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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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核心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两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核心领导的所谓〃直接民主〃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为历史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得。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昌隆。

　　西方及台湾，就是看明这一点，因此期待在今后3…5年内，中国将因权威真空而变乱。而瓦解。

　　这个问题为中国当前政治的最大问题。宜早图筹措，或可补救。否则惟怕有一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将一片兵荒马乱有如今日之南斯拉夫，国裂土分，生灵涂炭。（近日美、日，均已有人畅言无忌而设想瓜分中国为十数小国，亦有人畅言广东并入港台而独立。这后面是有战略部署的，并已在实施中。）

　　在这封信中，我还就当时的国内外政、经形势及对策，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我的看法。

　　王震读此信后，让人转告我，〃写得好〃。我后来知道，邓小平阅读并转发了这封信。

　　7、向邓小平呈送密札

　　记者：请问您如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

　　何新：我当时有三条通道。一条是正式的官方提供的通道。一条是通过王震等老同志转达。还有一条，是私人性的。我可以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信件直接送达到邓小平同志家门前，以确保老人家能看到。

　　这条通道是1989年冬季设置的。我轻易并不启用。而以上这封信，是我亲自送到邓家呈报邓小平的最后一封信件。这条通道，在1989年…1992年的几年间，我一共使用过十几次。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问题的一些重要想法，以及我所收集到的一些重大内外信息由此渠道直接呈报到邓小平。

　　但是，在这封信之后，直到邓小平去世，我没有再使用过这条通道。

　　顺便说一句，我当年呈送给小平同志的这些信件和文稿，后来多数已收入到我的那几部文集《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致中南海密札》、《新战略论》（《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1993年内部出版。《何新政治经济论集》，1995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书中。

　　记者：你讲的这些事过去鲜为人知。你这些信件的确可以称作〃密札〃了。

　　但是，你认为你的意见会被邓小平听取吗？

　　何新：就我来说，是直言而谏，并不考虑会不会被听取。所谓〃姑妄言之〃。

　　在老人家，则可能是〃姑妄听之〃，择善而从。有的可能采纳，有的则根本不采纳。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我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全国政协委员、一介布衣，而邓小平却从没有拒绝过我的进言尽管我曾提呈过一些极其尖锐的不同意见。那么，你会由此感受到这位老人具有一种知人善任而且虚怀纳谏的博大胸怀。

　　司马迁谈到他对孔夫子的情感时曾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邓小平怀有同样的情感。

　　以我个人的切身感受，由衷而言，我认为在容纳不同意见上，邓小平的胸怀超过毛泽东。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正是由于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而被定为反动分子（毛泽东甚至没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信件）。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伟大政治家。

　　8、拜访胡耀邦

　　记者：你见过赵紫阳和胡耀邦吗？

　　何新：赵紫阳在台上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他下台后，有一次在北京国际网球馆倒见到了他，他正在打网球。耀邦还未任总书记时，有一位朋友介绍，1982年夏我曾去过他家拜望他老人家。

　　记者：你对胡耀邦的印象如何？

　　何新：那天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到的时候是晚饭后，耀邦同志正靠躺在藤椅上看CCTV的新闻。记得那天胡德平君也在场，他当时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我还只是三十才出头的人，少不更事。虽然是初次见面交谈，我感到胡耀邦十分平易近人。他一面抽烟，一面与我们随意闲谈。他问我社科院有多少知识分子，人们在想什么，对目前的政策满意不满意。

　　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问题很偏激。谈起各方面一些阴暗面，就尖锐地抨击。

　　胡耀邦静静地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支持，也不批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对经济、政治、文化远还没有形成可以成型的、系统性的看法。我猜我们给胡耀邦那次留下的印象，恐怕只会认为我们很幼稚。而我那天对他的印象，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通脱简易，含威不露。

　　此后的几年间，历史脚步来去匆匆。1987年初，我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参加会议，在香港听到国内发生学潮。不久胡耀邦辞去职务。我这时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

　　9、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纪要（摘要）

　　以下是我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现场记录。

　　时间：1991年4月17日

　　何新：看到您身体康复，全国人民都会高兴。

　　王老：谢谢！你认为形势怎么样？

　　何新：我认为当前首要问题仍是要保持团结稳定。

　　王老：保持稳定不成问题。苏联垮台全是因为自己。

　　何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是自杀，最近似乎想扭转，但是已经晚了。

　　王老：西方给他发诺贝尔奖，现在看是一种讽刺。

　　何新：西方现在在看他的笑话，在玩弄他。他早晚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

　　王老：为什么苏联没有一个人能顶住？

　　何新：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全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了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

