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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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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
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
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6、坚守一种价值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
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
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
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就让后人去评说吧！（参看《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7、忧患意识
记者：您说您常反潮流，您可以举几个事例吗？
何新：1988年赵紫阳主政准备〃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时，我曾上书中央批评他倡导的经济政治方案可能将国家引向混乱以至动乱。
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我向李鹏总理进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此我曾被李鹏总理约见而面陈我的观点）。
当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入〃多极化〃以及〃和平与发展〃局面时，我向中央进言认为真实的国际政治图象现实是美国正在谋求一极化的超强霸主地位，试图以美国一极主宰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局面不会很太平，等等。
我的许多不同意见是直接陈报到最高当局，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赵紫阳那里，也包括第三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多年以来，我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满忧患意识。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
我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我下面将向你们表述的许多观点，仍然是非主流而且违背多数的。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除非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我确实错了。如果是那样，那我情愿〃披发入山、埋琴焚书、永不复言〃。（笑）
8、关于〃保守〃
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评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史艳华（Ann Scott Tyson）对何新的采访，收入《东方的复兴》。）安排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法？
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力量来头不小。外部有国际根源，内部则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困难、问题，以及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些问题中，包括国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误。
当前社会最尖锐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腐败。三是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无机会的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无非是由于这四大问题。不错，若这四大病症一齐发作，是足以导致社会动乱的。
我个人对此常常深感痛苦。为什么呢？十几年来，在我写给高层的信中，在我的书中，曾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我曾不断呼吁和告诫。我希望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避免这四大问题的发生，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地发生。但是，回天无力。这些情况还是发生了。它们是否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不可选择，就不会有美政之誉和失政之讥了。
今天面对这四大问题，还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变乱，就是一些内外势力所鼓吹和期待的，以〃加速改革〃的名义而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所谓〃经改〃不成转而〃政改〃。
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败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国。
但如果竟是画虎不成反成犬，没有改成美国的模样，倒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国家的〃民主〃模样呢？
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在乱中会有人得利。也会有人向火中取栗。那些今日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即可以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统治者。但是老百姓会如何，国家会如何？难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利维坦》）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9、〃民主〃的真谛何在？
记者：霍布斯是什么人？
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现代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奠基人。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式民主。还有的人所主张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之乱局，有利于小盗窃利，大盗窃国也。
民主的真正妙谛，绝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种〃无限自由〃。卢梭说：〃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艺术，使人类找到一种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这是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构建之前，有霍布斯、洛克、哈利法克斯、休谟、卢梭、孟德斯鸠等大师，以自然法、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公民责任、三权分立等为论题，做过百年以上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探讨，又在社会改革中对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反复修正和调整，直到19…20世纪，才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而中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新自由主义〃，除了西方理论的皮相学舌，有谁对民主问题真正作过研究和深思？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士人的这种无知，极力鼓动无政府状态，目的是欲削弱中国的力量，达到分化治之从而遏制中华的战略目标。像英国这样的女皇国家也有资格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政体。他们向中国人灌输伪自由主义、伪民主主义，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乱，要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中国土崩瓦解。
二、论国家与权威
1、〃以德治国〃切中时弊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中国的腐败已刻不容缓。腐败的根源是制度腐败。因此彻底根治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
何新：如果谈〃彻底〃和〃根本〃，那么我认为他们挖根挖得还不够深透。腐败的真正根源还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
不信你看一看一些人推荐给我们作为〃理想模式〃的西方政治制度中，近则有小布什窃票当总统，克林顿夫妇盗窃白宫礼品，大搬其家。稍远则有法国高官卷入售舰回扣案，日本众多大臣议员背后有政治献金丑闻，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有受贿丑闻……等等。政治腐败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包括具有那么美妙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你说这不是根源于人性是什么？所以这些朋友挖根挖得还不够，彻底根治腐败必须改造人性才行。
其次，若谈制度改革，我认为有两层涵义必须分析。制度有大制度和小制度，有国家的根本体制和具体的法规制度。
许多人现在所谈的制度改革，常常混淆这两个层面而笼统谈之。对国家大法和根本体制进行变革，这将意味着发动颠覆国家现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大动荡、大动乱。这种运动能搞吗？至于具体法规和制度的改良改革，除弊兴利，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随时应该进行。但是我认为，这也需要一些整体的规划，需要作政治理论的基础研究。
政治体制（民主体制或威权体制）与政治腐败没有必然关系。威权体制是一种集中权力的体制。民主体制是一种分散权力的体制。腐败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必然关联。在两种体制下，都可能发生政治腐败。认为当前中国只有转换政治体制才能避免腐败这种理论的背后，暗藏着促动国家走向动乱的意识形态陷阱。
腐败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象。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弛解，腐败常常作为伴生物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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