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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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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一概念出现在三十年代，由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创作原则、方法，在1934年的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确立、通过，并被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这一概念的定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载。”
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含义，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注重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提倡艺术形式方面的多种可能性。这一原则，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加工、改造的结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三十年代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力图将文艺纳入意识形态领域，作为教育、改造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文学如何来完成这一重托，当局和文艺界人士都在思考。三十年代，随着苏联社会的走向一统，文学也在趋向一统，这一庞大的文学必须有一个起统领作用的方法和原则。全新的文学的出现，也相应地呼唤一个全新的创作方法。于是，关于新的创作方法的讨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全面展开，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而有了关于新方法的众多的新名称，诸如“新现实主义”（勃柳索夫）、“倾向性的现实主义”（马雅可夫斯基）、“宏伟的现实主义”（陈·托尔斯泰）、“社会现实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浪漫的现实主义”（“拉普”），此外还有“革命的”、“革新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的”、“英雄主义的”、“辩证的”、“双体的”等修饰性字眼。后来被高尔基等人选中、并得到斯大林首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32年5月的《文学报》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但它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所包涵的创作原则，在此之前的无产阶级文字创作中、尤其是在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创作中，即已被确立。早在二十世纪之初，高尔基在致契诃夫的一封信中，就言“现实主义已经过时”，需要新的人物，需要高于生活的“第二自然”。在1906年创作的《母亲》中，高尔基对新的现实主义方法进行了创作上的尝试。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史上首次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描写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塑造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正面形象。正因为《母亲》是“以社会主义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形象思维” （高尔基语），所以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奠基之作。。
之后，自三十年代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俄罗斯作家自觉的奉行，运用这一方法也确实写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功之作。但是，随着创作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和不断地多样化，这一方法也引起过多次争论，几乎每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都要对它的定义作一次修改。其中较大的、较有成效的两次大讨论分别出现在“解冻时期”和七十年代初。五十一六十年代，随着社会上政治生活的松动，一部分人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公开提出批评，认为它是“僵死的教条”、束缚作家创作个性的“公式”，另一部人则挺身捍卫这一方法的合理性。有人中和，提出了还应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并认为在苏联文学中一直并存着两个主流，一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为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学”。通过这次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至尊地位似乎受到了冲击，创作方法上的多元化局面开始出现。七十年代初，文艺理论家德·马尔科夫（1913—1990）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的理论，主张赋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更大的思想内涵和更为丰富的美学可能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开放的美学体系”，“对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而言是无止境的，对题材的选择也是没有限制的”，它既可以汲取古典文学的一切遗产，又可以借鉴一切现代艺术流派有益的经验，它既可以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也应当实行“广泛真实性”的原则，以浪漫、假定的、幻想的、象征的、怪诞的等形式表现生活。这一理论增大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可能性，使它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因而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将某一创作方法尊奉为唯一的、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未必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且往往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如苏联文学中出现过的“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倾向，就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单一的原则，也容易导致文学生活的简单化，制约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自由。但是也要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创作方法，毕竟有其开创性的意义，毕竟有其特定的历史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在俄罗斯、在全苏联取得了相当大的创作成果，而且还将影响辐射向半个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均同样被奉为指导性的美学原则。在我国文学界先后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原则、“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渊源关系。
