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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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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独生子女，又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父母免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做妈妈的差不多都掉下了眼泪。
最夸张的是杜政平的妈，她是东北人，人高马大、浓眉大眼，却倒在儿子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爸劝老婆“儿子长大了总要自己出去闯的嘛，好男儿志在四方”，被她狠狠瞪了一眼，“说得轻松，儿子是我身上的一块肉呀。你倒试试看，”她朝着老公高高挺起的啤酒肚比划，“噢，从你这里挖一块板油下来，扔过太平洋去，看你痛不痛！”本来以为我妈已经够肉麻，见了他妈，才知道是小巫见大巫。
托运行李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风波，张其馨的箱子被退了回来，说是超重，要么拿掉点东西，要么就要论公斤交罚款。其实，每个人的行李都多少超重一些。可是，她实在有点过分，每个箱子都超重了差不多接近十公斤。
我们手忙脚乱地帮她把箱子打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两个箱子里满满当当几乎都是吃的，什么红枣、冬菇、银耳、枸杞、海带、红豆、绿豆、茶叶、话梅、肉松、花生米、霉干菜，光是肉松就有五六听，看得我们大眼瞪小眼。
我叫起来，“小姐，你这是去读书还是去开店啊？”
她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一个人的，有些是田振峰家里托我带去的。我不想拿出来了，交罚款就交罚款好了。”
杜政平说：“这么多吃的，到美国海关不一定都通得过的。与其到时候被扣下来，不如现在自己拿掉点。”
张其馨满脸涨得通红，却坚持一样都不许动，乖乖交了差不多五百块钱罚款。我们都为她的牺牲精神折服。
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个学生也因为行李超重在手忙脚乱地整理，他的箱子打点得好像不是去全球最发达的美国，而是去非洲的坦桑尼亚，统统是日常生活用品。随便翻开一块毛巾，里面竟然包着十几块肥皂。
郑滢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他是不是觉得美国人都不洗澡？”声音虽然轻，却足够让大家都听见。那个眉清目秀的男生推推眼镜，脸“刷”地红了。
再往下翻，居然是一顶浅蓝色的尼龙蚊帐。郑滢提高了嗓门，“哎呀，怎么还带顶蚊帐呢？美国不要太干净，根本没有蚊子的呀！”
那男生的脸更加红，鼻头上已经冒出汗来，越发手忙脚乱。
突然，我的背后传来一个声音，“照你这么说，美国根本没有蚊子，那英语里又怎么会有mosquito这个词呢？”
我们都笑了起来，我回头一看，程明浩正歪着头，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郑滢。
这一次，轮到郑滢哑口无言。
“那个程明浩讨厌死了。”在候机室的洗手间里，郑滢板起脸，很不高兴地说：“哎，平时看看他死样怪气、架子搭足，一句话都不舍得多讲，谁知道这种人要么不开口，开起口来就让人家下不来台，我得罪他了吗？”
郑滢今天心情不好。原因很多：其一，她妈妈逼着她穿了那件大红色的衬衣，说要“沾点喜气、图个吉利”，她不喜欢那个颜色，说“像乡下人进城，就差给我头上再插朵花”，而且最重要的是埋没了她的身材；其二，她固然不希望临走冒出个男人来对着她哭哭啼啼，但昔日的火山孝子一个也没来，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其三，刚才程明浩一句话把她反驳得无言以对，她觉得在大家面前失了面子；其四，她的“老朋友”来了。
我之所以知道她的“老朋友”来了，是因为我自己的“老朋友”也来了。
大概是大学四年里都住同一间宿舍上下铺的关系，我和郑滢的月经周期居然一模一样。有时候，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微妙的原因，两个性格如此相异的人才一直可以把好朋友做下来。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在相同的日子里心烦意乱、情绪低落，以至于口角不断，可是一旦过了那几天，等心情好起来，我们又有很合理的借口向对方赔礼道歉——“不要生气，我
