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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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康德哪怕是见过一个裸体女人。晚年康德身负世界级盛名，如果他真有情人，该情人能忍得住不跳出来昭告天下乎？　
　　　
　　四川雅安中学政治课本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发展最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简言之，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柏拉图说哲学家是世界上最全面、最正确的人，所以他认为国王最好由哲学家担任——这就是著名的“哲学王”观点。柏拉图不知道，哲学家离开哲学后甚至比不上平庸的普通人。例如西方哲学万世之祖亚里士多德同志，居然认为有些昆虫是泥土变的。　
　　实际上，康德不结婚，完全不是因为哲学，而是因为恐惧：他害怕性交使自己衰老。跟今天的小资怕生孩子一样。这个伟大的哲学家有很多迷信，他曾说，人生只有两件坏事——衰老和结婚。　
　　　
　　康德珍惜体液超过杨贵妃。他认为体液在体内循环流动，只要不消耗，就会永存体内。体液代表生命力，丧失体液就是丧失生命。因为怕流汗，康德从不剧烈运动。他认为唾液有助消化，多吞咽唾液能治疗咽炎。他甚至到处宣传不要接吻，因为这样可以节约唾液。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相信性交等于流失生命力，而婚姻等于慢性自杀。他居然像中国古代庸医一样认为精疲则力竭，还精可以补脑。这种荒谬思想在哲学上是有传统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就认为精液是脑汁，失精等于失去脊柱和脊髓，后背就会剧痛，人就会站都站不稳。　
　　在古罗马，演说家在重大辩论的前夜是严格禁止性交的。　
　　康德不仅从道德上认为手淫是罪恶，而且从医学上认定它有害健康，其恶劣超过自杀。他这样教育青少年：“我们必须告诉他这种行为是丑恶的，告诉他，这样他就把自己搞得无法生育后代。这种行为最为毁损人的生命力，他会早衰，而且他的精神将会受损，等等。我们可以通过不停顿地工作来摆脱这种诱惑，除非必要，远离床榻和睡眠。我们必须通过工作把这些念头驱出大脑，因为，就算这事只停留在想像中，它同样也侵蚀我们的生命力。”　
　　你知道康德为什么如此刻苦地工作了吧？　
　　74岁时，他写到：“未婚（或者很早丧偶）的老人比已婚者更易长葆青春，而这也很可能是长寿的原因。”据说他还有柯城男性居民寿命统计表为证。　
　　所谓“男人40，三大乐事——升官、发财、死老婆”，源于康德。　
　　　
　　随着时代进步，大批研究者开始相信康德是同性恋！理由是：他年轻时在意穿着、他家午餐只请男人、市长西佩与他关系太好、浪泊结婚被他解雇。此外，男友格林每天在康家逗留到深夜，一字一句地跟50岁的康德研读《纯粹理性批判》。1786年格林死后，康德干脆连晚餐也取消了。还有，比康德小29岁的同事克劳斯一生未婚。康德买楼之后，他不仅是午餐固定成员，还分担午餐费用。他在康家也经常待到晚上七八点，这两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经常在柯城逛街，而康德是不喜欢与别人同路的。1787年，康德送了克劳斯一个钻石戒指。后来，康德强迫他批评赫尔德尔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完稿后又将其改得面目全非。克劳斯深受伤害，从此退出午餐聚会，仅仅告诉了浪泊一声就再未出现。　
　　康德传记作者雅赫曼某次深夜拜访康德之后在日记里写了一句“我带着满心的忧伤飞入他的怀抱，把自己童真的吻印上他的嘴唇”，也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警惕。　
　　我对教授科研的尊敬毁于这些超自然想像力。康德有三十六分之一英格兰血统，有些人就敢宣布康德哲学接近英美传统！　
　　事实上，浪泊是因酗酒被康德开除的。康德开除他之后倒是确实无法忘怀，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到：浪泊这个名字必须忘掉！　
　　　
　　其实，康德不结婚，除了惜命，最大的原因是惜金。　
　　康德生活的18世纪战祸频仍，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战争，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虽然都未波及柯城，但当时的欧洲，十分之八的人都挨过饿。　
