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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那穆提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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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已有多年没有在德里演讲，他早年的传奇引起了许多群众的好奇与兴趣。科学家、政府官员、外交官、学术界人士以及托钵僧都前来聆听他的演讲和讨论，他们提出了许多有关印度当前残酷事实的问题。他们发现克里希那吉是一位安静而又慈悲的听众。他们质疑克的教诲不当，他们认为他根本无法解决贫穷与种姓制度的问题。克里希那吉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们是否了解这些难题的本质？
他们想在这位现代智者的身上，寻找印度教精神领袖辨喜的影子，结果却令他们十分迷惑。他们根本无法把这位高人纳入他们所熟悉的圣人和托钵僧的行列中。他认为要想解决贫穷问题，人们必须先解除内心对物质的独占欲，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才能有效地平均分配食、衣、住、行的物资。由于觉察到发问者的无知，他棒喝他们：“心就是你，它坐在一个火山口怎么能平静呢？”他主张放下所有的信仰、秘密教诲和刻意的修炼。他告诉在场的群众：“自我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存有，而是不停流动的溪水。”
大部分的印度人都目睹了争取独立的奋斗过程，以及群众运动的力量，他们觉得要想建立新的印度，大多数人都应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克里希那吉告诉他们：“要想创造出新的结构，我们必须既是建筑师，又是营造商和建筑工人。”有人问他个人能做些什么，他回答：“你们考虑的总是大型的运动、众人的行动和责任。然而没有人愿意负起个人的责任，你们为什么不先清扫自家门前的马路？那条马路就是你的心。”
他继续探索思想和心智的真相。“我们总认为‘我’和思想及心智是分开的，‘我’这个思想者真的有别于思想吗？如果有分别，思想者就能操纵思想。‘我’有别于它的本质吗？去除了思想，思想者还存在吗？”他说完每句话都要停顿一下，好让这些话沉潜于听众的意识。
“我们总认为只有‘我’是永恒的，因为其他的想法都有生灭。如果思想者是永恒的，那么思想者就能改变或控制思想，然而这个‘我’不也是思想的产物吗？你的心把‘我’和思想分开，因为它无法面对无常。思想是无法了解未知的，心智只能从已知中解脱。要想发现超越思想的境界，思想必须停止。思想是无法使我们有多大进展的。”
12月克接受总理的邀请，晤面地点在总理官邸，我当时也在场。贾瓦拉哈尔？尼赫鲁刚从斋浦尔国会返回，看起来极为疲倦和沮丧。他告诉克里希那吉：“近来我非常忙碌，但是又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他问克里希那吉如何才能遏止那股正在迅速瓦解的势力。克里希那吉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必须先转化自己。
尼赫鲁问道：“这股瓦解的势力是这么快速，光靠个人的转变太慢了。整合的力量有可能超过瓦解的势力吗？”
克里希那吉回答：“这是可能的。”
接着他们开始讨论个人如何才能重生。克里希那吉说：“只有透过关系的互动才能产生自知之明。你必须观察自己和人、事、概念、大地以及周遭世界的关系，同时还要观察内心的反应。关系就是披露自我的镜子，缺少了自知之明，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思想和行动。”
尼赫鲁插进来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着手？”
克回答：“就从你现在的立足点开始。试着去读你心中的每一个字眼、每一句话。”
尼赫鲁很专注地聆听，但是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倦容。他问道：“人的通性是什么？”
“避免痛苦和追求快乐。”克里希那吉回答。
尼赫鲁接着探讨人类的暴行背后所潜藏的恐惧，他问克里希那吉从自知之明中所产生的行动能不能解脱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往往是大部分人类行为的驱策力。
