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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道士2-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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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苗兰和村里的一个小伙拉了一下手，她的脸很红……
“老乡们，别了！”胖子躲在磨房的窗户眼上对着远处的人们挥挥手。
查文斌啃着袁小白给我们准备的口粮，看着屯子里的那一片废墟，他看向我们道：“真确定要走了嘛？”
我肯定地说道：“走吧！这儿不属于我们。”
然后他问了一句：“那我们去哪儿呢？”这句话让我们四个再次陷入了沉默。
是啊，在那个年代，我们出了屯子很有可能连明晚的住所都没有。一旦屯子里的人发现我们逃跑肯定会报告上面进行通缉，到时候给扣上啥帽子那就说不准了。
胖子说道：“随便去哪儿也比这儿强，难道你们不想回家？”
谁会不想？只是，我们是逃出来的，没有介绍信，我们就不能住旅馆，不能买票乘车，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抓住。这里是东北，距离我的老家浙江有两三千里地，我不知道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走，这是没得选择的选择，三男一女，每个人一个布袋，随身的衣物，还有每人十个冰冷的馍馍。我们总共加起来有还有十五元钱，三个男的一人拿了三块五，剩下的都留给了袁小白，我们只想活着。
走到那天苗大爷接我们的站台只用了一个晚上，我们是在逃，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惊起我们的神经，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后有成排的民兵端着猎枪和土铳，有数条熟悉我们气味的猎狗正在顺着这条进出屯子唯一的山路搜寻。
铁路，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据说，这条线每周会有一列火车经过，具体是礼拜几则不一定。这列火车的主要目的是把东北原始森林的木材运出大山，偶尔也会捎带一些需要的客人，我们这里的这座站台就是当年野人屯伐木的时候修建的。
站台的一边是道水渠，这个季节水渠里的水得有半人深，北方的三四月还是相当冷的，那风刮起来呼呼作响，尤其是这水渠边都结了冰棱。我们四个人依偎在一块儿抵御着低温和恐慌，上天或许是眷顾我们的，半个小时候一列火车“况且、况且”的向着我们驶来。
并不是只有铁道游击队的老洪才会扒火车，我们也会，绿皮蒸汽机头行驶在弯曲的线路上，我好像看见了远处那些追出来的人。
我看着窗外那些已经开始发绿的草地，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的念叨：“再见了，是真的再见了。”
火车过了山海关就算是离开东北了，当年大清的八旗子弟就是从这儿杀到了紫禁城，而我们也选择了在这里下车，在往前关卡会越来越多，我们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胖子说他打算回四川老家，不管怎样，那总是窝，我和查文斌肯定是回浙江，小白则选择和我们南下，她是上海人。我们四人去了照相馆，拍了照，又分别留了四人的地址，让老板给邮寄过去，也算是一场缘分。余下的钱，胖子又去黑市上换了点粮票，找了个小面馆，这是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喝酒，白酒，味儿很冲，我不知道眼中的水是分别的泪还是呛出的苦。
临行前，查文斌对他千叮万嘱，要是遇到啥事千万别冲动，胖子喝我们道了别抓上了一列开往陕西的火车，那是一辆运煤车，他钻进了煤堆。
南下的车很多，尤其是上海，我们必须选择货车，谁让我们是黑户呢。天黑后，一辆满载木头的列车货箱里，我们三人一猫挤在一起，没有人再说话，谁都不知道将来到底在何方。
一路上到处都是文革的标语，随处可见红小将们挥舞着手中的彩旗，这一年是文革最后的疯狂，也是他们即将到达的顶点。
对于上海的袁小白，我们无能为力，一起在这下了车又是一场分别，临行前，几番思考，我还是没把那副交给她。或许，这一别就是永远了，留着，也算是个念想吧，这里的繁华与我们无关，我和查文斌属于浙西北。在这里，我和他把所有的钱都凑了出来给了袁小白，这里是城市，想要生活远比农村难的多。
从黄浦江口我们给人免费搬了五天的货，条件是那人回去的时候沿江而上，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家正是这黄浦江的源头：西苕溪。
离开大半年的家乡就在眼前，我和查文斌却像贼一样。家，近在咫尺，但没有人敢回，那些带着红袖章的人想必早已接到了电报。入夜了，远远的，我躲着看，门是关着的，上面贴着封条。我和查文斌约定去狮子山，那里是整个浙西北的最高峰，那儿解放后曾经是集体林场，有屋子，有水，只是这些年早就已经荒废多时。
住在狮子山的日子是单调的，从这里的山顶可以远远地看到整个洪村，哪家的烟囱出烟了，哪家的女人又在打孩子了，哪天村道上又在集体看电影了。每天，我们就守着，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个“家”能够出现有人的迹象。
就这样，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我俩会躲到什么时候。好在这林子里吃的不缺，野菜、野味，自己也还种了点玉米。到底是下过乡学习过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记得那是七月的一天，白天的云参杂着一点黑，黑里仔细看还带着点红，那云是一浪一浪的呈波纹状铺天盖地的。到了晚上夜空又是一片璀璨，白天的时候查文斌在破屋前纳凉就说看着今天的天象有点不对劲，他这人只要无云就会看星象，反正他那人无聊的很，我只能自己和自己玩。
