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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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郑滢的办公室，我想起程明浩送给我的那一条有玫瑰花图案的项链，摇摇头。郑滢说得对，送不起戒指的男人就喜欢送链条，把人家套起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于高科技行业的许多公司而言，每年第四季度是业务的重头，很多客户会在年终做来年的预算并决定是否下订单，这个季度的业绩在全年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然而，二一年的“九一一”加上安龙事件引发的大公司信用危机给原本就很不景气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纳斯达克指数吃了秤砣铁了心，以一天几十点甚至上百点的速度一路跌破两千点的心理防线仍然飞流直下，让人心寒到底后反而多少生出一份黑色幽默——“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倒要看看情形究竟能坏到怎么个程度。　

　　二二年，公司明显开始节衣缩食：新员工是早就不进了，裁员都来不及，还进新人，开什么玩笑；能用临时工就坚决不用正式工，能用实习生就坚决不用临时工，能不用人就坚决不用；出差住旅馆一律降一个档次；寄快递邮件要主管批准，主管不在吗，不好意思，等他/她回来再说，活生生把快递变成慢递；取消免费供应的咖啡、甜点、爆米花、可乐，等等等等。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洗手间里提供的卫生巾也每况愈下，先是“护翼”不翼而飞，然后棉制网面不见了，随之越变越厚，直到变回我中学时第一次月经来潮时用的那种卫生巾；更糟糕的是还三天两头断档，因为公司把清洁人员减少了一半，一个清洁工管足足半栋楼。吃过几次亏，我索性买了一大包卫生巾放在办公室底层抽屉里，而郑滢重新开始跟我伸手要卫生巾。　

　　那一天她一路小跑过来要了一块卫生巾，一面嘴里嘀咕，“我看公司以后招女员工不如加一条‘要求已经绝经’，可以彻底省下这笔开支。”我看着她的背影有点发呆——这个星期郑滢已经来跟我要过好几次卫生巾了，我自己的月经却还没来。　

　　我拿着鼠标在屏幕上乱点：不会是怀孕了吧？　

　　我心乱如麻，终于忍不住告诉郑滢，“我已经推迟了五天，有没有可能？”　

　　她歪着脑袋煞有介事地思考了一会，一本正经地问：“你觉不觉得想吐？”　

　　我哭笑不得，“就算真的怀孕也没这么快吧。”　

　　下班后，她陪我去药店买验孕试纸。我趁左右无人，从柜台上取下一盒，拉起郑滢就要走。　

　　“急什么急？又不是做贼，这个牌子在买一送一呢。”郑滢堂堂正正地背着双手研究保险套的广告。　

　　“郑广和不是妇科医生吗？还用得着自己买保险套？”　

　　“什么话，他给人看病用这个？不吃人家的耳光也要吃我的耳光。”　

　　我推推她，“我很怕是真的。”　

　　她抬起头来看看我，我当时大概显得很紧张，于是她叹口气，安慰我，“小姐，不要自己吓自己，你以为怀孕那么容易？告诉你，美国有七分之一的夫妻想生孩子都怀不上呢。”　

　　“别忘了我不能吃药的。”　

　　她把两盒保险套放进推车，“那又怎么样？真怀孕了，你们就结婚，年底生个孩子，有什么不好？”她说得顺理成章。　

　　“那我今年的升级肯定敲掉，搞不好连位子都保不稳。”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小杜养不起你？还是不肯养你？不想生就说不想生好了，假模假样。走吧！”　

　　我看看她，说不出话来，心里很迷惘。　

　　验孕的结果是：没有怀孕。两天之后，我的月经来了，它，不过是跟我开了一个小玩笑。　

　　这一次月经来的时候，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随后像有一样什么东西重重地、钝钝地在我脑门上敲了一下：原来，我真的很怕怀孕。并不是为了工作，为了升级，为了保位子，而是因为一旦怀孕就要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一切就木已成舟。我不要木已成舟。　

