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王祯-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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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王祯生活的时代　



　　　　　王祯，字伯善，生于公元1271年前后，山东东平人，是我国元代著名的　

农学家。　

　　　　　王祯生活的时代，正逢元朝的前期和中期。　

　　　　　1271年，正是王祯出生的时候，忽必烈废除了“蒙古”国号，取《易经》　

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的意思）。1272　

年，迁都今北京，当时叫大都　（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1279年灭　

亡南宋，中国复归于统一。　

　　　　　元朝的疆域，“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东尽辽左　

　（辽东），南越海表”，比汉唐盛时更加辽阔。有些地方还超出了今天的国　

界，如辽阳行省就统辖着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是最高行政部　

门，设中书令，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统称丞相。　

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掌兵权，设院使、副使。　

御史台掌司法，设御史大夫。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大都附近的河北、山西、　

山东地区叫“腹里”，其他地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　

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设立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些　

　“行省”，后来发展成行政区的名称，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省区的规模。　

行省长官设置同中书省，有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　

行省之下为路、府、州、县，设总管、府尹、州尹、县尹；又都各设“达鲁　

花赤　（管民官）”，由蒙古人担任。　

　　　　　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宣慰使都　

元帅府，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加以　

提倡。这是因为蒙古人所建立的国家横跨欧亚，其中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　

仰各异，故对于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元朝统治时期，　

上述各种宗教在中国都有了很大发展。　

　　　　　忽必烈封吐蕃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成为掌握吐蕃政教事务的首领。　

　　　　　1279年，八思巴卒，得赐号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他的后　

继者也都称帝师。元统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方面，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钱财。　

　　　　　1291年，全国估计共有佛教　（包括喇嘛教）寺院4万余处，僧尼20余　

万人。僧侣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还经常得到元政府的赐予。　

　　　　　元代道教的地位仅次于佛教，在北方广为流传的是道教三大派别之一的　

全真教。1276年元军攻入南方后，对正一教（天师道）也注意加以利用，曾　

召其天师到大都。　

　　　　伊斯兰教徒在元代称为“答夫蛮”，多为大食人，善经商。元朝政府就　

利用这一点让他们为自己经商贸易，有时还任用为负责财政的官吏。　

　　　　　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意为信奉基督教的人，属“罗马派”），在　

蒙古军西征后陆续来到中国。忽必烈时，南北各大城市都有他们居住。　

　　　　　元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元统治者以少数民　

族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他　

们把各民族人民划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以制造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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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治之，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蒙古人为第一等，包括原来蒙古各部的人。他们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拥有种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但实际上，蒙古族的下层人民同其他　

各族人民一样，同样受着蒙古贵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贫困，有些　

甚至被卖为汉、回之家的奴婢。　

　　　　　色目人为第二等，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　

洲人。他们归附蒙古较早，故最得信任，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汉人为第三等，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来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　

　　　　　南人指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低，属第四等。元朝统治者把　

汉族分汉人和南人，是为了分化瓦解他们，削弱他们的反抗力量。　

　　　　　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　

人，南人则极少有这种机会。地方上的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担任，而以色　

目人当同知，汉人当总管。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　

在刑法上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分属不同机关审理。量刑上也不平等，如规　

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流放充军，而汉人　

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经济上规定政府括马（强买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　

