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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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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象征主义之后的现代主义文学
在象征主义衰落之后,俄国文坛又出现过其他一些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克梅派和未来派。
1913年,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了《象征主义的遗产和阿克梅主义》一文,在文章的一开头,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象征主义结束了自己发展的全过程,如今正在衰落……前来接替象征主义的是一个新的流派,怎么称呼它都行,——叫阿克梅主义 (源于希腊文,意即“事物的高级层次”,“花朵”,“繁荣期”),或叫亚当主义 (对生活勇敢坚定的、明确的看法),——不管怎样,这一流派追求较象征主义更多的力的均衡、更准确的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这段话,概括了阿克梅主义的性质,古米廖夫的这篇文章,后也被公认为阿克梅派的文学宣言。在这篇宣言中,古米廖夫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纲领归纳为:反对象征主义对世界神秘、朦胧的暗示,提倡对具体、客观的现象的把握;承认象征在艺术中的重要意义,但不愿因此牺牲其他一切诗歌表现手法;寻求一切手法间充分的协调,要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有力的诗律体系;并不放弃对不可知、乌有、瞬间等的表现,“新流派的原则之一,就是永远沿着阻力最大的路线前进”。综合地看,阿克梅主义强调的是具体和力度,是技巧和个性。
参加过阿克梅派的有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戈罗杰茨基、库兹明等人,这些当时就很有名的诗人,后来都成了二十世纪俄语诗史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创作,不仅充实了象征主义危机之后的俄国诗坛,也为俄罗斯文学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古米廖夫 (1886—1921)生于一军医家庭,他很早开始写诗,中学时就出版过诗集,后留学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志愿上前线。1910年,他与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结婚。他一直是诗坛的活跃人物,创办过文学杂志,还担任过彼得格勒诗人协会的主席。1921年,他在彼得格勒被捕,二十天后以“反革命阴谋罪”被处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古米廖夫共创作了八部诗集,即
《征服者之路》、《浪漫的花朵》、《珍珠》、《异乡的天空》、《箭囊》、《篝火》、《帐篷》和《火柱》。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诗剧、长诗和一些散文作品以及诗歌译作。古米廖夫曾将自己诗的灵感称作“远游的缪斯”,因为其大半诗作都是以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源泉的。非洲的沙漠,北欧的雪景,罗马的名胜古迹,东方的宫廷秘史,纷纷成了古米廖夫诗作的对象或主题。他还翻译过一本中国诗集,其中收有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此外,古米廖夫的诗作多具有某种“史诗风格”。他的长诗虽然大都不长,但场面阔大,情绪激昂,如描写哥伦布的《发现美洲》。他的抒情诗中也常有内容的叙述和细节的描写,抒情主人公的态度比较客观,还时常穿插进各种人物的对话。对诗的容量和诗的力度的刻意追求,使得他的诗在当时的文坛上别具一格。以往,在苏联文学史中,古米廖夫或被有意识地遗忘,或被冠以“反革命诗人”的帽子受到攻击,八十年代末,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古米廖夫“复归”了,他的诗歌遗产又开始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比古米廖夫多活了十几年,但结局却同样为悲剧性的另一位阿克梅派重要诗人,是曼城施塔姆(1891—1938)。他曾是《阿波罗》杂志的同仁,1912年写了《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成为阿克梅派的主将之一。但与喜欢轰轰烈烈地的古米廖夫不同,曼塔里施塔姆生活得孤傲而又超脱。他的诗,并不是对阿克梅主义创作纲领的 “落实”,而充满着对文化和文化个性的思考。他的诗语义复杂,用典深奥,有深重的历史感。曼塔里施塔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诗人,他认为诗就是诗人“对自己正确性的意识”。知识分子的个性,文化人与世俗环境的冲突,常构成他的诗歌的潜在主题。阿赫马托娃曾说他的诗具有“无比的美和力”;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将曼德里施塔姆与阿赫马托娃等一起尊称为自己的“导师”,并在一篇论文中将曼德里施塔姆称为“文明的孩子”。
与阿克梅主义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是未来主义。未来主义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意大利诗人、戏剧家马利涅蒂于1909年发表了
《未来主义宣言》,宣告了未来主义文学的诞生。未来主义试图找到一种适应二十世纪之新时代的新艺术。主张以“机器文明”和“速度的美”等彻底取代传统的艺术。在俄国,未来主义团体的文学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发表于1913年,在这份宣言上签字的有马雅可夫斯基、布尔柳克、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等,他们构成了俄国未来主义的分支之一——立体未来派。另一分支是以彼得堡诗人谢维里亚宁为代表的自我未来派。自我未来主义宣扬个人至上,不满社会现实,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和冲突。立体未来主义的影响更大一些,一群年轻气盛的诗人,自封为现存秩序的破坏者,他们与一切艺术传统为敌,声称要“把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的轮船上扔下去”,从而创建全新的未来的艺术。
未来派在当时影响最大、在后来成就最高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马雅可夫斯基是在未来主义的旗帜下开始诗歌创作的。在未来派的文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中,就收有马雅可夫斯基的两首分别题为《夜》和《晨》的短诗。这两首诗用斑烂的色彩描绘资本主义大都市的画面,在那模糊的画面中渗透着一种厌恶和批判。由此可知,马雅可夫斯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对未来艺术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他对现实所持的批判态度。这也可以解释,在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为什么立即地将未来主义理解成了“革命的艺术”。长诗《穿裤子的云》是牙雅可夫斯基这一时期创作的代表作,在内容方面,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形式方面,继续实践未来主义的美学原则,如为表现新节奏而采用的楼梯式的分行排列,为表达未来的感情而营造的奇特比喻和生造的词汇等等。