克说：“要想解脱恐惧，人必须觉察自己内心的恐惧活动。觉察的本身就能解除恐惧。”
除了一两次之外，尼赫鲁和克里希那吉似乎未能形成真正的沟通。这位总理虽然很感兴趣，但是他实在太疲倦了，他不断靠抽烟来保持清醒。他转回先前有关整合以及如何产生自知之明的问题。“人要如何才能了解自己？”他一直追根究底。
克里希那吉回答：“观察外在，也要观察内在的起心动念。思想者到底是谁？思想真的有别于思想者吗？”他接着谈到人类急需产生深刻的意识变革；缺少了众生一体的感受，人类很可能无法再延续下去。这些话好似预警。它们贴切地预测了80年代的动乱和四分五裂。
在回家的途中，克里希那吉显得有些不安与哀伤。他说尼赫鲁有一副优秀而敏锐的头脑，可惜浪费在政治上了，而政治是要人命的。晚餐时，克里希那吉和罗氏兄弟探讨印度的瓦解：“社会一直在瓦解中，社会改革者到底能做些什么？他难道不也是加速瓦解的势力吗？改革者考量的大多是效果和重组的问题，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能深入问题的根源。”克里希那吉如此询问自己，他想知道甘地吉到底是改革者或革命者。
B。N。罗爵士回答，甘地吉具有革命者的视野，他有宏观的能力，他不只是一名改革者而已。
“他在思想上也许是一名革命者，但是执行起来，他的视野便窄化了。一旦陷入政治，甘地吉必须有所妥协，于是他的革命感就消失了。最后只好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克里希那吉作了以上的思考，他询问B。N。罗爵士，印度到底有没有高效率的领导者。
“印度的领导者似乎都很无能，人们对这股迅速瓦解的势力感到绝望，同时却又有一线希望。印度有两条路可走，它可能会彻底瓦解，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反之，如果每个人都找到瓦解的根由，他就可能察觉自己的责任，拒绝被这股洪流淹没，如此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社会才能产生。”克里希那吉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非常感兴趣。
他再度提起他和尼赫鲁的会晤，这位总理优秀的头脑令他深感兴趣，不过一个如此敏锐的心智却陷入了政治，他觉得很悲哀。他说：“政治只能使心智退化，它会阻碍心智的充分发展。”
阿难特美？玛是当代最著名的活圣母（译注：指那些能转化自我感，和原始母性能量沙克蒂合而为一的女性）。她在北印度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她也前来参访克里希那吉，因为她从不进入他人的屋内，因此晤面地点改在花园里。她不会说英语，两人必须通过翻译才能沟通。她面带微笑，看起来光华四射。她说多年以前她看过克里希那吉的照片，而且知道他是一位高人。她问他：“你为什么否定上师的地位？你自己就是上师中的上师。”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二部分
第13章 你为何不先清扫自家门前的马路？（2）
他回答：“因为人们会把上师当成拐杖。”
“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听你讲道，这表示你已经是位上师了。”她接着说道。
他亲切地握着她的手，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许多访客向克与阿难特美？玛行五体投地礼。阿难特美？玛一一接受了他们的顶礼，克里希那吉却显得很不好意思。他和往常一样立刻站起来制止他们，并且俯下身去顶礼那些祈福者的脚背。
阿难特美？玛离开之后，克里希那吉以相当温暖和亲切的语气谈论着她。虽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沉默无语，内心的沟通却一直在进行，不过他确实很怕圣母身边的那些顶礼膜拜的女众。
我在这期间做了一些札记，其中的一段描写的是某位年长而双目失明的托钵僧。这位僧人只会说印地语，他向克讨教身心解脱的问题，当时有位翻译在场。克充满热情地回答他的问题，他也似乎有所领悟。克虽然时常在公开演讲中棒喝那些披着僧袍的出家众，其实他内心一向觉得出家人是自己的手足。有证据显示，早年他也曾考虑做一名托钵僧，后来他明白了其中的真相，因而打消此意；但是他对那些真正的托钵僧或佛教出家众一直很关心，不论他有多么疲倦，都不会拒绝他们的参访。对于他们的宗教仪式、戒律和刻意的修为，他的批评却是毫不留情的。