不是成心的，老朋友来了嘛”。
现在好像流行把月经叫做“生理期”或者“大姨妈”，我总是觉得听上去不大顺，不如“老朋友”来得婉转亲切。有人说“三年就是一代”，好像不无道理。回头看去，一九九七年夏天走出大学校园的女孩子在很多方面已经很落伍了：我们来“老朋友”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不透明的袋子去超市买卫生巾，碰到男生在旁边排队付款会脸红；我们普遍觉得好女孩子不应该染头发——最多最多挑染一点点发梢；我们见了喜欢的男生大多不会有勇气马上问“你叫什么名字”；碰到自己不喜欢的男生追求会惦记着“跟他说清楚，免得浪费人家时间”；我们用笔和笔友写信；我们收到的情书多是实实在在捧在手上的纸张，而不是轻飘飘的电子版；我们迷恋张信哲温柔绵长、几近婆婆妈妈的情歌，而且以为，爱情，真的就是那样。
和我有一样的月经周期给郑滢带来了好处，她已经习惯于伸手跟我拿卫生巾。算一算四年以来她揩油我卫生巾的钱，起码够买一条“佐丹奴”牛仔裤了。
我从包里掏出一块卫生巾递给她。她居然还挑剔，“怎么这么厚？护舒宝都出丝薄的了，你怎么不去买？”
“你怎么不去买？”我觉得好气，把“你”字说得重重的。
杜政平通过一个亲戚帮我们买了飞机票，价钱比较便宜，但是要在东京转机。张其馨的男朋友会去旧金山接她，我、郑滢和杜政平再飞到洛杉矶。等到了那里，他去得克萨斯，我们去新墨西哥。
很“凑巧”，我的位子和他的排在一起。郑滢说他是故意的，这样在途中我睡着时就会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可是，在东京转机后没多久，杜政平自己先睡着了，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反过来当了他的靠枕。
我抖了几抖肩膀，想把他摇醒，他朦胧着眼靠回椅背上去，可是，不一会儿，又理直气壮靠过来。如此几次，我干脆放弃。
这时，有人轻轻地拍了拍我，我回过头去，是程明浩。他问：“要不要我跟你换个位子？”我点点头，感激地对他笑笑。
。。
杜政平一路睡到旧金山，直到地图显示我们已经在美国的西海岸线上，他才抬起头来，揉揉眼睛，看见旁边坐着程明浩，问：“怎么是你？”
我听见程明浩回答：“你还以为是谁？快把头挪开，你把我的肩膀都快枕塌了。”
杜政平抓抓脑袋，回过头来，对我笑笑，“不好意思，昨天睡得太晚，”然后叫起来，“有没有吃的？饿死我了。”
这时，机长拉长了嗓门说：“欢迎来到美丽的旧金山。”我们不约而同向机窗外面看去，旧金山，已经在云端下面了。
那天天气很好，在清晨的阳光中，旧金山安静地枕着她绵长的海岸线和碧蓝的海湾，中间夹杂着一块块精美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群和如茵的绿地，机翼下扑面而来的建筑群映着清晨的阳光，带给我一种奇特的震撼。曾经在电视上很多次看见这个城市，然而，亲身凝视着她，我依然屏住了呼吸。一个展开怀抱的城市，这是我对旧金山的第一印象。
不知是巧合还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后来，我们的命运都和旧金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形中，我们像一群刚刚睁开眼睛的小鸭子，把漂洋过海而来看见的第一个城市当成自己在万里他乡最亲近的地方；而旧金山，成了我们美国梦里的图腾。
飞机转弯，擦过一座长长的拉索桥。“看，金门大桥！”张其馨叫起来。我们都凑到窗口去看。
程明浩站在我身边，他的呼吸微微拂动我的头发。我有些伤感，旧金山是他的目的地，到了这里，我们就要告别了，而我，好像还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又不知该说什么。
我对他说：“你真是挑了个好地方来读书。我们去的新墨西哥，据说只有沙漠和仙人掌。”
他朝我笑笑，“没关系。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来的。”他的声音低沉而平缓，让人听了心里很舒服。
我也朝他笑笑。不知为什么，他那句话给我了无限的希望。是啊，我愿意相信，以后会有机会来旧金山。
后来，我真的去了旧金山，才知道那天在飞机上看见的根本不是金门大桥，而是城市另一侧连接旧金山和奥克兰的海湾大桥。我们只是对着自己想像中的金门大桥激动不已。
或许，爱情中，也有这样的时刻：你看见的东西，未必是你想像的；而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看得见。
快下飞机了，张其馨趁洗手间关闭之前跑去刷牙洗脸，弄得干干净净的出来，一脸神采飞扬。我和郑滢冲着她做鬼脸。
郑滢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这是为见面时热烈拥抱接吻做准备呢。”
