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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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达吉斯坦阿瓦尔族著名诗人加姆扎托夫来中国访问，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他承认，若没有一个统一的苏联和苏联文学，就不会有作为诗人的他和他的诗，而且，达吉斯坦文学也许就难以为世人所知。然而，关于统一的苏联文学对各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之影响的问题，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两年前，笔者在第比利斯与几位格鲁吉亚青年诗人作过交谈，他们认为，统一的苏联文学犹如一堵厚墙，在格鲁吉亚文学与世界文学间设置了障碍，格鲁吉亚文学欲走向世界，就不得不冲破自身的和苏联文学的这两层包围，世界是通过苏联文学来认识、理解格鲁吉亚文学的，因而是不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总地看来，苏联文学对各民族文学、尤其是原先较为落后的一些民族文学的正面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的。对于某些民族的文学而言，如果说其民族的原始文明是其生母，那么苏联文学则可视之为其养母或奶娘。

　　统一的苏联文学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各民族文学也丰富了作为整体的苏联文学。各民族文学都有着其独特的起源和历史，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苏联地处东西方之间，欧亚分界线在其境内纵贯而过，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交融，历来就是俄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欧那靠扰上帝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与东方普渡众生的佛教寺院低平的屋顶相结合，即派生出了斯拉夫东正教教堂那不高不低、不尖不方的洋葱头式的穹顶。成吉思汗的西进，将东方文化的基因播撒进斯拉夫土地；彼得大帝的改革，则使法国式的西欧文明在俄罗斯得到传播。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斯拉夫文化的，原本就是东西文化的混成体。十月革命后，东西文化因素在苏联文学中的双向交流更为直接、更为具体了。中亚地区、外高加索地区的突厥文化、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日尔曼文化之糅合的波罗的海文化，将其深厚的伊斯兰教文化的积淀带进苏联文学。历来被视为是斯拉夫文化，北欧斯堤的纳维亚文化和日尔曼文化糅合的波罗的海文化，又将自己的文化因子再糅合进苏联文学。在广袤的西伯利亚，虽没有一种统一的民族文化，却逐渐造就了一种以“人与自然”为母体的特色文学。这带有各种文化色彩的多种文学，汇集到苏联文学之中，组构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文学全景图。需要指出的是，各民族文化虽各具特色，却有着大体一致的思想、美学倾向，且它们又多以俄语作为交流桥梁和表现形式，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各民族文学自身特色的尽情发挥，至少不利于人们对其特色的充分认识。

　　苏联文学的另一基本特征，就是文学的社会化倾向。社会化，在这里包含有多层意义，是分别就文学的性质和功能、文学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等而言的。

　　从十九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起，文学在俄罗斯就一直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工具。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理论，还是列宁的反映论，都将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并认为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影响的功能。可以说，在苏联文学出现之前，现实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是东斯拉夫文学的主流，作为一个强大的传统，它在苏联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在苏联社会中，文学从来没有被当作过纯艺术化的技巧尝试或纯个性化的渲泄方式，而被当作政治的组成部分，充当起庞大的社会机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齿轮，思想斗争中一件克敌制胜的武器。文学的“党性”、“人民性”等准则的提出，更强化了文学的政治色彩。作家协会不是作家们自由结社的行业协会，而是政府一个重要的文化管理部门。作家的写作，不是他个人的事，他是在进行一项社会化的精神生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和文学家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高尔基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所拥有的威望，恐怕是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作家在世时难以企乃的。街道、公共设施，甚至是企事业单位、交通工具，纷纷以文学家的姓氏命名，名作家的纪念地、纪念馆、纪念碑随处可见。苏维埃时代之前的著名作家，也同样受到敬重。文学的社会化，一方面，使文学的特殊性和作家的创作个性难免要受到压抑，但另一方面，却也增加了文学家作为公民代言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学成为严肃的社会事业。苏联文学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公民精神”，本着“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在人道、人性、道德等领域作了许多探索。苏联文学的社会化，使得苏联文学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同时也可视之为一部社会史、文化史。就这一意义而言，苏联文学的容量是很大的，影响也是多面的。

