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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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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

  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的走了。

  “事情是这样,我刚受弹劾时,舒禀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李定和舒禀十分忧闷。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舒禀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副相王挂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

  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他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王挂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柏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他吟哦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王挂于是沉默无言。章停,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

  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极。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禀、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固他受累。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

  第三个是于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一百六十里,任骛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和苏东坡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吱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他又诗如涌泉了。即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若由那些御史仔细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恶运,重新寻获也并非即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恶运的。但是“少年鸡”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他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那批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 又是诽谤。 另有一行里他自称“窃禄”,意为自己无才为官。但是“窃禄”一词却是从三国时一位大儒给曹操的一封信中摘下来的,而曹操普通认为是一大奸臣、一霸主。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苏东坡由现在起,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一0八0)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攀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唱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停,他的说法又不同。章停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 而公乃疑其再犯也, 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桌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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