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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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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妻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但邻省一个名叶温举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般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

  同时,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另一次狂风暴雨突发。在二十四日,雨少停,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苏东坡无法入睡,次日清晨,写了“浙西灾伤第二状”。在西湖地区,灾情益形严重。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吗?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由杭州到京都,邮递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办理。照惯例,表章由中书省转到户部,请求在半月之内做一报告。二十天后,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从那份公文里看,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个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缗。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这番请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个涨到九十五文。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个,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信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七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佑四年的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佑五年份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做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藉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它等青菜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颖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技六年(一0 九一)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他要朝廷预做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远离了故乡。朝廷有钱收入,国家却破产了。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最高的荣誉头衔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矣。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

  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元佑七年(一0 九二)六月,于由又高升了,升成了门下侍郎。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只为了自存也罢,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

  贤昆件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人谈论很久,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

  苏东坡越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抵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后两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他始终误报朝廷。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名为“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刽子”,里面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在苏东坡政敌当中,有此贾易,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贾易曾背弃朔党;另一个人,叫杨畏,绰号人称“三面杨”,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涂乱的鬼主意。在苏东坡这一面,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这次斗争成了和局,实在是不得不尔,因为双方目标一致。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但求一走了之。不管有饥荒无饥荒,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到颖州为官时,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

  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元佑六年(一0 九一)又是五谷不登,饥谨灾情愈形严重。他在颖州为官八个月,又在扬州七个月。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在元佑六年,他在颖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觅、麦茨一齐煮粥吃。流匪蜂起,他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倘若真正发生,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流为盗贼。

  在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时登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时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

  苏东坡告诉他:“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给他们烙点儿饼吃。内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赵令时说:“我倒是想过。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我们立刻就可以发,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

  苏东坡回答说:“好,立刻就办。”

  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官家还在征米柴税呢。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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