　　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节俭的人。挨过饿的人都节俭。这并不代表他们道德水准高，只代表他们挨过饿。饥饿让康德的童年黯然，让他的大学梦中断11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饿怕了的康德虽然并非守财奴，却肯定没我花钱那么大方。康校长经常当众感谢父母，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大笔遗产，却也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康校长生性自谦，但每次午餐必表扬自己一次曰：从不欠人一文钱。我觉得康教授最有教育意义的话是：“不管是谁敲我的门，我都可以永远怀着平静愉快的心情说‘请进’。因为我不用看也知道，敲门的那个人肯定不是要债的。”　
　　旧时中国管女孩儿叫“赔钱货”。当然是放屁。欧洲比咱们文明的地方，首推尊重妇女，因此他们那边情况正好相反。当时欧洲女人少有工作，能嫁校长的女人都只会戴帽子看音乐会。因此，康校长要结婚，首先得有钱。席勒就因为没钱差点娶不成冷莎露。康校长奋斗几十年，终于“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可是，一结婚他的财产就得有一半归他老婆。　
　　女人对康校长的吸引力显然没有大到让他愿意转天穷一半。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当我需要女人时，我养不起她们；当我养得起时，我不需要了。”　
　　因此，我要负责任地说，康德绝对不是同性恋。他也没什么绯闻。　
　　他就是一个穷怕了的、节俭过度的孤寒老头儿。　
　　这对他的道德没有影响。　
　　这对他的哲学也没影响。　
　　　
　　在病入膏肓之前，康德认定自己不是为了老婆孩子来这世上的。他有句名言：“没有目标而生活的人，就像没有罗盘而航行的船只。”22岁时，腰无分文的康家教发表了《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康德在该书前言展现了他生命的罗盘。在纵论莱布尼茨和牛顿之后，他说：“我已经画出了我将要坚持不懈的道路。我将上路。没有什么能阻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老婆孩子当然也不能。　
　　当时他很坚定。直到他的弥留之际。　
　　　
　　1801年，身体虚弱的康德辞去大学所有职务，只留下忠实的瓦西安斯基追随左右。　
　　康德曾说：“我们鲜少在光明时想到黑暗，在幸福时想到灾难，在安逸时想到痛苦，不过，反过来的想法却经常出现。”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居安思危。　
　　康德从小居安思危，以至八岁即患疑病症。疑病症本身就是一种病，患者深信自己患了某种恶疾，身体健康却反复检查，医生和检查结果均无法说服他。疑病症约占疾病总数的1％，一般发病于40岁之后，女性多于男性，文化落后地区较为多见。　
　　康德如此重视养生，都是因为疑病症。不过，与歌德相反，康德并不怕死，他说：“生得伟大者，笑对无常。”　
　　疑病症患者康德健康活到80岁，相当于今人活到110。　
　　1803年，康德终于得了胃病。其实并非大病，但他就此逐渐虚弱下去，记忆力江河日下，一只眼失明，最后连朋友也认不清楚了。他只好警告学生们说：“朋友们，我已年老体衰。你们必须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我了。”　
　　康德恐惧年老是因为害怕天才流逝。他说：年高之人，判断力增强，才华却减弱。这是他惟一未能用行动证明的话：康德这个时期留下的遗稿，证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翁仍然拥有澎湃的创造力。　
　　1804年2月12日，长期卧床的康德奄奄一息，闻讯赶来的学生们手足无措地环绕病床。某学生出主意把三大批判搬到床头，希望老师在皇皇巨著簇拥之下充满自豪地踏上黄泉之路。　
　　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结晶，康德忽然泪流满面。他轻叹道：“如果把这三本书换成个小孩子，该有多好！”　
　　人之将死，不打诳语。　
　　因此，康德不可能是同性恋。因此，康德热爱孩子。　
　　将近11点，康德耳语道：好啦（Es　ist　gut）！声落气绝，寿终正寝。　
　　按周作人文章“死法”，康德之死属“老熟，喜丧，油尽灯干”。其言不虚，康德此时油尽灯干，遗体仿佛木乃伊。有意思的是，他首先停柩于每日飨客的餐厅，似乎准备为纷纷赶来的朋友们上最后一道菜，后来才被移柩柯城大教堂。　
