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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6期-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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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纹:'真诚地'凭她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啊! 
  晴雯:'高声'要是我,我就不要!'稍作停顿后'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掷下绣绷,站起,用手帕给自己扇风'把好的给她,剩下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 
  '袭人从外屋进来,碧痕、小燕、四儿随进,麝月站起来接应。' 
  秋纹:'站起来走近晴雯'给这屋里谁的?我因前儿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知道知道。 
  晴雯:'扭开身子'我告诉了你,难道你这会子去退给太太不成? 
  秋纹:'笑'胡说!我白听了喜欢喜欢。哪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 
  麝月:'笑'骂得巧! 
  碧痕:'同时笑道'可不是给了那西洋—— 
  小燕、四儿:'跟上去,齐声'——花点子哈巴儿了! 
  '晴雯乐不可支,秋纹愕然' 
  袭人:'尴尬,强笑'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 
  秋纹:'恍然大悟,恢复常态,笑'啊呀,原来是姐姐得了,我实在不知道啊。'走到袭人跟前福了几福'我赔个不是吧。 
   '其余几位围观,笑,互相推搡,晴雯夸张地模仿秋纹向袭人赔礼的神态动作。' 
  袭人:行啦行啦,都少轻狂些罢。谁去取了碟子来是正经。 
  麝月:那联珠瓶得空也该收来了。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以,赵姨奶奶一伙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太太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收来是正经。 
  晴雯:'本已拾起针线,听这话又忙掷下'这话倒是,我取去! 
  秋纹:还是我取去吧。你取你送到三姑娘那里的玛瑙碟去,岂不正好? 
  晴雯:'双手叉腰,笑道'我偏去太太屋里取一遭!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脸虽对着秋纹,眼睛却斜睨袭人' 
  麝月:'一旁微笑'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儿又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 
  晴雯:'冷笑,环顾众人,却并不特别将眼光扫到袭人'虽然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 
  '麝月转身离开,秋纹追上她低声询问,碧痕、小燕和四儿凑拢叽叽咕咕,袭人只当没听见。' 
  晴雯:'往外走,走到门边忽然扭头对着屋里,并不特别对着袭人,而是对所有的人,大声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随着晴雯跑出,闭光,幕急落' 
   
  3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一个农村题材的小说座谈会,当时作协的负责人邵荃麟,在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小说什么人物都能写,这本来是一个根本用不着讨论的问题,中国的古典小说也好,外国的古典小说也好,都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物画廊。但在那个历史的结点上,邵荃麟他感觉到受教条主义理论的束缚,小说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都落入了写“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斗争一番,最后取得胜利的窠臼里,这样的小说不仅违背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也不可能具有艺术感染力,作家越写越苦恼,读者越读越乏味。不消说,邵荃麟是一片好心、苦心,为的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但是,会刚开完,阶级斗争的弦就更加紧绷,作家们遭遇到的已经不是一般教条主义的捆绑,而是更加肃杀的极左浪潮的席卷。不久,邵的言论就遭到猛烈批判,“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这场批判跟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等文化批判一样,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其实,把生活与小说里的人物按“英雄”(或“先进”)、“中间”(或“落后”)、“反动”(或“反面”)来“三分”,已经是不科学的了。没有比人更复杂的宇宙现象了。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上的活人,都会发现,那些活人构成了一个长长的谱系,在可以用“好”与“坏”界定的社会角色之间,会有非常宽阔并且变化多端的芸芸众生的谱段存在。况且,就是谱系两极的,可以称为“伟人”和“人渣”的那些生命,倘若再从纵向解剖他们的灵魂,那么,也会发现出他们的复杂性、暧昧性。“伟人”与“伟人”“伟”得不一样,而且其与“伟”相伴的,还会有不同的“非伟”甚至阴暗的成分;而即使被指认为“人渣”了,也有可能在其心灵深处发现亮点。作家应该本着自己的生命体验,把自己熟悉的人物那生命存在的复杂性描摹出来。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里,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红楼梦》和《金瓶梅》很不一样。后者没有在书里表达出超过“指奸责佞”“因果报应”的社会理想与人文关怀,对笔下的人物刻画生动却缺乏审美指向。曹雪芹却在他那长长的人物画廊里,赋予了对人物的审美判断。他笔下有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洋溢着个性解放光芒,使读者从审美中获得人生启迪的形象,也有像赵姨娘那样“蝎蝎蜇蜇”狠毒而又愚蠢、王善保家的那样挟势兴风招来耳光等作者不藏其鄙夷,更令读者齿冷的猥琐角色。但总的来说,他写的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那样的芸芸众生。在大观园的丫头形象谱系里,他把每一个角色的性格都勾勒得鲜活跳脱,秋纹在上面那场戏里,就一下子与别的丫头区别了开来,成为了独特的“这一个”。 
   