赫列勃尼科夫 (1885—1922)是未来派的又一位重要诗人。在文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中,有近一半的作品是赫列勃尼科夫写的。在十月革命前的年代里,他出版有近十本诗集。和未来主义的主张相一致,赫列勃尼科夫对传统文化也持否定态度,对艺术的新的可能性作了追求。然而,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追求中,有两点是比较独特的。一是对“词语”的推崇,他认为,在现代和未来的社会中,词语将不再单单是一个交流思想、传递文化传统的工具,而是一种独立的、自在的东西,一种可以感觉到的存在,也就是说,应是空间的一部分,由此出发,他或造新词,或赋予词以新意,或新奇地使用旧有的词,进行了一场“词语革命”。此外,他对“时间”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艺术和诗的主要领地就在这第四维的空间,其目的就是突破时间走向永恒。和许多世纪初的诗人一样,赫列勃尼科夫正在受到重新的认识,其独特的诗歌遗产已在俄罗斯国内外得到了很广泛的关注。
除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外,象征主义之后还存在过其他一些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但影响都不及这两个流派。和象征主义一样,这些文学流派的成就大多集中在诗歌和绘画方面,这大约与诗歌和绘画这两个艺术门类所一贯具有的超前意识和先锋精神相关。这些流派,在先前的苏联文学史书中多是受到贬低的,其实,这些流派在十月革命后大都并没有停止活动,它的艺术探索和艺术成就,实际上丰富了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没有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
第五节 无产阶级文学
随着俄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也在二十世纪初形成了集团力量,并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是高尔基(1868—1936)。高尔基原姓彼什科夫,他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庭,童年时代在外祖母身边度过,刚十余岁时就开始在人间谋生,干过各种活计,在社会这所“大学”中生存、修养。他完全靠自学成长为一位作家。1892年,他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第一次使用了“高尔基” (意即“痛苦的”)这一笔名。此后,高尔基不断推出新作,如《少女与死神》、《伊则吉尔老婆妇》、《鹰之歌》等,这些作品大多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是吹入当时文坛的一阵清新的风。1898年,他的两卷本的《特写与故事集》出版,从此,他成了一位驰名全欧的大作家。进入二十世纪后,高尔基继续创作,在保持其作品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流浪汉”的形象和明确的阶级立场等特征的同时,高尔基在其创作中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加强了对无产阶级未来的充满激情的呼唤。长篇小说《母亲》和散文诗《海燕》可视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代表。
《海燕》写于1901年,原是一篇小说中的一部分,后小说被禁,只有这一部分被允许发表。检查官也许没有预料到,这个看似没有“煽动倾向”的短短的散文,发表之后即不胫而走,成了一份革命的号召书。在这篇散文诗中,高尔基用优美的、充满激情的笔调,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大海上高傲飞翔的雄姿。海燕的形象,被迅速理解为无产阶级的化身,在诗篇的结尾处,海燕在无畏地呼唤:“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也是整个诗篇的主旨。 《海燕》所体现出的坚定的、勇敢的斗争精神,鼓舞了当时无数的革命者;而这首诗篇自身所具有的气势和优美,又使它能被后人所传诵。
1906年,高尔基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母亲》,这部长篇小说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小说以俄国无产阶级斗争运动中的真实事件为素材,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艺术的概括,描绘出一幅壮阔的革命画卷和一大批革命战士的形象。与此同时,这部小说在艺术处理上所作的一些尝试,也为无产阶级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某些原则,后来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因而,《母亲》又被称之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母亲》以工人革命家巴威尔的成长历程和斗争经历为线索,描写了俄国工人阶级觉醒、反抗的艰难过程,说明了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道理。同时,对儿子的活动从不解到理解再到亲身投入,母亲尼洛芙娜的精神觉醒历程也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之一。母亲的形象,不仅在结构上使小说更为丰满,同时也在内容上加深了作品的深度,更展示了无产阶级自身解放运动的广度。
与高尔基并肩站立在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端处的作家,还有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依等人。
绥拉菲莫维奇 (1863—1949)出身于顿河地区一哥萨克家庭,他虽进过彼得堡大学,但后因一篇反政府的宣言遭流放,在流放地与一些工人革命家的共同生活,使他的世界观转到了无产阶级一边。在两个世纪之交,他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主题均是对无产阶级苦难生活的反映,对社会不平的强烈抗议。1902年,绥拉菲莫维奇结束流放生活回到莫斯科,与高尔基接近,参加了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文学活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不再一味以沉重的笔触描写下层人的苦难,不再仅仅表达深切的同情,而开始写出一种呼吁、战斗的声调,开始具有对无产阶级未来的自信和乐观。这一时期的作品有 《红光》、《炸弹》、《在普里斯尼亚》、《荒漠中的城》、《耗子国》等。绥拉菲莫维奇坚持不懈地以无产阶级及其生活为描写对象,以“揭露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为创作主旨,因此,他也被视为俄罗斯无产阶级文的创始人之一。
别德内依 (1883—1945)原姓普里德沃罗夫,出身雇农。他后来有幸在彼得堡大学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之所以成为诗人,则是因为根基深厚的俄罗斯民歌很早地唤醒了他的诗歌创作天赋。不满二十岁,他就常在柯罗连科主办的《俄罗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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