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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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伦理学都有教化作用，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仅让人们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通过叙事教人成为自己，而不是说教，发出应该怎样的道德指引。　　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中讲过一位老太太的故事，她是伦理学教授，她教伦理学的方式就是通过讲故事举出人生中的道德困境，与学生一起分析这种困境的构成，由此形成道德自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　　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激发个人的道德反省。　　弄清道德困境不等于道德问题解决了，每个人终究会面对“我该怎么办？”，这只能由每个人依自己的道德意识做出选择。能够抉择的意识并不总是明朗。别人讲的故事，不仅有助于我明朗自己面临的道德困境，也有助于我搞清楚自己的生存信念。　　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更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它讲的都是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以富于创意的、刻下了个体感觉的深刻痕印的语言描述这些经历，一个人经历过这种语言事件以后，伦理感觉就会完全不同了。　　我初到香港时，住在一个曲径通幽的旧山村，村民爱养猫，满村是猫，人称隔猫村。邻里有个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叫Yukine。一天我用余食喂猫，有两只小猫来食。一只干瘦，长得不好看，一只长得圆润，特别好看。我驱赶长得不好看的小猫，想只让长得好看的小猫食，不料被Yukine看见了。Yukine趴在围墙上对我说：　　我刚学英文时，不懂I　am　born是什么意思。“我出生了”？中文的动词是主动态，英文是被动态，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我被出生了〃。我觉得英文的意思对。我的生命起点不在我自己手里，不是由我决定的。我不能决定我的身体的美或丑、我的心性的明朗或忧暗、我的意志的坚韧或软弱，我自己的诞生完全是偶然的造化，不是我出生了自己，而是我被出生了。　　我读的语文课本中有儒家的道德命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充满主动态的九个字令我好生恐惧，觉得像我这样生性弱小的人的生活希望被剥夺了。这样的道德命令没有给被出生就生性脆弱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想象的余地，比如我天生就没有修身齐家的能力。在这九个字的道德命令面前，丑小猫没有能力去践行一种主动态的道德生活，只有自己倒霉，只有暗自哭泣。丑小猫倒霉全因为自己如此被出生了，它活该？谁会给丑小猫带来安慰？　　马太、马可和路加还有约翰讲的故事中有好多麻风病人、妓女，他们都是一些没有能力去践行主动态的道德生活的人，他们只能甘于受歧视，还得怪自己的不是，为什么自己会被出生成这个样子……。正当他们绝望时，耶稣突然闯进人间，给麻风病人、妓女和弱小的人带来上帝的国。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event，就像it　is　born降临我。我的生命在主的怀抱里第二次被出生，这种重生对像我这样弱小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第一次出生受伤的可能性太大，被出生的我很可能没有能力选择我觉得的美好幸福。在主的怀抱里重新被出生，我没有力气的生命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被主出生的生命，不带有要我成为某种理想的道德规定的人的命令，主只是抱着我。　　可是，不仅当时的犹太人，就是后来的许多基督徒，都有一种道德主义的圣人追求，要求每个人必须追求道德化的人格，据说道德化人格的实现，就是理想社会的实现，还说这就是上帝的国。我不觉得理想社会的实现就是上帝的国。耶稣说：“日子满了，上帝的国近了”（可1：15）。上帝的国不是我们人建造起来的，而是从人的一切可能性和历史限制的彼岸撞进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来的。　　我有时想，在主的怀抱中重生后，我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意思？主让我仍然活在此时此地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活在此世此刻，既不是为了献身给建设人间天堂的道　　德事业，也不是随无常的风把我这片落叶般的身子任意吹到哪一个恶心的地方，而是在挚爱、忍耐和温情中拥有我此时此地的生命。读保罗的信，觉得他有时性子急，烦恼不安，为一所罗马的教会因吃何物起纠纷而忧心忡忡。保罗的处境并非充满光润，他满目伤心。但他没有说，吃什么无所谓，更没有论断谁对谁错。他并不泰然，脾气好像也不小，但他……　　Yukine突然停住不说下去了，她看到我正在给长得不好看的干瘦小猫喂食。我知道，她刚才给我讲的是《福音书》中讲的故事。听了后，我羞愧万分。我经历了一个伦理事件。后来我搬迁，再也没有见过Yukine，时常想她。Yukine讲给我听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些生活伦理，也给我留下了温暖的时间和空间，就像母亲给孩子或孩子给母亲讲完故事或老朋友之间讲完故事后，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觉得心里明朗或好受多了。　　叙事讲的要么好像是自己亲历的事——“我”如何如何，要么好像是自己亲眼目睹的事——“他”、“她”或“你”如何如何。那个高度近视的大孩子从前人讲的故事中挑出一些故事来讲，这种叙事的叙事或者复叙事其实与叙事一样，是日常的和古老的叙事方式。我们的亲朋好友不仅常讲他们亲历的事，也常讲听来的事；耶稣的故事有四种经典的讲法（四福音书），以后还有无数讲法；孔子讲春秋故事与左丘明不同，公羊子和穀梁子复述从子夏那里听来的孔子讲的春秋故事，古人称为春秋传言。　　我在这里想讲几位现、当代叙事家讲过的故事。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小说家和电影家都是叙事伦理思想家，大多数叙事家讲的故事都是些随便说说的故事。但现代伦理问题的确尖锐地出现在为数不多的一些现代叙事思想家讲的故事中，探讨现代性伦理不可能绕开这些叙事观望到的个体生命的伦理深渊，而探讨的方式只能是复叙事。现代伦理学思想大师（从舍勒到麦金泰尔）少有懂得叙事与现代伦理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据我所知，只有基尔克果、艾柯懂，所以，他们讲过不少故事。　　没有叙事，生活伦理是晦暗的，生命的气息也是灰蒙蒙的。　　通过这些复叙事，我仅想给几位好友提供一段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一起涵咏其中的伦理韵味。  
