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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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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于我们的；对于它们的性质、次序及数量，我们基本上无法控制。它们无所谓真假，它们只是存在着罢了。只有我们对它们的说法，我们给它们所定的名称以及我们关于它们的本原、性质和遥远的关系的理论，才有真有假。
①泰勒在他的《形而上学大纲》一书中所作的卓越的实用主义解释。
实在的第二部分，为我们的信仰所必须考虑的，就是我们的感觉之间或它们在我们心里的摹本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这部分又可分为两种：（1）可变的和偶然的关系，如日期和地点；（2）固定的和根本的关系——因为是建立在它们的条件的内部性质之上的。两种关系都是直接知觉的材料，都是事实。但后一种事实，对我们的认识论来说，是实在的更重要之部。所谓内部关系，也就是“永恒”的关系，不论何时，只要比较一下它们的可感觉的各个条件，也就知觉了。这种关系是我们的思想——数学的和逻辑的思想——所永远必须考虑的。
除了这些知觉之外（虽然仍大都以它们为根据），实在的第三部分就是过去已有的真理，这也是每一个新的真理探求所必须考虑的。但比较起来，这第三部分的抵抗力要小得多，结果总是它让步的。关于这三部分实在永远在那里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构成这一点，我在上一讲中已经谈过，这里只是再提醒大家一下罢了。
但这些实在的因素，虽然都非常固定，而我们对付它们，还是有一定自由的。拿感觉来说，感觉的存在，我们虽不能控制，但是在我们的结论里，我们注意哪个，着重哪个，毕竟得凭我们各人的利益来决定。着重之点不同，结果构成的真理可完全不同。事实全同，我们的看法可各异。同一个滑铁卢之战，具体情节绝无二致，而英国人看来是“胜利”，法国人看来是“败北”。同样，宇宙也如此：乐观主义者看作是胜利，悲观主义者看作是失败。
因此，我们对实在的怎样说法，全看我们怎样给它配景。实在的实在，由它自己；实在是什么，却凭取景；而取景如何，则随我们。实在的感觉部分和关系部分全是哑的，它们根本不能为自己说话，而要我们代它们说话。正由于如此，理智主义者如格林及凯尔德二人竟至把感觉摒除于哲学的认识范围之外，但实用主义者并不愿这样走极端。一个感觉，很象一个诉讼里的当事人，他把案件委托了辩护律师，就在法庭上听凭辩护律师按照他认为最方便的方式代他陈述案情：陈述得好也罢，陈述得不好也罢。
所以，就是在感觉的领域内，我们的心也仍有一定任意选择的自由。凭我们的取舍去留，而划定这领域的界限；凭我们的好恶重轻，而划分它的前景和背景；凭我们的顺序，而从这个角度或那个角度去看。总之，我们拿到的是一块大理石，而雕成石象的是我们自己。
以上所说，同样也适用于实在的“永恒的”部分：我们对于内部关系的知觉，同样地可以自由移换，自由排列。我们可以用各种顺序去解释它们，可以按各种方式给它们归类，可以把任何一个知觉看成更为基本，更为重要；一直到我们对于它们的信仰构成了真理的各个系统，如逻辑学、几何学、算术等等。在每一个系统及所有的系统中，其整体的形式和秩序，明显地是人为创造的。
因此，且不说人生的行为还在对实在不断地增加着新的事实，人类早就把他们的思想形式深深地印上了整个的实在的第三部分（就是上文所说的“先前的真理”）了。虽然每一个小时都带来新的知觉，带来感觉和关系的新事实，要我们认真加以考虑；实际上，我们在过去时间对这些事实的整个处理经验，早就贮存在“先前的真理”中了。所以，只有前二部分实在中极小和极新的一部分才是没有经过人的作用的；而且即使这极小极新的一部分，也必须立刻“人化”起来，和已经人化了的大部分相同化，相适应。事实上，要是我们没有一个预先的概念，约略知道可能得些什么印象，我们就不可能吸取任何印象。
