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冲击波-从东亚金融危机到全球经济大变局 作者:李罗力-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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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艰巨的进程，虽然在谈判中各国不免有诸多讨价还价，可是，就趋势看来，达致协议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次谈判终于在限定期限内得出一个结果，也可说明各国充分利用谈判的形式在利益上取得双赢的效益。金融业自由化，可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发达国家，特别是目前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美国，一贯都挥舞自由市场的大棒，谋求发展中国家加速打开大门。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经过80年代的整合之后，目前正进入成熟期，它们资金充裕，科技设备发达，经营技术老练，对于任何可能开放的市场无不虎视眈眈。最近，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所答应的一项承诺，就是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此消息一传出，美国的金融业无不雀跃万分，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大举进军韩国市场，由此证明金融业自由化是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业是经济上的重要防线，如果大门一打开，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股票行的控制权都可能要拱手让人，那时，经济上的主权也会名存实亡，或用一些国家的谈判代表的话，是导致金融业的殖民地化。发展中国家的顾虑并非毫无理由的，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起步慢，规模很小，实在无法抗拒过江龙的鲸吞。其次，在许多国家中，金融业也和社会上层利益有密切关系，如非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利益的。可是，尽管在心理上有诸多抗拒，发展中国家也看到一个事实：目前世界经济正朝向一体化的阶段发展，资金流动和市场变化异常迅速，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分享一杯羹，就须要毫无选择的融入这个大环境中去，以短期的牺牲换取长期的利益。如果单是想要获取经济的快速成长，又不愿开放市场，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其实，在看到这个大趋势的同时，许多国家也并非未曾认识到，金融业自由化的利弊不是一成不变的，向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开放门户，等于是吸取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科技，取得更多的资金，扩展服务，从而推进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目前，世界金融业的资产高达数十万亿美元，这是一把双刃的利剑，问题就看各国如何善加利用。在目前发生金融危机的亚太区来说，开放金融业也未尝不是解决危机的一个长远步骤，因为接受外国金融机构的到来，等于是吸引资金的回流和国际投资者重新回到市场上来，这对目前各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信心丧失的状况是能起稳定作用。这次本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多少显示是一种信心震荡的现象，所以才产生骨牌效应。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经济体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1月22日发表文章言：在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功过的辩论中，跨国公司处在核心地位。批评跨国公司的人把这些公司说成是横行霸道的公司，利用自己的势力剥削工人和开发自然资源而不顾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繁荣。主张建立跨国公司的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把先进技术带到穷国并把低成本产品带到富国。

　　没有人怀疑垮国公司的重要性。这些公司是实现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之一。根据联合国1995年公布的数字，跨国公司通过国外分公司销售了七万亿美元的货物，比世界出口总值都多。跨国公司在本国之外的销售额比出口额增长快20－30％。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6年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企业在本国之外拥有的工厂、设备和财产一一超过3亿美元。在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投资总额增长快两倍，但是仍只占工业富国年投资额的6％。此外，联合国1997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估计，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的70％涉及母公司及其外国分公司之间的支付，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传播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最通常的解释是规模经济。有人说，在某些工业领域，如果公司变大和产量增多，那么效益就能提高。对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另一种解释是垂直一体化。在某些工业中，某种资源的供应商和使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这样的公司难以合作而不相互控制对方，因为总是存在一方企图破坏另一方的风险。这就是许多公司垂直一体化，即收购供应商或客户的原因所在。
　　同许多年来一样，今天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3／5都投到富国，2／5投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比在富国的地位更突出。跨国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投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直接投到具有增长最快的前景的地区。去年，亚洲（日本除外）吸收了800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总和的2／3；拉美吸收了390亿美元。东欧在1994至1995年期间吸收了巨额外国直接投资，但去年外国直接投资突然停止，因为政府出售的国有公司数量减少了。非洲尽营自然资源丰富，可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富裕世界的消费品。
　　在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约有一半涉及合并和收购。这些交易帮助公司在销售上达到规模经济水平，井能使经营好的公司接管经营差的公司。在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产品中，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正迅速增加。

　　出口平台的终结？
　　自６０年代以来，环太平洋地区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特别的工业化模式－－“出口平台”的快速扩展。
　　“出口平台”的概念是，创立一个对外国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体（enclave