　　苏联文学的社会化倾向，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读者对文学的接受。苏联文学拥有一个十分庞大的读者群，苏联民众对文学的广泛爱好，是令人吃惊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拥有一个包括普希金全集在内的小文学图书室，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一个小学生，可以滔滔不绝地把叶赛宁的诗背上半小时。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几乎全都是精选出的文学名著。每一场文学晚会，总能吸引来大批的听众。著名的诗人或作家逝世后，墓地里会出现一个长长的送葬队伍，此后，便会有崇拜者不断地前来献花……对这些现象，有人解释道，苏联社会的文化生活过于单调，人们只有文学可爱好；或曰，在舆论渠道过于单一的情形下，文学被视为“真理的声音”，因而才倍受青睐。这些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苏联文学的覆盖面之广，苏联文学读者的人数之众、热情之高，却是让人深信不疑的。文学接受的社会化，无疑能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水准。人的素质的变化影响着人的一生，而民族的素质的提高则关联着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文学的社会化，使文学得以在个性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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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苏联文学为“人类最先进的文学”，自然是难以博得广泛赞同的，但苏联文学七十余年间取得的成就，还是引人瞩目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苏联文学将一种全新的美学思想和全新的文学主人公引入世界文学，使无产阶级文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主宰的文学，它将旧知识阶层中的文学名流纳入自己的河床，同时又在普通工农兵中发掘出许多文学天才，组建起一支浩荡的文学队伍。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它都推出了自己的大师，如小说领域中的肖洛霍夫和列昂诺夫、诗歌领域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戏剧领域的布尔加科夫和万比洛夫，等等，等等。一批《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式的巨作，成为世界文学中新的经典。可以说，作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者，苏联文学是无愧于其前驱的。

　　苏联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它对别国文学的影响上。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老大哥”，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世界中占据首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众多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文学，都是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形成、发展的。那些国家的作家们努力地以苏联文学为榜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众多写作者的创作指南。比如，中国文学界提出并奉行过的“革命现实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此同时，那些国家的文学读者们，也在贪婪地阅读苏联文学的产品，保尔们、卓娅们曾感动过无数苏联之外的人们。比如，如今五十多岁的中国人，谁的脑海里不留有几片关于苏联文学作品的记忆？说文学上的“苏联模式”曾垄断过半个世界的文学，并不过头。无论这种影响的效果如何，尽管这种文学似乎是政治影响的附生物，但一种文学拥有如此之广、如此之大的世界性影响，毕竟是值得骄傲的。近、现代史上，一国文学能对别国文学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是绝无仅有的。

　　谈到苏联文学的成就，还必须注意到苏联境内的自由派文学和苏联境外的侨民文学。如果不把苏联文学理解为“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同义词，自然就要把这几类文学也视为苏联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有人曾将苏联文学划分为三类，即官方文学、乡土文学和自由派文学。官方文学是指那种以作协“书记们”的创作为代表的正统文学，以歌颂和正面描写为主；乡土文学着重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精神的继承，以自然、人性、道德、良心等为创作母题，对世界和人生进行严肃的探究，其理想在于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的主张；自由派文学大体上是一种暴露的文学，批判的文学，是对社会或某些现实问题表达不满、提出批评的文学，它有时又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长期以来，第一种文学理所当然地得到赏识，而末一种文学理所当然地受到压制，至于第二种文学，则时而受褒时而遭贬，或其中的某些东西受褒而另一些东西遭贬。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上得到推崇的，首先是末一种文学。在五位赢得诺贝尔奖的俄国人中，除肖洛霍夫外，其余四人均不属正统文学之列。蒲宁、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　（他后来是以美国诗人的身份受奖的）先后侨居国外，帕斯捷尔纳克则被视为“境内侨民”。这种状况，自然与东、西方间冷战的政治大气候有关，其中不乏利用者有意为之的企图，但它客观上还是证实了自由派文学的高质量。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不容细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由派文学恰好是苏联文学的产物，只有在苏联社会这块独特的土壤上，才能生长着这株奇特的文学之树。据说，许多西方的“自由”作家反而非常羡慕一些苏联自由派作家的处境和经历；据说，许多昔日的自由派作家，在苏联解体后竟顿时生出一种“失业”的感觉。

　　自由派文学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苏联文学自身的经历。苏联文学有过几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但也有过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局面。行政干预过多，一直是苏联文学背负着的沉重包袱。二十、三十年代众多的“决议”，客观上降低了文学的繁荣程度。文学被统管得最紧、同时其水平也是低的，是所谓的“日丹诺夫时期”。当时，对阿赫马托娃等人的辱骂，使文学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和胆量。五十、六十年代，因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而对其展开的“全民声讨”，对许多持不同政见作家的驱逐，就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同时也使苏联文学自身蒙受了损失。苏联文学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但过重的非文学负载，往往使苏联文学感到难以承受，甚至使它面临丧失自我的危险。卫国战争结束后，文学被当作宫廷音乐，在那自愿或被迫的颂歌合唱中，文学的个性、文学的尊严和文学的价值全都荡然无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文学又一次充任为政治代言人，文坛成为政治论坛，如今，面对“改革文学”的课题，我们似乎只能目睹“改革”而找不见“文学”了。

　　福兮祸所倚。苏联文学的某些福事，往往成为其祸根；反过来，某些祸事，又往往成为其福源。苏联文学亦悲亦喜、时悲时喜的历程，或许能给我们留下一些经验和启示。

　　苏联文学已成为历史，但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将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永恒的阅读对象和研究课题，将吸引人们去对它作悠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