　　康德之死，震动欧洲。并不知道自己只能比康德多活14个月的席勒在给友人的信中宣布康德是上天送给人类的“一个意义无限、永垂不朽的礼物”。到大教堂告别遗体的人络绎不绝。不过，遗体告别仪式之所以进行了16天，主要是因为天寒地冻，刨不成墓穴，无法下葬，并非像有些文章所说的“应群众要求”。　
　　二百多年来，康德遗骨几经迁葬，最后藏于大教堂“教授拱顶”之下，前竖铭牌Stoa　Kantiana（康德拱廊），铭牌旁是一尊完成于康德生前的胸像。墓碑上的铭文写于1880年11月21日的迁葬典礼：　
　　　
　　“有两事充盈性灵，思之愈频，念之愈密，则愈觉惊叹日新，敬畏月益：头顶之天上繁星，心中之道德律令。”　
　　　
　　这两句墓志铭源自《实践理性批判》，它体现了康德坚持一生的思想：“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　
　　　
　　当时大教堂收留康德，是教会给校长面子——那个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死进教堂的。但在烽火连天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教堂毫发无损，论者均认为完全是康德在天之灵“罩得住”。不想，到了苏联时代，康校长继续“罩得住”。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曾亲手签发命令炸掉大教堂，柯城党委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就是康德哲学，以此为借口阳奉阴违，软磨硬抗，居然保住大教堂的所有毫毛。以后果论，这可能是该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贡献。　
　　曾因反教会思想而被国王禁止写作宗教题目的康德，却给了大教堂如海福荫。　
　　因此，对信仰不同的人，不能斩尽杀绝。　
　　今天，教堂钟楼里设立康德博物馆，藏有康德手稿和天体面具（Totenmaske），每年全世界有无数康迷来此朝圣，保证了加里宁格勒稳定的旅游收入。不过，虽然康德从未离开加里宁格勒，但除陵墓外，康德遗迹并不多，连市中心著名的康德塑像，在苏联时代也是竖立德共英雄台尔曼塑像的地方。　
　　其实康德并不需要什么遗迹。三大批判，就是永不磨灭的遗迹。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写道：“在哲学之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必得路过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康德”。美国著名学者贝克则记录了美国哲学界流传甚广的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　
　　　
　　康德并非只活在哲学界。他一直活在人民心中。至今，加里宁格勒人结婚的最后仪式仍然是——向康德墓献花。　
　　这些献花人从未读过康德的书。　
　　可他们知道，康德代表世界和平、思想自由和文明社会。　
　　康德逝世后118年，一个中国人在1922年把《康德传》翻译成中文。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有过“路线”的罗章龙。又过了5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更名《康德生平》重印。　
　　那是翻译工具和翻译理论十分幼稚的年代。　
　　然而，那个年代译文的平均质量，超出2006年2006倍。　
　　因为，罗章龙是用心译的。　
　　（2006年7月3日十三稿于北京卧藏居）　


写给一位“同龄者”的墓志铭
毛志成　
　　毛志成，男，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杂文随笔写作，著述颇丰。　
　　　
　　六十多年前，有个人与我同日生。我几岁时，自然不理会那样的事。事实上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更不知道他的生日。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噪一方的特殊人物姓罗，外号“罗大肠子”，是世代“花子王”，即职业乞丐头。时年，他四十来岁。有一次他因饿因病，倒在了我家的门口，身边还有一个破衣烂衫的五六岁男孩在哭。我家尚为富裕，祖辈父辈都信佛，又认出了倒在地上的人是罗大肠子，那男孩自然是他的儿子，便把这一父一子“请”到家里吃了点热汤热饼，又允许他和儿子暂住在我家门外装草料的一间草棚中。此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