  4 
   
  跟怡红院里别的丫头们相比,秋纹确实堪称“中间人物”。 
  晴雯不消说了,是一块爆碳,由着自己性子生活,她虽然喜欢宝玉宝玉更喜欢她,却从来没有对宝玉私情引诱或娇嗔辖制,对王夫人她毫无“权威崇拜”,对袭人所谋取到的“半合法姨娘”身份嗤之以鼻,她算得是一个反抗性的人物,秋纹跟她的心灵距离不啻千里之遥。 
  袭人与晴雯思想境界、性格特征、处事方法全然相异,就思想倾向而言与薛宝钗的封建正统观念强烈共鸣,但不能因此就把她定位于“反面形象”,或简单地责备她“虚伪”“奸诈”,曹雪芹是把她作为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来塑造的,袭人外表的柔顺掩盖着内心的刚强,她那股刚强劲儿以无微不至地渗透到宝玉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的“小心伺候,色色精细”,加以“情切切”地“娇嗔”,牢牢地笼络住了宝玉,使宝玉视她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依靠,并且也是很理想的长期性伴侣,她具有很强的主动进取精神,按部就班、耐心韧性地去争取个人幸福——成为宝玉除正室外的第一号侧室。袭人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该收时能收该放时能放。秋纹跟她一比,那就太浑噩了。袭人对王夫人与其说是效忠不如说是主动去参与合谋。她对家族权威“忠”而不“愚”。秋纹呢,对贾母也好,王夫人也好,除了仰望,没有别的视角;不过是得了一点唾余,就感恩戴德到不堪的地步。在晴雯与袭人之间,她的生存状态和言谈做派显得那么颟顸可笑。 
  或许她的性格与麝月比较相近。麝月是恬淡平和的。左有以天真魅惑宝玉的晴雯,右有以世故控制宝玉的袭人,她能与世无争,左右不犯,实属不易。宝玉曾惊叹麝月“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并在与她单独相处时替她篦头,但麝月的效袭人“尽责”,只不过一种性格使然的惯性,并没有谋求地位提升,更没有取袭人地位而代之的因素在内;对宝玉给她“上头”的意外恩宠,也并没有仿佛得了彩头似的得意忘形。麝月虽也很“中间”,却比秋纹境界稍高。 
  秋纹真是不堪比较。小红攀上凤姐那高枝之前,偶然给宝玉倒过一杯茶,恰好被合提一桶洗澡水来的秋纹和碧痕(有的古本“碧痕”写作“碧浪”,想来与她专负责伺候宝玉洗澡相关)撞见,秋纹和碧痕一起醋意大发,后来找到小红将其羞辱一番,当时秋纹的话听来也颇锋利:“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故,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但她真好比燕雀难知鸿鹄之志,小红表面上只是软语辩解,心里呢,秋纹辈做梦也想不到,人家早把怡红院乃至整个贾府的前景看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就是后来攀凤姐的“高枝”,也绝非希图在那“高枝”上永栖,不过是为的“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秋纹等凡俗人物怎会知道,就在她们以为小红是要在怡红院里“争巧宗儿”而泼醋詈骂的时候,人家已然大胆“遗帕惹相思”,锁定了府外西廊下的贾芸,为自己出府嫁人的生活前景早做打算,一步步坚实前行了。拿秋纹跟小红相比,她不仅太“中间”,也太庸俗,太卑琐。难怪姜祺说“一人有一人身份,秋姐诸事,每觉器小”。所谓“器小”,就是精神境界卑微低俗,没有什么亮点。 
  确实如此。芳官的性格锋芒不让晴雯,王夫人对她兴师问罪,她敢于随口顶撞。四儿,原叫蕙香,她跟宝玉生日相同,就敢说出“同日生日就是夫妻”的玩笑话,为这一句话她被撵逐,但也不枉在怡红院一场。春燕,也就是小燕,她够平庸的了,但毕竟她还记得宝玉说过的一段关于女儿从珠宝变成失去宝色,嫁人后竟变成鱼眼睛的一段话,她或许并不懂得那段话的深刻内涵,但她听了记住,并在关键时刻能完整地引用出来,说明她的精神世界里,多少还渗透进了一点新鲜的东西。连坠儿的偷窃虾须镯,我在另文有过分析,指出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消极反抗,总算做了件不平庸的事情。最接近秋纹状态的是碧痕,第三十一回里晴雯透露,一次碧痕伺候宝玉洗澡,足足两三个时辰,洗完了别人进去收拾,发现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可见碧痕起码还享受过一点浪漫,晴雯的话头里并没有提到秋纹,秋纹虽然跟碧痕共提过一桶为宝玉准备的洗澡水,但她似乎到洗澡时就不再参与了,否则“嘴尖性大”的晴雯不会不点她的名。这样看来,秋纹可真是既无大恶也乏小善,既无城府也不浪漫,成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具体环境里最庸常鄙俗的一个生命。 
   
