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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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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么，您以什么资格调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
何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名尚未转正的临时工。 但是在那一年当中，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报刊上开始发表了一系列东西。 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11届3中全会，特别是理论务虚会后，在中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的浪潮。我在过去的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思想、异端思想可以说适逢其时，际会风云，于是顷刻喷发而出，一发不可收。 这些东西发表后，我在学术界、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了一些知名度。这是我能被破格吸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
记者：人们还是会感到有些奇怪。从你的经历看，你并没有受到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和训练，你是如何……？
何新：我应当说，上帝对我是十分厚爱的。
在1978…1981年的这几年里，我惊人地幸运。这种幸运甚至使一些厄运也不断转化为幸运和机会。例如我从大学的退学，例如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遇。 实际上，如果没有在中财院发生的那些绯闻，那所学校是不会轻易同意让我调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没有错过这些幸运的机会，又与我此前的多年积累、多年磨练有直接关系。正是过去的长期努力，为后来遭遇的那些转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记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存在很多禁区。为什么你敢于写出并发表一些大胆的东西？
何新：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东西，跟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学习、思考和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思想和政治准备过程。 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我已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
到70年代中期，我已深信文革出了问题。我当时曾试图与毛泽东对话。那时，我不断给他老人家上书，写信。 当然，毛泽东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信件。官僚机构封锁着他得到信息的渠道。这些信件最终 往往被退回到它们的出发地，被我那个农场的政治部门拆阅。 由于这些信件，在文革中我两次成为有〃反动〃思想的〃坏分子〃。
7、美学的革新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杂志很少。普通的人发表东西很难。你的稿件为什么发表率比较高呢？
何新：当时我的东西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发表，并且得到回应，可能是因为我表达的一些新锐观念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杂志编者们的心声。
我当时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具有一种先锋性，所以发表以后往往能对思想界产生震动。
记者：您当时在哪些领域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何新：先是在哲学，美学，后来是在政治思想领域。
1980年初，香港《抖擞》杂志发表了我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一文。《抖擞》杂志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学术性杂志，它的编者主动将它向内地的一些科研文化机构赠阅和散发，当时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能接触到外部信息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影响较大。 在这篇论文中，我明确提出艺术美的本质取决于形式，而不取决于与政治主题有关的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美学中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挑战性观点。 这个观点很快在国内的艺术界得到回应。著名画家吴冠中看过此文后写信给我说：〃讲得好，只要是真理，哪怕它铜墙铁壁，哪怕他皇亲国戚！（见《何新批判》，第3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81…1982年前后，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在栗宪庭君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我有关这个论题的一系列论文。在栗君推动下，《美术》杂志展开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
正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推动了后来八十年代中期造型艺术中形式解放的潮流。栗宪庭就是在读了我在《抖擞》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后，主动来找我约稿的。栗君后来一度主持过《中国美术报》，是八十年代新美术思潮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又例如在80年代初一度成为意识形态焦点的关于〃人性异化〃的问题，我也是比较早地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8、不务正业
记者：你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呢？
何新：我刚调进科研局的时候，可能局领导对我的期望很大。他们认为我经过长期实践磨炼，又有理论素养，应该比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强。 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想调进这个局，局领导不要他们，却接纳了我。但是，我后来的表现不幸让他们大为失望。
记者：为什么？
何新：他们认为我〃不务正业〃，因为我不能认真对待和完成科研局分配给我的课题和工作。
记者：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
何新：起初我被分配在〃哲学片〃，负责与哲学、文学、宗教等研究所的学术联络工作。后来我被分配主管和建立一套关于全院科研的学术档案。
记者：这个工作很重要。
何新：但是我根本没有去做。 在上班的时候，我干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和写作。 虽然人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飞在天上。
记者：科研组织局在中国社科院中是一种什么机构？
何新：科研组织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中枢机构，是直接为社科院院长会议服务的。 在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高层的信息，包括联系某些中央领导。同时它还掌握着全国各省社科院以至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学术信息和动态。
正是在这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新信息特别是国外信息，可以直接阅读一些中央秘密文件和机要档案。 这个局有一个总量虽不很大但藏书品类甚丰、品位和质量很高的图书馆（包括订有很多港台报刊）。仅国内外的各种报刊，就有100种以上。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每天几乎都沉浸于痴迷地读书和写札记。
9、被三位历史学家看中
记者：那么你自己如何估价你在科研局这一阶段的工作？
何新：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一年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都在阅读和写作。 当时我的办公室在社科院院部的二楼，那座楼的三楼有一个办公室是〃中国社科院写作组〃。这个组里有几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姑娘容貌清丽，气质不俗。她后来在我多年的事业和生活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如果说黑龙江的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实际上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 当时科研局的几位领导，资历都比较老，级别也不低（这个局中除了我没有职员，都是处长或局长）。他们对我还算宽容，就是那种前辈对待后生的那种宽容。 他们没有公开责怪我上班只顾干自己的事。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转正和提干手续。同时局长让人事处长通知我，他们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而建议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 因此，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我就必须打起背包走路了。
记者：你离开了吗？
何新：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三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 家，侯外庐、尹达、黎澍，当时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 尹达想成立一个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室。侯外庐正在重修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黎澍则属意于开拓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选我作助手。 最初我想投奔侯外庐先生。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过去的助手之一），当时是新任宗教所所长，到科研局找局长表示想调我协助侯外庐，参加重新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 这位局长竟从座位上跳起身而对他双手拱拜说：〃谢谢你，你是伯乐。请你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事是林英先生后来告诉我的。） 此言一出，使人莫测高深。同时人们也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甚至有人说署名〃何新〃的文章作者不是这个何新。结果侯先生不调我了。最后，是黎澍先生调我去作了他的学术助手。 10、成为黎澍的学术助手
记者：黎澍先生，你作他助手时，他担任什么职位？
何新：黎澍也是一位老资历的中共干部。30年代入党，40年代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作文化工作。文革前他已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我跟随他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历史研究》杂志社长兼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在史学界声望卓著。
记者：这对您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何新：可惜我并没有能善用这个机会（笑）。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为黎澍作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份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 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助我。我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的。我劝你小心，要谨慎！〃 这一番话算得上是苦口婆心。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桀骜不驯直言快语的个性，几乎使我把围在他老人家周围的一批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笑）
记者：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有幸跟随像黎澍这样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权威学者是难得的机遇。但你才一年就和他老人家搞翻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何新：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黎澍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 临行前他叮嘱我说：〃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搞得清楚。你去到会上，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会认为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11、亚细亚生产方式
记者：究竟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何新：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事前作了一些准备。我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正是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我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发现近东的俄国、印度以及东方的中国、日本古代社会制度，与西方欧洲的古代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也具有深刻的不同。 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记者：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何新：是的。它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记者：你在会上发表了你的看法？
何新：这个会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沉闷。 到会的学者多数是一批刚刚经历了文革，似乎还未从噩梦中完全醒来的老一代的史学界权威人物。许多人在文革时期几乎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他们的思想，仍停滞在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关于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上，即： 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 当时的多数与会者都把这个公式当作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规律。 深信人类一切社会和文化，必须服从统一的发展道路和样式，最终必须选择同一模式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
记者：我们在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也是这样教的。
何新：而我对这个问题当时却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意识到，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胡耀邦推动下开始发生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意义。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革新，类似斯大林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应该打破和改革。当然，还有一点，我当时也很想利用这个会的场合崭露一下头角。 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对我的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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