　　economy），使它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飞地经济体里，困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其他部分的基础设施、保安、法治和贸易政策问题都不存在。亚洲各国政府引进了多种形式的“出口平台”，包括加工出口区（EPZS）、海关保税仓库（bonded
　　warehouses）、经济特区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duty　drawback　systems）。各国政府以奖励劳工密集出口货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通过适度的汇率，来支持这些体制。
　　“出口平台”策略是以纺织品和服装工业作为开始，真正收效的是电子工业。随着半导体工业兴起，惠普（Hewlett…Packard）、得克萨斯仪器（Texas
　　Instruments）、国民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公司便觉察到，甚至在这个高科技部门，还有许多像装配芯片等技术水平很低的工序，都可以采取这一策略。于是，新工业领袖开始寻找低工资生产地点。信息科技的进步，使“出口平台”生产的可行性大为增加。设计和制造过程用电脑辅助，使设计、材料的切割和其他技术规范，可以由工程总部通过电话线传送到各地的生产地点。运输开支的减少，如通过电脑化和集装箱港口留港时间缩短，也方便了生产过程的采购活动在国外进行。
　　早期低工资生产地点的候选对象，是在美国后院。得克萨斯仪器就是在萨尔瓦多开始生产，直到政局动荡，折磨美国人的活动如火如荼，他们才离开了那里。后来发现香港的条件比较好：社会稳定，工资低，法律上和政治上由英国控制，这种模式又在香港展开。香港的成功，令台湾和韩国等邻近地区和国家都步其后尘。接着新加坡又依样划葫芦，马来西亚也这样来做。可以到处迁移的电子企业在加勒比诸岛、墨西哥、中美洲等地被人忽视或避开，东南亚国家却开始为吸引它们前来而进行激烈竞争。到1975年，全世界的海外电子装配厂工人，东亚就占了大约95％。到70年代中期，事情已经定局：贫穷的东亚国家被卷进世界范围的电子革命，拉丁美洲、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被撇开了。由1980年开始，中国在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在香港边境附近的深圳市。不出几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口兴旺景象出现了，劳工密集出口生产活动给中国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
　　加工出口区、海关保税仓库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是东亚经济之虎早年得以输出大部分工业品的原因，也起了模范作用。例如在韩国，跟在加工出口区的外国投资相比，人们是更强调联营企业和使用技术许可证。但基本模式一样：通过让外国企业直接参与，使国内生产与世界技术挂钩。联营企业，制造原厂配备，用许可征向外采购等安排，全都方便了比较贫穷的经济体从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活动。东亚的“雁阵”控制了全球电子生产的上游，协助它们的经济迅速增长了不止15年。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以及在不那么大的程度上香港（它却成了中国南部“出口平台”生产的服务中心）的工业品出口“奇迹”，大部分是以此为基础。
　　出口平台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模式，源自以下两股力量的连结：一股以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即华盛顿试图创造一个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另一股力量则是跨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第三世界国家为寻求快速的工业化，以培育本地工业制造本地产品替代进口为目标，创造出受保护的内部市场。但是，华盛顿却认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更适合美国利益，因为当时美国厂家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可以将竞争推到那些不受保证的市场去。作为削弱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部分努力，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经济学家和他们在世界银行的同行，加上在美国各重要大学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者的协助下，开始形成出口平台的策略。
　　为了解除第三世界精英们的武装，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们争论说，虽然工业化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由于国家内部普遍贫困，有效的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口替代会很快被耗尽。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转而雇佣它们那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改为发展像纺织、制衣和做鞋等低技术的制造业，它们的低廉劳动成本将为它们出口到先进国家的市场带来竞争优势。世界银行总裁罗伯１９７５年便说过：“大多数国家必须作特别的努力，将它们原先与进口替代相连的、市场相对细小的制造业企业转向由出口增长所带来的更大的发展机会”。为了在出口平台中取得成功，世界银行劝告第三世界的技术官僚们进行“结构改革”－－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它包括：将本国货币贬值，以令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设立出口制造业的企业；设定工资上限，以制造出廉价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取消对进口的限制、降低对那些出口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关税。这一世界银行所带导的打开第三世界经济的运动，巧合地（也许其实不那么巧合）与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早期美国跨国企业的需要相符合。由于在跨国企业之间及与日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的跨国公司都将减低劳动力成本视作谋取利润的关键。美国已经工业化的劳工相对来说较高的工资被视为问题所在，而未工业化的东亚及墨西哥劳工的低工资则提供了解决方法。以下７０年代早期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劳动力成本上的这种差异：１９７２年，当美国工人平均月薪固定在大约１２００美元时，台湾工人平均月薪只得４５美元，而南韩、新加坡和香港工人则顺次为１８、６０和８２美元。美国的跨国企业遂将它们的发展机会系于亚洲廉价劳工和美国资本的联姻上，由此制造商品去繁荣美国市场。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美国在海外的私人投资增加了四倍，即从５００亿增至２１４０亿。出口占了美国海外有关制造业销售的四成。到１９８８年，有３２０亿的美国投资放在亚太地区，还有颇重要的一笔数目投放在出口制造业方面。与美资有关的出口往美国市场占亚太地区的比例由１９６６年的不足１０％升到１９７７年的超过２５％。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比例都更加高得多。
　　相对于制造业投资的东亚的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业也随之被“挖空”了，这一点在电视机工业中呈现出来。为了与流入美国市场的、廉价而高质的日本电视机竞争，美国厂商把他们大部分的生产在６０年代时都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后来又到新加坡去。到７０年代中期，虽然在美国销售的黑白电视机接收器大约还有２０％是在本地生产，但在墨西哥和台湾制造及半装配好的零件还是大部份都组装进这些电视机里。在彩色电视方面，主要制造工序往墨西哥和东亚的转移，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