那天晚上格外的闷热，我在屋子里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拿着棕榈树枝做的扇子靠在他边上的大石头边睡觉。
我睡的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是几点了，突然他过来把我从梦里给推醒了，跟我冒出来一句：“小忆啊，搞不好要出点事儿啊。”
好不容易有点要睡着了，我正睡的香，含糊的回应道：“哎哟，我们这老林子里你放心，红小兵们不会摸上来的。”
“不是，你起来看。”他一把把我从石头上拖了起来，然后把我拉到空地上对着天空说：“你看那，看到么，那颗星星是中天紫微北极太皇大帝，最近隐约有黯淡的迹象。”
在我眼里，天上的星星都是一样的，哪有什么区别：“那么多星星，我哪知道哪颗啊，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从小就是个小神棍。”
“你看啊！就那颗，颜色泛红的那颗，它的四周你看，就是有流星划过的那颗。”说话间，天边正中偏北一点的位置刚好有一颗流星划过，这巧让我也看见了。
“流星嘛，有啥大惊小怪的，夏天常有的事儿。”
“我数了一下，这已经是第八颗了，每一颗都是经过同样的轨迹，我总觉得好像今晚要出事，还是大事。”
“我说查爷，这都几点了，估摸着一会儿都要天亮了吧，您不睡我还想睡呢，你慢慢数吧，我走了。”我又继续回到了那块大石头上，一会儿工夫又进入了梦乡。
要说，那一晚要出事的确是有预兆的，本来这林子里夏天的晚上蚊子是到处都是的，可是我那天光着赤膊睡在外面竟然没有半个蚊子。还有，那一晚，林子里格外热闹，所有的鸟儿从入黑起就不上树，一夜到天亮就在空中盘旋。平日里见人就躲的老鼠那天也格外多，我光在厨房就打死了七只，山下村子的狗也一夜叫个没停。
第四十二章相遇
天边“嗖”得又飞过一颗流星，尾巴拖的老长老长向着北方飞了过去，正巧这会儿一片乌云不知道搁哪儿飞了过来恰好把那颗紫微帝星给遮挡住了，查文斌眉头微微一皱心里有了一个念想：难道……
大约十分钟以后，我感觉到睡着的石头晃动了一下，我以为那是在做梦，翻了个身继续睡。不料片刻之后一阵更大的晃动直接把我从石头上摔落下来，我的手撑在地上感觉到大地在摇晃，那座用石板片盖的屋子上面“哗啦啦”得往下滑落石板。
“地震！”这是一个从书上看到的名词，仅仅是听过而已。
据说那一晚，在中国的某个地上，一夜之间有一座城市被完全抹平，死伤人数达几十万。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躲在山头上哪里知道这些。
从那以后查文斌每晚都出来看星星，他有时还会摆出石子计算。我问他看出了个什么所以然。他说，这片土地要出大事，而且很快了。
天象和人事往往会有惊人的巧合。据说在1947年陕北志丹县，有一天下午，西北方天空中有一团很大的火球向西南方坠落。当时陕北的老乡都说：“蒋介石快完蛋了。”果然两年多一点，蒋家王朝就崩溃了。
1976年开春以来，周恩来、朱德两位革命前辈相继离开人世，唐山发生大地震，毛主席有重病有床，这其中难道真蕴涵什么预示吗？我不得知，或许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吧。
那年9月，毛主席病逝，全国陷入了一片哀悼中，我们在山上，但是查文斌却在头一天就已经告诉我了：那颗紫薇帝星没了。
又过了一个月，秋，四人帮正式倒了台，全国的各种冤案都被陆续平反。当我看到我家的烟囱第一次冒烟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家，我离开了整整一年，但是我总算还有一个家。接下来的时间是平反和无穷无尽的调查，我因为是逃离的，知青的手续还在东北，这边的户口又落不下，分不到粮票也拿不到工分。好在当时都知道我父亲的冤案，组织上也没太难为我，只是把我和查文斌带到县城里去做了记录，登记在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是1976年的腊月。过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来的照片，我、胖子还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们三人有没有各自收到。
1977年农历春节，我曾经去过五里铺，但是查家没有人，听他们村里的人说查文斌走了，在一个月之前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师傅一块儿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家，两间土坯房，有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过节，家家户户贴红挂彩，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过的，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亲也同样清白。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他们俩都老了，一下子就头发花白，因为常年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创，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道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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