第四章 卫国战争和文学
第一节 概说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的军队攻进了苏联，俄罗斯历史上又一次残酷而又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从战争打响的第一天开始，像战士端起自己的枪，俄罗斯的作家和诗人们也纷纷拿起自己的武器——笔。他们向人民发出保卫祖国的呼吁，控诉敌人的罪行，还有许多作家亲自奔赴前线，或直接参战，或做随军记者，盖达尔等百余名苏联作家捐躯沙场。直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5月8日，俄罗斯文学家们一直与人民并肩战斗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文学所起到的强大作用，与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国家的文学相比，也许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俄罗斯文学和文学家传统的爱国热情的又一次迸发，也是一直强调教育功能的社会主义俄罗斯文学在特定时期的一个收获。
卫国战争时期，俄罗斯诗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战火中不懈地歌唱了一千四百一十八个昼夜。战时的诗，记叙了办联人民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歌颂了卫国战争英雄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卫国战争活的日记”；战时的诗，通过电台、报纸以及人们的口头广泛传播，出色地完成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光荣使命，勇敢地在苏德战场上翱翔过的苏维埃诗神，理应得到文学界的第一枚勋章；战时的诗，不单纯是美学意义上的欣赏对象，它实际成了联系人们感情、传达人们感受的精神桥梁，诗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诗人与读者关系之密切、诗的感染教育作用的巨大与直接，都为诗歌史上前所未见。继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间诗的大繁荣之后，诗歌在卫国战争时期再次跃居文坛之首。
在卫国战争时期的散文、小说创作中，首先大量涌现的是能够迅速反应时事的政论和特写。几乎每一位名作家，都立即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发表文章，将抨击的矛头对准德国法西斯。由于政论文这一体栽宜于迅捷传播且覆盖面广大，由于这些政论的作者都是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大作家，因此，这些政论文章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取得了鼓舞士气、统一民心的良好作用。接着，直接描写前线和后方的人与事的中、短篇小说开始出现，这些作品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们虽以战争中的真实为描写对象，但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现实与历史的串连、特定场景的构造，已获得一种艺术概括性。这类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有肖洛霍夫的 《要学会恨》、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等，最后，还有法捷耶夫那部在战时即已开始发表、后来才修改定稿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
戏剧创作在卫国战争时期也获得了一个飞跃，以考涅楚克的 《前线》和伊万诺夫的《侵略》为代表的战时戏剧，勇敢直面战时的困难和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这两部剧作及其他一些剧作的出现，不仅实现了戏剧对卫国战争的积极投入，促进了戏剧在特殊环境下的繁荣，而且还直接促成了关于战时文艺和严酷现实、文艺在战时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所应发挥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却创造出了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之久远的各种文学作品，确是俄国斯文学的一个骄傲。其中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已载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宝库。
战争后，仍有一批以战争为主题的优秀作品出现。但是，渐渐地，由于战后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之风，由于东、西方世界间不断升级的“冷战”，俄罗斯文学也开始受到影响，甚至是干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一部分人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在战后恢复的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却描写起歌舞升平的和平景象来，“无冲突论”地对待战后社会中的诸多困难和矛盾。战争胜利的原因，由于“个人崇拜”而被归结到少数人身上，在一片“颂歌”声中，人民的历史作用被忽视了。抵卸资本主义思想侵袭的意识形态任务，使得文艺界又开杀戒，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对许多作家、作品和杂志大加鞭挞；对于西方的一切现代艺术，也均持敌对态度。由于这些做法，俄罗斯文学越来越平庸，在战后数年间逐渐步入了其二十世纪发展史中的一个低谷。
第二节 战时的诗歌创作
卫国战争时期的诗歌中，压倒一切的主题自然是战争主题，这其中又包括对祖国的爱与对敌人的恨、死亡与不朽、战壕里的友谊与离别的爱情、对胜利的渴望与对命运的思考等分主题。这一时期的诗歌，似乎很难划分为政论型或哲理型、山水诗或爱情诗，而多为战争主题统领下的这一切的有机结合。
早在三十年代末，对战争危险的预感就开始体现在俄罗斯诗歌中，有了这种准备，俄罗斯诗歌便能对突然爆发的卫国战争作出迅速的反应。最早对战争作出反应的是抒情诗，战争爆发的第二天（6月23日），《真理报》上就发表了苏尔科夫的《我们以胜利起誓》和阿谢耶夫的《胜利将属于我们》两首短诗。战争首先需要的是高声疾呼的诗，俄罗斯富有公民激情的诗歌传统在战时得到了积极的继承和发扬。战争初期的诗，充满热烈的呼唤，有极大的感召力。作为热情演说家的诗人们那一行行诗句，恰如一声声号角，其中又充溢满腔的愤怒：“前进！进攻！一步也不退后！我们的身后是莫斯科。”（苏尔科夫）“你见到他多少次，就杀死他多少回！（西蒙诺夫）“我们要让敌人俯首，让野兽和懦夫吃尽苦头。” （吉洪诺夫）“打击敌人，让他无力，让他在血泊中呛死。”（英贝尔）
有恨的诗，就有爱的歌。没有对祖国和亲人的爱，就没有对敌人的恨，战争促成了爱与恨的奇妙结合，爱，激发了人民对侵略者的恨，鼓起了人民生活的勇气，坚定了他们胜利的信念，正如诗人普罗科菲耶夫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为了使恨更为强烈，／让我们来谈谈爱。”战时脍灸人口的名篇——西蒙诺夫 （1915—1979）的《等着我吧》就是这样一首“爱的歌”。诗人试图表明，前线战士的无限思念和爱人 （已非某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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