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全取。此外还有汉人、南人不得私藏兵器等　

种种不平等的禁令。　

　　　　　元代的军事制度，是在蒙古政权军事制度的基础上日趋完备的。专门卫　

护皇帝的宿卫诸军，如怯薛军、五卫　（左、右、前、后、中五卫）亲军等，　

是中央禁军。怯薛军由贵族子弟充任，设怯薛长，归皇帝亲统。五卫亲军隶　

于枢密院，设亲军都指挥使。此外，大朝会用的围宿军、大祭祀用的仪仗军、　

巡幸护驾的扈从军、守卫皇帝财产的看守军、夜间巡逻的巡逻军、保护漕运　

的镇遏军等，也都属于宿卫军。　

　　　　　镇守地方的是镇戍军，归枢密院调遣。其中，蒙古军由蒙古、色目人组　

成，屯驻“腹里地区”；探马赤军由契丹、女真人组成，其间杂以由北方汉　

人组成的汉军和南宋投降过来的新附军。在一些地方还有不出戍的乡军，如　

辽东的仭�　（jiǔ）军、女真军、高丽军，福建的畲（shē）军、云南的寸白军　

等。各地驻军都有屯田。军户另编户籍，子孙世袭。　

　　　　　元代在全国各地遍设驿站，签发民户为驿卒，叫站户（即站赤）。驿站　

有使用马、牛、狗、引车等的陆站和使用船的水站。站户的户籍也是独立编　

制的，“北地”的归通政院统领，“汉地”的归兵部统领。与一般驿站相辅　

而行的又有急递铺，用来传送紧急文书。　

　　　　　在元代，蒙古皇帝、王公、贵族、色目商人、寺院僧侣和一部分汉族大　

官僚地主组成为统治集团，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　

以后，都得到了皇帝赏赐的大量土地，从而变成了大地主。寺院也经常得到　

赏赐土地，大都的大护国寺有水陆田多达10余万顷。色目商人和汉族大官僚　

地主也都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就以这些土地作为剥削农民的手段。　

　　　　　元代北方农民负担的赋税名目有二：一为税粮（丁税、地税），以丁口　

和土地纳税。但丁税多地税少；一为科差，以户为单位征收。在江南，主要　

征两税和科差，这是正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和强派勒索，如括马　

　（强买民间马匹）、和买（官取民物只给很少的钱）、和雇（强派劳役）等　

等。　

　　　　　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除交纳地租外，还必须忍受严重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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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剥削。地主可将佃户随田转让，甚至干预其子女的婚姻。　

　　　　　比佃户身份地位还低的是驱口。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公开　

买卖，如在大都即设有人市。驱口不能与“良人”通婚，而且“所生子孙，　

永为奴婢”。元代驱口主要来自战争俘虏，也有因犯罪、贫困自卖或被拐卖　

等情形而成为驱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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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王祯农书》的写作　



　　　　　元朝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开始重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　

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　

　　　　　1260年，忽必烈上台不久就设立了十路宣抚司，以通晓农事者充劝农　

官。次年，设劝农司，置劝农使。　

　　　　　1270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农桑水利事宜的政府机构司农司，它可以派遣　

劝农官到各地巡视农业生产的情况，还有权申报地方官在农事方面勤惰的材　

料。攻下南方后，1288年在江南又设立了行大司农司和营田司。　

　　　　　司农司等机构的设立，对元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使农民掌握生产技术，提高农产量，忽必烈还派人遍求古今农书，　

组织写作，于1273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这部书在历代农书（如《齐　

民要术》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生产经验，记载了新作物的推广情况。元　

朝政府把它颁行全国，命令各地宣传推广，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元朝政府还在全国农村推行村社制度，以50家立一社，选年高晓农事者　

一人为社长，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农民　

都要在田旁立牌，书明属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检查。　

　　　　　元朝政府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设置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以掌　

水利。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　

　　　　　大运河于隋代开通后，至元初已经年久失修，不能贯通，由南方北运大　

都的漕粮只好水陆两运。为了解决漕粮运输问题，元朝在1289年开会通河，　

即自须城（今山东东平）到临清的一段运河，长250余里；1292年又开通惠　

河，引大都西白浮泉等水穿过大都，东至通州入白河，长160余里，为运河　

最北段。这样，从杭州到大都的南北大运河又畅通了，它对漕粮北运、南北　

物资交流和沿岸农田灌溉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如江南三吴地区的淀山湖　

工程、陕西关中地区的泾水工程、西夏地区的水利工程等，也都是很重要的。　

　　　　　由于元朝政府在忽必烈时期采取了这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广大　

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下，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从垦田面积看，元朝中　

叶，江浙行省已有官、民田地99万余顷，河南行省有118万余顷；今内蒙、　

云南、新疆等边地亦有屯田15万余顷。　

　　　　　河南由于荒地大都垦辟出来，流民纷纷回籍，竟使地价涨至原来的十倍、　

百倍。其他如两淮、四川等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土地也大都得到了开垦。　

　　　　　人口增加的数字见下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1235　　　　　　　　　　　　870000余户　　　　　　　　　4750000余口　

　　　　　　　　　　　1271　　　　　　　　　　　近2000000户　

　　　　　　　　　　　1290　　　　　　　　　　　13190000余户　　　　　　　58830000余口　

　　　　　　　　　　　1293　　　　　　　　　　　超过14000000　

　　　　　垦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标志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棉花的种植在元代得到了推广。　

　　　　　宋代，棉花还仅在闽广和陕西等少数地区种植，到元代就向江南和北方　

许多地区普及了。　

　　　　　1289年，元朝政府在浙东、江南、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置木棉提举司，　

年征木棉10万匹，以后成宗　（1295—1307年）时又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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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说明棉花已广泛种植。这对改变中国人民的穿衣习惯，有很大意义。　

　　　　　王祯的家乡——山东东平，在元初已是封建文人荟萃的地方，早在窝阔　

台时代（1229—1241），万户严实就曾经在东平“兴学养士”。当时的名士，　

如李昶、王磐、徐士隆、李谦等都曾在东平先后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为封　

建王朝服务的人才，著名的有徐琰、申屠致远、孟祺等人。其中孟祺在1270　

年曾任山东西道劝农副使，曾参与编写过《农桑辑要》一书。　

　　　　　王祯可能受孟祺的影响而开始接触农学，他在《王祯农书》中曾引用许　

多《农桑辑要》的资料。　

　　　　　王祯在1295年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任职6年，后于1300　

年调任信州永丰县　（今江西广丰）县尹。他在旌德县尹任内，一直过着极为　

俭朴的生活，从未搜刮过民财。不仅如此，他还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