思想界的刑事侦探毕希纳
毕希纳（Georg　Bühner　1813－1837）十六岁时就写过《论自杀》的论文，懂哲学、神学和脑神经学，写小说、剧本，情书也在行，还干秘密革命活动，一个十足的德意志天才。仅从毕希纳写下的文字来看，就可以知道他具有敏锐奇妙的思想才能。　　更奇妙的是，二十四岁那年，毕希纳突然患上伤寒，发过一阵高烧死了。当时，毕希纳卷入的一场革命流产了，警方正通缉革命者。毕希纳东躲西藏，后来终于逃到苏黎世，躲在一位朋友的寓所里啃着面包写“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发展”讲稿。在流亡的日子里，毕希纳文思泉涌，一气写了好几部文学作品。　　躲避警方的追捕期间，毕希纳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毕希纳写信给未婚妻说：　　我研究了革命的历史。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可怕的历史宿命论压得粉碎。……个人只是波浪上的泡沫，伟大纯属偶然，天才的统治是一出木偶戏，一场针对铁的法律的可笑的争斗，能认识它就到顶了，掌握它是不可能的。……我的眼睛已经看惯了血。不过我并不是断头台的刀。“必须”是应该受到诅咒的词汇之一，人不是用这个词汇来给自己洗礼的。　　这些文字显得语无伦次，情绪异常激动。究竟怎么回事？毕希纳不过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不是在干历史的革命，思想情绪怎么会被搞成这副样子？原来，毕希纳在查阅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档案时，发现了一桩思想奇案：丹东之死。　　丹东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功臣、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签署过不少斩贵族人头的手令，可算是老一辈革命家。除了丹东自己，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家丹东最终被自己发起的革命和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法庭送上了断头台。丹东本来是革命断头台上的斩头刀，谁知他的身子和头也成了斩头刀下的什物。丹东为谁或为了什么信念而死？　　事隔几十年，这宗思想疑案一直没有人搞清楚过。毕希纳凭着二十二岁的青年血气，决意自己来办一次思想侦探案。　　思想者大致有两类，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作奸犯科者，通过种种论说制造思想奇案；另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刑事侦探，专破历史中沉积起来的思想悬案。就拿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近的十九—二十世纪来说吧，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都是些现代思想界的作案要犯，施特劳斯、沃格林、洛维特则是些思想案件的大侦探。思想刑事侦探不是对历史中的思想做道德检察，然后提出政治控罪——那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局的侦探干的事，而是侦察在历史社会的大街小巷中发生的把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搞得鸡犬不宁的思想刑事案件，搞清案情，然后在公共舆论中对思想界的作案要犯提出检控。思想界的作案和社会生活中的作案一样，都是自然而然、永不可能杜绝的事情。　　日常生活需要侦探，思想生活也需要侦探。有了侦探，人们的生活才得安宁。我不敢说毕希纳是现代的思想侦探的第一人，但肯定可以说是前驱之一，或者说是极有智慧的一个。毕希纳仅用五个星期就把“丹东之死”这桩案子搞清楚了，并以索福克勒斯的气度、莎士比亚的文风写出了案情报告《丹东之死》。　　案情报告写成了一出现代悲剧，足见毕希纳被这案子搞得激动得不可收拾。这篇案情报告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在现代思想史上成为一块路碑。一百六十多年来，德国甚至整个欧美思想界不断有人被他尖锐的思想侦探能力吸引；纷纷惋惜他的早逝。的确，要不是因为毕希纳偶然发高烧死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语思想界　　，马克思、尼采恐怕就不会那样作案了。　　在毕希纳的激情之笔下，丹东之死既有苏格拉底的饮鸩气概，又有耶稣的客西马尼园悲情。这些气概和悲情簇拥着一种现代的生存伦理观：一种相当脆弱、但在历史选中的个人身上又相当坚毅的伦理。与苏格拉底和耶稣一样，为了证明一种伦理的正当性；丹东被当时的法律制度合法地审判有罪，被民主地送上断头台。丹东之死属于那种按新理不该死、按旧理又该死一类的历史事件。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总是在新旧伦理的交替时刻发生。　　可是，革命家丹东正是为了新的伦理而发动革命，又被新伦理的革命法庭斩掉脑袋的。丹东之死是桩奇案，就奇在这里。　　写完《丹东之死》后不到一年，毕希纳就发致命的高烧死了。这场突发性伤寒令我生疑：毕希纳发的致命高烧是否与他侦破这宗疑案有关？不过，这倒是案情之外的事了。  霸气书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丹东之死是因为断头台变成了礼拜堂？
丹东的人头被革命法庭斩掉，是因为他像嘉米叶那样，眼睛“曾经为几个不幸的人湿润过”？是因为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往断头台运犯人的马车碾平了一条大道”，觉得罗伯斯庇尔“想把革命变成宣讲道德的大厦，把断头台变成礼拜堂”？总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公安机关杀人太多，于是开始忏悔，不想继续革命，以致同罗伯斯庇尔发生冲突？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冲突，无疑是他的死因。但是，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究竟在哪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他们两人不是革命同志？不都在为新的伦理献身？　　的确，革命后的丹东变了。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时候，丹东不再革命了，整天不是与同伙发犬儒主义的牢骚；就是与妓女调情，说下流话。罗伯斯庇尔对此觉得不可思议：这同志怎么变得像个花花公子？既然丹东的手和心已经变得肮脏，罗伯斯庇尔觉得，在一个以绝对道德为基础的国家里就不该再有他的位置。这就是史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