　　王老：不能不依靠一个阶级，不能丢掉群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两把刀子，自己把刀子掉了一把。所以群众团体出来闹事。我们〃文革〃时的造反派还各自说是拥护毛主席的。

　　改革总要改革！没有一个朝代不需要改革。西汉二百年，王莽还要革新。东汉晚期群雄并起。不管怎样，庙里就是要有一个菩萨，不能群龙无首，不能挖祖坟。

　　何新：苏联局面不可收拾的原因，就是把历史抹得一团黑，自己全面否定自己历史。结果，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也被否定掉了。

　　王老：（笑）有一个退休的将军，把戈叫去臭骂一通。可惜苏联这么强的军队，现在也顶不住了。

　　何新：我认为中国要坚持持久稳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①思想问题。目前的宣传不得法，僵化，不让人服气。

　　②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知识分子不能成堆，要掺沙子。搞自然科学成堆没关系，搞社会科学就不一样。社会科学、文学家自我估计很高，但意识很旧，无非还是18、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那一套。实际今天的世界情况、中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那时已经大为不同。一些年轻大学生认为自己天生好像就是该当总理的，文革中激进造反也是这样一批人，这种人很容易成为煽起动乱的种子。

　　③经济问题。我深信我国这几年的主流经济思想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当。赵紫阳搞休克疗法就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骗。

　　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也应当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教育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我看中国现在文科人员供应过剩，所以才有文科学生毕业分配难。建议国家在大学里多培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自然科学家。

　　想当官的知识分子太多，应该鼓励知识分子深入专业研究，不应该鼓励知识分子的从政热。

　　在美国，哲学博士毕业后开出租车。社会科学应当改革。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早已过时，是无用的。像《河殇》那种东西，是有害的。

　　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方针的失误是控制得过死。对知识分子应当有一套好政策。我认为国家还没形成一种稳定、长期、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左也不右。西方是有一套控制思想和传媒的巧妙办法的。

　　如果能形成好而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意识形态政策，在社会分配上注意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所谓腐败问题，实质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闹动乱的基础就没有。

　　王老：过去布尔什维克威信那么高。主席讲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研究一下出处，为什么伟大、正确、光荣？曾经犯过错误，还是光荣、正确。

　　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答复？出过陈独秀右倾取消主义，瞿秋白的主义，李立三路线。李立三搞左，王明反立三路线，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结果四中全会路线比三中全会更左，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就当钦差大臣。

　　何新：在历史上，评价在于结果而不仅在于过程。1949年的革命给中国统一和平，40年的建设给了中国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和被尊重的国际地位。这两个方面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

　　至于历史上的错误或者失误，这是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少不了的。法国大革命，杀了多少人？雅各宾党杀了多少人？拿破仑杀了多少人？有多少无辜者？但是雨果还是歌颂这个革命。歌颂1793年。1989年，法国人还是到中国来鼓吹纪念这个大革命。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杀了多少人？美国南北战争，内战时期，杀了多少人？黑奴死多少人？发表《人权宣言》，不是黑奴还是不被当人看？

　　中国一些作家不做这种历史比较，却相信洋人的挑拨和教唆，拼命挖中国革命的祖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帮助西方人搞垮中国、分裂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

　　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中国革命杀人较少。延安时代后期，形成了一套好的政策，唯恐多杀。

　　王老：最好一个不要杀。真正杀人没杀几个人。在新疆也是如此，讲得厉害，但实际没有那样做。阶级斗争不能为纲，但存在是客观现实。有时表现激烈，有时缓和。但是社会主义下的敌我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何新：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虽然清贫但却是治平盛世。在当时达到的文治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搞越左，直到〃文化大革命〃。

　　王老：错误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光荣的历史。只是近百年，西方所有的强国、富裕国都来欺负我们。

　　何新：我们民族的历史，前几年被人搞糊涂了。一些西方人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当代史搞得糊里糊涂，直到抹成一团黑。目的还是要让白种人、白色文明来统治我们。现在正在扳回来，有希望。

　　王老：江泽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很得人心。事物就是这样，哀兵必胜，多难兴邦。主席在延安时，胡宗南来打我们，主席主张，先退三十里，就是退避三舍，一舍几十里，直到三舍都退光了，才先礼后兵。中国人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

　　何新：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思想体系。反对教条、重视实效。邓小平、还有您，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