领完行李过海关，张其馨的箱子再次被统统打开，杜政平不幸言中，她带的几大包牛肉干全都被扣下了。张其馨有点沮丧，“真可惜，他很喜欢吃这种果汁牛肉干的。”
临分手，郑滢拿出相机提议大家拍照留念。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旧金山国际机场美国海关旁边，我们整整齐齐站成一排，拍了一张照片。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少年心事当擎云”的年纪。
程明浩站在我旁边。他轻轻地说：“早知道杜政平睡觉的时候还会流口水，我就不跟你换位子了。”我“噗哧”一声笑出来。
杜政平听见了他的名字，追问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两个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没说你啊。”
我的心里甜丝丝的，觉得好像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小小的、不是秘密的秘密。
美国比中国晚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在上海上飞机是七月二十四日，在旧金山下飞机的时候，也是七月二十四日。在这当中，时间好像停滞了，我们却从一个空间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张其馨看看表，“哎呀，他一定等急了。你们一路平安，到那边就给我发电子邮件啊。”
郑滢白她一眼，“噢哟，人家等一会儿，你就心疼死了。”
我们在那里分手，我、郑滢、杜政平接着转机去洛杉矶，张其馨和程明浩走另一条路去机场出口。
我对程明浩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
他点点头，“希望。”
我看着他走远，心里有点失落。会有机会再见面吗？假如有，会是什么时候呢？
为什么会期望和他再见面呢？
我不由羡慕起张其馨，至少她千里迢迢而来，心里知道这边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在等待。
看着她小鸟一样雀跃的身影，我对郑滢说：“我觉得张其馨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郑滢说：“田振峰能找到这样的女朋友，他才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
田振峰高我们一级。刚进学校的时候，他是系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兼篮球队队长，曾经在校际篮球赛下半场一个人独进二十八个球，使化学系球队反败为胜，战胜了死对头数学系，得了全校冠军。加上他长得气宇轩昂，成了许多低年级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张其馨最终力挫群芳，把田振峰招安在她的石榴裙下，是吃了一番苦头的。
一年级的时候，班里差不多有一半女生暗恋田振峰，其中包括我和张其馨。郑滢对他不以为然，因为她一进学校就和法学院辩论队的三辩、那个据她说从侧面看笑起来有点像周华健、辩论的时候最喜欢说“不是吗”的男生打得火热，天天“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连去哪个食堂吃饭都愿意和我们辩论一番。她觉得“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代名词。
为了多看见他，我们参加学生会做干事。每一次篮球队和人家比赛，我们都很起劲地帮着买饮料，看管衣服，做拉拉队。
后来，噩耗传来，田振峰和中文系一个长得酷似孟庭苇的美女开始谈恋爱。暗恋者们或长或短地伤心了一阵——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星期，然后便逐渐康复过来，不再那么狂热。毕竟，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我很清楚自己长得不像孟庭苇——她五岁的照片只怕都比我好看。
惟一没有变的，是张其馨。她依然去看他们每一次比赛，执著地站在球场的冷风里尖着嗓子喊“加油”，一直喊到回来跟我要“草珊瑚”吃。
有一次，她看球回来，很难过的样子。我以为他们输球了。结果她告诉我，他们赢了，但是那天，美女也去了，而且偏偏就坐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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