还不是手拿把掐。
陈文强请徐世昌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希望徐世昌能出任东北三省行政长官，用他的威望来稳定东北；另一个则是把徐世昌这个北洋系的二号人物作为袁世凯的替补，在必要的时候抛开袁大头，并使北洋军产生的反弹降到最低程度。
尽管徐世昌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竭力辅佐。但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家伙，与袁还保持着一定距离。而且，徐世昌并不是盲目地死忠袁世凯，他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徐世昌与袁世凯相同的是有野心，不同的是他能加以克制，懂得明哲保身。
“徐先生悠游自在，要终老林下，恐怕是担心以清臣侍新朝，招来不忠之谤吧？”陈文强看穿了徐世昌的心底。也赞赏他既有野心又有爱国热情，便尽力劝说道：“然先生亦说过：‘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可见先生的爱国之心。”
这番话挠到了徐世昌的痒处，他的目光柔和起来。徐世昌并不是耐得住寂寞，甘心终老林下之人。只不过他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太高则宁可观望待机。而且，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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