所以，如果说人的思维以外还有任何“独立”的实在，这种实在是很难找到的。这只能指某种刚进入经验而尚未定名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对它还没有产生任何信念，人的概念还没有适用以前经验里某种想象的原始之物。这种所谓实在，绝对是哑的，虚幻的，不过是我们想象的极限。我们可能瞥见它，但决不能握住它。我们所能够握住的，永远只是由人的思维所已经“烹调过”和“消化过”的它的替代物而已。可以说，不论在哪里找到它，它总是“装扮”过的了，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么粗鄙说法的话。席勒说，独立的实在只是一块不抵抗的原料，是让我们随意塑造的——他说的正是此意。
这就是席勒关于实在的可感觉中心的信念。我们能“碰上”它（用布拉德莱的话），却不能占有它。表面上，这很象康德的理论；其实，康德所说的在自然界开始以前就闪发的范畴和席勒所说的在自然界里逐渐形成的范畴，这中间就存在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整个鸿沟。从真正的康德派看来，席勒比康德，何异鬼魅比天神！
别的实用主义者也许对实在的可感觉中心还会有更积极的信念。他们也许想一层层地去掉了人造的外皮而达到实在的真正独立的本质。他们也许能建立一些理论，说明实在从哪里来的等等；只要这些理论能完满地生效，它们就是真的。先验唯心论者说，实在并没有中心，最后完成的外皮同时就代表实在和真理。经院哲学还在宣传这中心是“物质”。柏格森教授、海曼士、斯特朗等都相信有中心，并勇敢地想加以界说。杜威和席勒则当它是一个“极限”。所有这些或其他类似的解释中，除非有一个最后证明最令人满意，否则，哪一个最真呢？既然一方面有着实在，另方面一定有它最完满的、不可能再加以改善或改变的解释；而只要这“不可能”是永远的，这个解释也就绝对是真的了。关于真理的内容，我再也找不出任何旁的意义。如果那些反对实用主义的人说有，就请他们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既然真理并不就是实在，而只是我们关于实在的信念，那就必然含有“人的因素”；但这些人的因素，只有在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认识的这一意义上才能认识那非人的因素。譬如问，“河与岸，究竟是河造或岸，还是岸造成河？一个人走路，是右腿为主，还是左腿为主？”要在我们认识经验的生长过程中把实在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加以分别开来，就等于想回答这两个问题一样，是不可能的。
上面所说，就是人本主义立场的简单陈述。好象诡辩吗？如果这样，我愿再举几例加以申说，以使大家对这问题能有更充分的认识。
在许多常见的事物中，我们都会体验到这个“人的因素”。一个实在，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形成概念，以适应我们的目的。譬如27这个数字，你可以当它是三的立方，或三乘九的乘积，或二十六加一的和，或一百减七十三的差等等：每一种都是真的。再譬如一个棋盘，你可以当它是白底黑方，或黑底白方，也没有一个概念是假的。
再看这个附图。你可以当它是一颗星，或两个交叉的大三角形，或一个正六边形的各补角线延长，或六个等大的三角形的底尖相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真的看法，纸上的可感觉的形式并不抵抗这些看法中的任何一个。一条线，你可以说它是向东，也可以说它是向西。两种说法，线的本身都能够接受，都不觉有何矛盾。
我们把天上的星划成许多星座，它们都只是耐心地听我们划分和命名。要是它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的话，也许有某些颗星，对我们为它们搭配的伴侣，会感到惊异。同是这北斗星座，我们既叫它为“查理的战车”（Charles’sWain），又叫它为“大熊”（GreatBear），又叫它为“杓”（Dipper）。三个名称没有哪一个是假的，都同样是真的，因为个个都适用。
所有这些例子之中，我们都在某一个可感觉的实在之上人为地给予了一些增加，而实在也忍受了我们的增加。所有这些增加，都与实在“相符”。它们都与实在正合适，同时还充实了实在；没有一个是假的。要认为哪一个更真一些，那全看人给它派的用场而定。假使27是指抽屉的钱数，我原先放的是28元，那末，这27便是28减1的差。假使27是指一块木板的寸数，我想用它来插入一个26寸宽的架子，那末，这27便成26加1的和。假使我要天际的星座显得庄严一些，“查理的战车”这名称就比“杓”更真一些。我的朋友迈尔士就曾幽默地表示气愤，说为什么这样庄严的一个星座要使我们美国人只是联念起厨下的一个杓子。
