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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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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朋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01～104页。＇ 并在第3条中规定：“国民经济之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
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甫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47页。＇
据此，1935年资源委员会在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时，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1938），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
国民党政府确立配合国防的经济建设方针，对抗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资源调查和工业建设计划
为调查研究全国各种资源状况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提出相应计划，1932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该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工作，调查了全国矿产、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对化学工业及轻工业有关部分作了分业调查，拟定了统制计划。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从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但实际上注重进行重工业建设。
当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内容如下：
（1）统制钨锑，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2000吨。
（2）建设湘潭和马鞍山炼铁厂，年产30万吨。
（3）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
（4）开发大冶、阳新和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
（5）开发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5000吨。
（6）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和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
（7）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巴县和达县石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
（8）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铔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和硝酸。
（9）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
（10）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页。＇
1936年度，国民党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度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军事委员会批准统制钨锑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于是，资源委员会便开始着手工业建设。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一年多时间内，先后设立了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铅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21家企业。同时从国防考虑，这些厂矿均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重工业三年建设计划中筹设的厂矿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这一计划的拟定以及部分实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交通建设
为了适应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比较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进展也较为显著。
1935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流畅货运，要“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规定“交通运输之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57、762页。＇ 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并对各主要铁路增设防空设施。国民党“五大”还通过了《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际，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罗家伦：《革命文献》，第75辑。＇
至1937年上半年，交通建设有了较大进展。
铁路：
中部南北大干线粤汉路于1936年4月28日株（洲）韶（关）段通车后，全线贯通。广九线也于1937年7月中旬接轨投入使用；东西大干线陇海路的展筑工程到1937年上半年，宝鸡以东至连云港共1075公里通车；
华东干线浙赣路于1936年通车至南昌，迄1937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车；西部南北干线同蒲铁路于1935年9月通车，平绥、陇海两路从此勾通；东南的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同时，钱塘江铁路大桥也基本建成。此外，已经建成的铁路还有杭甬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等。1936年国民党政府还提出了“铁路五年计划”，拟定在5年（1936～1941）内兴建铁路8500公里，其中湘黔、贵南等铁路已开始动工兴建。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13000公里。＇资料来源：张公权：《十年来中国的铁道建设》：《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台北1980年6月印影初版，第271～27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4～95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4～105页。＇
公路：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公路109500公里，其中各省联络公路有29000公里，互通公路达3万余公里；已铺路面者有43521公里，土路65979公里。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主要干线有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京陕、洛韶、汴粤、绥新、绥晋、西兰、西汉、甘新、川滇、湘黔等主要公路。＇资料来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96～29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93～94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5～106页。＇
三、寻求外国援助
（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讲道：
“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并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虽然天天在……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先须征服罗俄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我们中国军人，要明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107～109页。＇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是依赖和依附世界大国。他为给充当大国的附庸寻找理论根据，竟不顾日本《田中奏折》所规定的“惟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既定的侵略计划，并以错误的大前提，得出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的荒谬结论，认为世界列强是不会让他们的中国殖民地为日本所独占的。因此，认为中国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这明显是指依赖国际的方法和力量。因此，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继续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同时，向西方寻求援助，并利用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及在华利益的冲突，牵制日本，试图以此延缓或避免日本的全面侵华，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二）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1933年夏，继热河省的沦陷，长城抗战也因得不到有力支持而最终失败，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希望以《塘沽协定》为契机，在北方，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以拖延时日；在南方，加速“剿共”战争，以期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同时，利用全国人民要求迅速增强国力的心理，向西方求援，以借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加强统治实力。于是，国民党政府宣布“整个国策”是“治标莫急于剿灭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将抗日完全抛置脑后，忙于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为了谋求美国的经济援助，1933年5月6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于8日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会谈。随后，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并同意加入美元集团。国民党政府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急欲倾销的棉麦，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克服经济危机，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从中也部分解决了“剿共”的军费。
华北事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华问题态度渐趋积极，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着重于努力寻求外援，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1936年4月7日，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一行抵达美国，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谈判。5月中旬，“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订，使法币与美元联系起来，从而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市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银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决定收购中国白银，并允诺提供美元外汇来稳定中国币值。这样，国民党政府便通过向美售银，换得大量的美元外汇。
同时，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但是，白银协定的签订，使美国通过购买白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1937年春，孔祥熙率代表团以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的名义赴英，与英国方面进行磋商。7月底至8月初，中英在伦敦达成了各项借款协定：广（州）梅（县）铁路贷款协定（300万英镑）、浦（口）襄（阳）铁路贷款协定（400万英镑）、整理内债借款协定（2000万英镑）。此外，还草签了梅（县）贵（溪）、三（水）梧（州）铁路借款协定（共800万英镑）。
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笔达1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以此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国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到1936年10月，德国交付给国民党政府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包括已在运华途中），其中有钢盔、反坦克炮弹、探照灯、海岸炮、水雷、高射炮、榴弹炮等。
这样，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拈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其中有1934年3月与德国沃尔夫公司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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