  5 
   
  安东·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小说与戏剧,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反庸俗。过去有论者论及这一点,一唱三叹。 
  契诃夫当然了不起。反庸俗,这确实算得是人类各民族文学作品最相通的一个伟大主题。但有论者提出契诃夫是世界上头一位着力于反庸俗的作家,则尚可商榷。我以为,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实也自觉地贯穿着反庸俗这一伟大的主题。 
  什么是庸俗?平庸不是罪过。世人里平庸者属于绝大多数,对这绝大多数“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总体上说,不应该责备,而应该怜惜,尊重他们的生存,理解他们的心境,说到底,革命者倡导革命也好,改革家推行改革也好,其目的,都应该是造福于这数目最大的社会群体。平庸的生命不要去伤害,不要去反对。不要把反庸俗,错误地理解为针对社会芸芸众生,去否定他们的生存权,对他们实行强迫性改造。庸俗,指的是一种流行甚广的精神疾患,这种疾患犹如感冒,一般情况下,虽然具有多发性、反复性,却并不一定致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庸俗泛滥,那就像流行性感冒肆虐一样,会死人,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损伤,绝不能等闲视之。 
  庸俗这种社会疾患,不仅“中间人物”大都感染,某些“先进人物”乃至“英雄人物”,有时也未能免俗。恶人那就更不消说了,尽管也真有“高雅的恶人”,但“俗不可耐”是绝大多数“反面人物”的典型特征。 
  这里只说集中体现在一般庸人精神里的庸俗疾患。秋纹就可以作为个案加以剖析。 
  惧上欺下。这是庸俗的典型表现。秋纹对上层主子的“权威崇拜”,上面已经揭示过了,她对地位比自己低的小红“兜脸啐了一口”然后破口大骂,上面也已经讲到,而且,在其他丫头们都并不觉得以“西洋花点子哈巴儿”影射袭人,以及讽刺一下王夫人赏赐袭人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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