某日两名伊朗公主应邀访问印度，她们听说城里有位伟大的宗教导师，于是决定前来参见克里希那吉。她们要求克里希那吉预卜一下她们的未来，克的表情看上去有点古怪，他说他并不是算命先生。她们显得很不好意思，她们以为克里希那吉既然是宗教导师，也应该懂得算命。
小组讨论已经开始进行，阿秋？帕瓦尔当正在德里。身躯柔软、心智敏锐的苏南达也在德里，她当时年纪还轻。克周遭的气氛和他出奇俊美的外貌，令她进入了一种狂喜的状态。每次讨论完毕，她都继续留在座位上，紧闭着双眼，一只手托着腮。几分钟过后有人问她怎么了，她睁开大眼睛对那个人说：“我正在体验。”
讨论相当明确而深入；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举止都受到了检查。有时则进行得很痛苦，因为参与者的身心无法招架这样的挑战。讨论的主题包括暴力、恐惧、愤怒、嫉妒和死亡。
某天晚上有人问了克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才能充满爱，如何才能无我地投入那种状态，让每个行动与反应都展现出爱？”
克里希那吉说：“爱能被认知吗？显然你所知道的都不是爱。爱是对每件事都有敏锐的感受，也就是有真正的美德。然而美德能学习吗？努力想变得有美德，就是对美德的否定。”
某位年轻的公务员表示，有位神秘主义者曾经告诉他，只要能承认上帝的存在，再赋予这位上帝某些特殊的品质和无私的爱，然后将自己融入这些品质中，自我感就能因而消除。
“这意味着你已经先设定了爱所应有的特质，然后再将自我投射在这些先入为主的成见中。”克里希那吉接着说：“我却认为要想明白爱，你必须处在一种不知的状态。不过你一旦想进入这种不知的状态，你就又产生了想要达到某种目的的欲望；因此，凡是你所认识的事都属于已知的范围。那么如何才能从已知进入未知呢？从已知中产生的任何行动，都只能使你永远停留在已知的范围里。然后又如何呢？”参与者此刻完全沉浸在他清晰而明确的话语中。“你其实不该找寻任何出路，因为你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一旦认清这一点，你就出来了——也就是处在不知、接纳、随时准备接受未知的状态。”
我们同时也讨论了觉知的本质，我们发现只要心中充满念头，心智就无法摆脱它的例行公事，因为念头就是束缚。克里希那吉问大家：“心有没有可能彻底空掉，完全从自我的活动中解脱？瞻前顾后的活动能不能停止？自我感能不能在这种状态下消失？”
说到这里，电灯突然熄了，在黑暗中气氛变得更有张力。透过这黑暗，参与者似乎更能体会空无与空性。此刻克里希那吉已经停止讨论，他说他要等电灯亮了再说。“处在黑暗中，心智就会替自己催眠，想象出各种的景象。这是很危险的事，因为其中都是幻觉。”
从这些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有多么浩瀚无边、坦直无缺。他拒绝作出任何妥协，也不给人任何执着的机会。
阿秋在德里期间总是固定地来看望克，他也去见过江强博士。后者是任教于德里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强烈主张社会主义思想。江强和阿秋为了如何在宪法中建立平等的原则而激辩。江强认为领导的好坏决定于智力的高下，阿秋事后问克里希那吉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对阿秋而言，社会主义意味着绝对的平等，然而强调仇恨与痛苦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无法认清这一点。克问阿秋：“有没有一种途径能扫除智力上的差距？”
阿秋说：“社会主义不能只考虑人类在经济上的需求，经济上的努力必定造成能力的差距，除非人们能以平等的精神作为基础。”
这时有人说了一则有关克治愈一名驼背妇人的故事。“心理的正直感如何才能产生？人心能否产生根本的变革？如何才能超越能力的差距？”
克反问：“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就是‘拒绝接受任何的领导者吗’？光凭这点就能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人一旦为自己负责，便能产生质疑的能力，质疑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任何一个以能力差距作为基础的制度，必定造成社会的阶级之分，进而酝酿成阶级战争。”
克后来问我：“人要如何才能坦直无缺？答案不外自知之明。追随者就是不幸的祸因。”
《克里希那穆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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