　　四月份，我陪郑滢去现代艺术宫拍婚纱照。他们关系发展实在迅猛，导致了眼看这位老兄要把我的好朋友娶回家，我才有幸跟他见上第一面。郑广和长着一张产妇看了能够舒缓压力、婴儿见了会觉得世界很美好的脸，他的长相揭开了我悬在心头多年的一个疑问：小时候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总是想那个可爱的一休小和尚将来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子，见了他，我茅塞顿开，明白了，就是这个样子！难怪他可以做妇产科医生。　

　　他们拍了大半天，到将近傍晚时分，眼看着天阴沉下来才告一段落。我突然记起浪管风琴应该就离这里不远，于是叫他们先回家，“我想到海湾旁边走走。”　

　　那天的天气很奇怪，早上到下午都阳光灿烂，四点多钟却开始下起小雨。我在现代艺术宫后门的博物馆门口找到个工作人员问他知不知道浪管风琴在哪里，他伸手指指路对面，“过街再走一段就到了。”　

　　我走过街，沿着旧金山湾往前走。慢慢地，雨越下越大，海湾上的风吹过来，透过我身上薄薄的开斯米毛衣，我开始发抖，心里非常后悔没有带件风衣。　

　　这一路上人很少，走了很久，已经差不多到了金门大桥下面，却还是什么都没看见。我觉得很不对劲，绕到停车场旁边的一家纪念品商店去问路，才知道我转错了弯，早先过了街，应该朝右，而我，想当然地朝左转了。　

　　我已经没有力气走回去，身上的衣服也差不多湿透，只好搭公共汽车回艺术宫去开车回家。转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对着观后镜里的自己苦笑一下，笨啊，近在咫尺的东西都找不到。　

　　郑先生和郑小姐的婚礼极其浪漫，在位于富兰克林街的哈斯·莉莲索屋举行——那所典型安女王式的老房子始建于十九世纪，奇迹般地在一九六年大地震中幸存下来，是旧金山两栋对外开放的维多利亚式房屋中比较精美的一栋。　

　　我对郑滢说：“你老公花样真不少。”随即发现她毫不逊色——她的戒指上面不仅有一颗麻将牌一样的钻石，而且，日后，如果她愿意，可以随时把戒指拿回去换一颗钻石，只要分量相同，式样自选。郑滢说她打算五年去换一次。　

　　我笑她，“当心人家以为你五年嫁个新老公。”　

　　郑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美国不是流行女人再嫁次数越多身价越高吗？做做样子也好啊。”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奇特的虚荣心。　

　　哈斯·莉莲索屋里面荡漾着一股旧时代特有的、溶和了许多可知与不可知往事的和婉气息，让人跟着温柔起来。　

　　在一间卧房的墙上，我看见了一张古老的结婚证书。泛黄的纸张上字迹由于经年历久，已经褪成淡淡的紫灰色，却还是清晰可见。上面写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市政府颁发此证书，证明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自一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开始结为夫妇，地址就是这栋房子，下面有证婚人的签名。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纸，文字是一样奇妙的东西：当所有人都已作古，屋舍都已经易主，它还在万分固执地、坚强地、死硬地对每一个走过的人倾诉一段许久许久以前的姻缘。两个人把名字写在一起，便是一个最郑重的约定。婚姻，是值得尊重的，非但尊重，简直肃然起敬。　

　　这时，我的手被人拉住了。我转过头，碰到杜政平的目光。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突然，好像有一阵风从心里某个角落吹过来，像地铁将来未来时漆黑的隧道里夹着滚滚车声的那一阵风。我能感觉到，有一个问题，虽然谁都还没开口，但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尽管还不知道是哪一条线的车，能不能去得了目的地，有车总比没车好。　

　　七月份，一个大项目收尾，艾米弄到一笔钱，组织几个基层部门的人去一个葡萄园“品酒”。“品酒”是加州很流行的活动，其实不过就是跑去看看风景，搞点活动，喝几杯当地产的葡萄酒而已。本身并不太稀奇，可这一次大家趋之若鹜，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下一次机会。　

　　那是一个星期五，早上我有点睡过头，又碰到堵车，等开到葡萄园，露台前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知道假如这里没有车位就要一直绕到后面山腰上的另一个停车场再走下来，于是我一连转了两圈，希望找到一个空位。　

