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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3年第6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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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点名的几位地市书记,因为意外而不免感到诧异。
  这时候,六安地委书记颇为侥幸,轻松地说:“我们在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还没出过事。”
  他这话不说还好,这样一说,陆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没给对方一点面子:“你的农民负担问题,我这儿就有一沓子群众来信!农民才把果木树栽下去,你的村镇干部就逼上门去收特产税,这是不是事实?”
  六安地委书记显得十分尴尬。
  会场上鸦雀无声。
  其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一件“法宝”,曾几何时,却在我们的党章与宪法之外,官场仕途之中,渐渐流行开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其规则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认真,至少不要于己过不去,话要说得留足余地,甚至已经把认认真真说假话也看做是为官成熟的一个表现。因此,陆子修的快人快语,就使得许多人感到唐突。
  休会期间,省交通厅一位副厅长有意落在最后,当他走到陆子修身边时,突然抓住陆的手,眼里闪着泪光说:“都说你陆主任人好,却不知道你竟然好到这个程度!”
  会后,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方兆祥找到陆子修的房间,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啊!”
  吃饭时,省委书记卢荣景也走过来夸赞陆子修:“你讲得好,讲得好呀,是要有个‘换位思考’!”
  陆子修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是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对于陆子修这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当年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就已经“领教”过。那时候,陆子修是滁县地委书记,一天温家宝来滁视察,陆子修接待时,开门见山地问:“温主任,你要看真的,还是要看‘闪光点’?”
  温家宝一听,笑了,幽默地说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陆子修领着温家宝把“闪光点”和“阴暗面”都看了看,他既总结了滁县地区改革开放中成功的经验,也剖析了依然牵肠挂肚地存在的问题,既报喜,又报忧。
  一九九六年,陆子修参加了一个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在许多代表中间,温家宝一眼就认出了陆子修。他走到陆子修身边问道:“你认为现在农业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陆子修也不绕弯子,他说:“干部的作风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在内。再好的政策,没人落实也不行,现在的许多干部是‘官做大了,车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离群众太远了’!”
  那天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当温家宝知道当地正在做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便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话说得同样富有个性。
  他说:“过去,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我看,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农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农村社会就难以发展,农业生产就难以为继,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话。”
  他还说:“亿万农民当年之所以跟随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反而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他们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水,说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历朝历代没人不知道农民的重要,可赶到一掌握了政权,就很难说再代表农民了,总是反过来剥削农民,甚而镇压农民。以史为鉴,我看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面临着这个严峻的课题。”
  2 税费如牛毛 达标价更高
  在近两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间,一直想弄清一个困惑着我们的问题: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后来才发现,这居然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
  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许多压根就是乡村干部们的随心所欲。有些,你一听就会感觉到其中的荒唐,有些,甚至还带有几分黑色幽默,似在开玩笑,但征收起来你少缴一文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虽地毯似的在安徽省的五十多个县(市)跑了一遍,现在坐下来清点一下农民负担的那些科目,也还只能做到“以升量石”。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我们调查还发现,有些乡镇仅结婚登记一事,就得征收十四项费用。除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外,还要征收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猪屠宰费、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金婚保证金等。
  自从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个别地方竟把农民烧锅做饭冒出的炊烟也视之为“污染了环境”,振振有词地向各家各户征收“污染物排放费”。有敢说话的农民向上门的村干部讨说法的,不讨则已,一讨就又冒出一项“态度费”,并且祭起“文革”时流行的一个理论:“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征收多少视其“态度”好坏而定。
  有些,干脆什么名目也不说,伸手就要钱,谁敢说个不字,或是皱皱眉头瞪瞪眼,立马大打出手,直打到你喊大爷。
  当一种权力是以直接利益作为驱动权力运转的轮子,利欲的膨胀就必然会使权力异化成加速度疯狂运转的魔鬼,也必然导致其权力的无限扩张。
  当今,管理就是收费,这已经成了许多部门巧取豪夺的一种顽症。
  既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下边就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卷土重来。于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中,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农业部会同国家计委的调查统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和名不叫“达标”却实质是“达标”的活动就有四十三项,加上地方党委政府下达的“达标”项目就多达七八十项。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广播电视、程控电话、国防教育、民兵训练、民政劳动保险、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基层组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文明村镇建设、绿化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农村工作的领域。大到小康县验收、教育“双基”达标、卫生“初保”达标、计生服务达标、创文明卫生县、镇、村等等,小到订报、灭鼠、改水、改厕等等达标。
  每一项都要农民出钱,汇集起来又何止是“一筐甚至两筐”鸡蛋钱!
  上级部门在那闭门造车,出方案,拿主意,压任务,钱是一毛不拔的,即便给一点,也是“虾公钓草鱼”,达标后给上一点象征性的奖金,还美其名曰:“以奖代拨”。
  每一项的“达标”内容又是十分具体的。比如,教育“双基”达标是:两层楼,六粉刷,砖墙铁门花园化。要求村村建小学,泥墙改砖墙,砖木结构改混泥预制,还要设施标准化、墙壁瓷砖化、环境花园化。仅此一项,就把农民压得抬不起头。还比如,乡镇派出所达标标准是“三五一一工程”,即三个人、五间房、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其实,这“三五一一工程”到了下边,十三个人也不够,三间房就变成了一幢楼;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也就成了一部警车几辆摩托人人配个“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标准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沙石埂土不算数。再比如,广电部门下达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小喇叭人户率”,这就叫今天的农民摸不到北,因为,如今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农村已经比较普遍了,干吗还硬性搞个“小喇叭人户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说,小康验收达标的指标就有几十条,条条听起来都重要,少一条也通不过,每项都是要农民拿钱去垒的。
  农民们怨声载道,县乡干部也叫苦不迭。
  “乡官”们为此编了一串顺口溜:

  “这验收,那验收,都要县乡干部筹。”“这达标,那达标,上面从不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与汗。”

  当我们了解到寿县八公山乡欠款的情况时,着实感到了意外的震惊。可以说,八公山乡是安徽境内最小的一个乡镇了,它总共只有四个行政村,一个区区弹丸乡镇,在“达标”活动中,却也是累计欠款一千多万元,以致鲍广喜出任乡党委书记时,连正常的经费都难以维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场去借钱。
  借死人头上的钱,为活人发工资,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一大新闻!
  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有如一杯苦酒,让人难以接受。 
  3龙多作旱
  舒城县水利局离休老局长李少白,是当年大军渡江时舒城十大支前模范之一,因为这种殊荣,建立人民的新政权时,他便有幸被选为这个县第一位“民主乡长”。谈起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充满蓬勃朝气的那些岁月,他至今还十分激动。
  他说,刚解放那会儿,百废待兴,即便这样,舒城县政府也只设有民政、财政、教育和建设四个科,一个科不过五六个人,最多十多个人。“县委和县政府的人围在食堂吃饭,几张桌子就全坐下了。”
  那时一个乡,除了乡长、指导员,就是文书和财粮员,加起来拢共不过五六个人。人虽少,当时的事情却不少,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一个乡的各种工作,也就生龙活虎地干将起来了。就是到了一九五六年,扩大了乡的规模,那时,乡党委就只有正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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