我们究竟应该把什么叫做“物”呢？看来，这完全是随便的，因为我们能划分出任何东西，来适合我们人的需要，正象我们划出星座来一样。譬如这里的整个听众，我就看成是一“物”，一会儿专心，一会儿不安定。目前我不需要想听众中的各个人，所以我也就不考虑他们。同样，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也都如此。但是，女士们，先生们，在你们看来，把你们叫做“听众”，只是一种偶然的称呼法。对大家来说，你们个人才是永远实在之“物”。另外，要是从解剖学家来看，那些人又不过是许多机体，其实在之“物”不过是一些器官。再从组织学家来看，实在之“物”又不是器官，而成了组成这些器官的细胞。若再从化学家来看，则更会说，实在之“物”不是细胞，而是细胞的分子。
所以，我们可以把可感觉的实在之流随意分割成各种“物”。我们创造着我们一切真假命题的主辞。
我们也创造宾辞。许多“物”的宾辞，都只表示这些“物”和我们以及和我们感情的关系。这些宾辞，当然是人的增加物。譬如凯撒渡卢比康河，他是对罗马自由的威胁，也是美国学生的一个灾星，因为他的作品难读，美国学生见了害怕。这后来增加的宾辞，对他来说，和前面的一切宾辞是同样真实的。
这里，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会怎样自然地达到这个人本主义原则：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人化了的遗产。在我们把它们系统化起来而构成的各种理论里，一切内部秩序和排列，全都受人的考虑——理智的统一，也是考虑的一种——的支配。数学、逻辑学本身，就充满了人为的再排列。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也大大依从于人的偏好。我们带着我们的祖宗和我们已经建立的信念投入到新的经验领域中去。这些信念决定我们注意什么；我们注意什么，决定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又决定我们有什么经验。这样层层相因，所以虽说有一个可感觉的实在之流存在，而它的真，从头到尾，主要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
我们充实实在之流，是不可避见的。重要的问题是：实在之流经过了我们的增加，究竟在价值上是增高了呢，是减低了呢？这些增加，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我们不妨把宇宙假设为只包括七颗星、三个观察者和一个鉴定者。一个观察者叫那七颗星为“大熊”，另一个叫它为“查理的战车”，再一个叫它为“杓”。究竟哪一个人的增加，使这七星宇宙最美好呢？如果鉴定者是迈尔士的话，他一定说美国观察者的那个增加是最不行的了。
陆宰曾在好几个地方作了有深刻意义的提示。他说，我们往往在实在和我们的理智之间天真地假定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也许和真的关系是恰恰相反的。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实在是现成的、完全的；我们的理智所具的简单任务，只是描写那现成的实在而已。陆宰就问，“但是我们的描写本身，难道不就是实在的重要增加吗？先前的实在本身，与其说只为了能够在我们的认识里不变地复现而存在，难道不能说更为了刺激我们的理智，使它产生一些增加，来提高宇宙的总的价值而存在吗？”倭肯教授在某处曾用过这样一句话，“提高已被发现的存在，”这句话使人想起伟大的陆宰的提示。
我们实用主义的概念，也恰恰是这样。在我们认识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里，我们都起着创造的作用。我们对实在的主辞和宾辞都有所增加。这世界的确是可塑造的，是等着我们去给它最后修饰的。象天国一样，世界也是服服帖帖地听凭人类亵渎的。真理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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