　　终于，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空车位，可是对面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另一辆车也朝它开过去，离得比我近，眼看就要转进去。我恨恨地念了一句倒霉，正要掉头，那辆车却突然调　

转了方向，车里一个戴墨镜的男人示意我用那个车位。我喜出望外，以为碰到哪个有绅士风度的男同事，立刻开过去。两辆车缓缓擦过，我隔着玻璃朝他笑笑，笑容却僵在脸上。因为，那个人竟然是程明浩。　

　　他来旧金山参加一个会议。他们公司是主办方之一，在会议最后一天邀请一些有长期关系的客户来这儿活动。葡萄园有两个尝酒的大厅，我们包了一个，他们包了另一个，难怪停车场那么挤。　

　　我心不在焉地应酬了一会儿，就到露台上去，他正好站在那儿，而且是一个人。我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看着他，不知该往脸上摆什么表情。他对我微笑，很大方地说：“你好。”　

　　程明浩穿一件米色棉衬衫，胸口有他们公司的标记，很配那条咖啡色卡其布裤子。一年没见，他黑了一点，也更精神了。他把头发剪得很短，不仅短，还用发胶定型，使之一丝不苟，脑门前几乎根根直竖。现在很多男人留这种发型，挺好看，但他“怒发冲冠”，却让我心里生起一份莫名的难过——璐璐再不可能把他的头发弄乱了。　

　　我们开始聊天，名副其实是聊“天”，我们从加州的天气聊到明州的天气，再从明州的天气聊回加州的天气，待所有与天气有关的事情都聊完，终于不可避免地要回到“人”。　

　　“你不如把头发再剪短一点，不像香港特首也像澳门特首。”我说。　

　　他笑笑，把声音压低一点，“你们公司还好吧？前一阵子我在电视上看到好像又裁员了。”　

　　“好，裁归裁，至少现在还能跑来喝酒，”我抿了一口酒，“这酒怎么这么酸？”　

　　“加州的红酒都偏酸，”他也抿了一口，“你等一下。”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罐七喜，“其实加雪碧效果会更好。”　

　　我们把七喜打开倒进酒里，果然可口多了。　

　　“人家看见会不会笑我们？”　

　　“笑什么，这样明摆着味道好多了。要是在家里，我会直接往里面加糖。”　

　　“土包子。”我“噗哧”一声笑出来，摇摇头，又喝了一口搀七喜的酒。抬起头，发现他凝视着我，眼光很温柔，里面有一些东西，像酒一样让我感到微微的眩晕，本来想说什么都忘记了。我们默默地各自喝酒，过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结婚了？”　

六　会微笑的戒指　

　　我吃了一惊，抬头看他，他正盯着我右手无名指上那个“情绪戒指”。那个戒指，最早是杜政平在纽约买给我的，后来我还给他，再后来重归于好，他又还给了我。我就把它戴在右手无名指上。　

　　我说：“这是个玩具。”我一面说一面黯然地想该怎样告诉他我又和杜政平在一起了。　

　　他笑笑，“我还以为你和小杜已经结婚了呢。”　

　　我望了他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你怎么知道……”　

　　“噢，去年底，十一月中旬吧，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是他接的。他告诉我你们计划今年结婚，准备去大溪地度蜜月。”　

　　“杜政平？”我叫起来，杯子里的酒差点泼出来，“他说我们要结婚？”　

　　程明浩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介于诧异和尴尬之间，好像在说：“难道不是吗？”　

　　“他……他还说什么？”　

　　“他还说你很忙，经常七八点钟下班。”　

　　“还有呢？”　

　　“还有，他说你们圣诞节去太浩湖滑雪，然后我们就随便聊了一会儿。”　

　　我呆在那里，脑子里像有本日历，一页一页飞快翻回去年十一月。十一月中旬，那个时候，我刚刚给了杜政平我公寓的钥匙，他有时下了班就直接过来，我们一起吃晚饭。那一段时间，我比较忙，经常到家时他已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难道？　

　　不错，公司是很忙，我经常要七八点钟下班，去年圣诞节我们的确去了太浩湖滑雪，但是，但是，谁说我跟他今年要结婚的呢？　

　　自从几个月前和他一起看见那张老掉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