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误-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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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模糊度的Ａ式欺骗相反，而是尽力减少模糊度，让一种假情况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如“巴巴罗萨”行动，德军竭力让斯大林相信，它在发动侵苏战争前一定会发出最
后通牒，所以在东线集中兵力，只是为了入侵英国。惠利认为，这个关于最后通煤
的计谋，消除了德军动向的暧昧性，使斯大林相当自信地作出了决定性的错误判断。
研究者还发现，Ａ式欺骗和Ｍ式欺骗是可以转化的。
　　　　欺骗之所以能对对方情报人员产生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迎合了情报人员
的先。之见。研究表明，使欺骗对象进入他倾向于采取的方向，比使他进入与原有
想法背道而驰的方向要容易得多。欺骗对象的倾向性越强，他越可能忽略或曲解与
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相一致的情报。欺骗者的任务就是提供强化对方倾向性的线索，
尽可能减少或消除与这种倾向性不一致的蛛丝马迹。一段而言，被骗者容易产生自
我欺骗。绝大多数欺骗之所以会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被骗者的自我欺骗。如“巴
巴罗萨”行动之所以能取得突然性，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认为，德军在结束西线战
事之前不会进攻苏联，在此之前，德国在东线的兵力集结是为了讹诈苏联，以便从
苏联得到更大的好处。一切有关德苏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都是帝国主义散布的、有
意挑拨德苏矛盾的谣言。正是这种自我欺骗，使斯大林在情报机构发出大量警报后
仍执迷不悟。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由于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倾向
于以色列一方，阿拉伯国家将无法对以色列开战。阿拉伯国家也有意识地利用了这
种先人之见，在战争准备阶段大力贬低阿军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以色列人的信心。
　　　　如何克服敌方的战略欺骗？研究者认为，虽然加强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有助于发
现敌人的欺骗，但这并不能确保克服敌人的战略欺骗。对欺骗保持警惕，也许能使
情报人员更加谨慎地对待情报资料，但也会使情报人员疑神疑鬼，对所有的“信号”
都抱怀疑态度。如果欺骗本不存在，提高警惕性可能会使情报人员产生存在欺骗的
错觉。如果确实存在欺骗，而其目的只是利用和增强对方的先人之见，提高警惕性
可能使情报人员拒绝考虑那些相反的“信号”。情报人员一旦认定“信号”不可信，
其先入之见必然起更大的作用。那些被看作欺骗性的、因而不予考虑的“信号”，
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与先入之见不相符合的“信号”。亚伯拉罕·本维茨认为，在估
计迫在眉睫的进攻时，若对战术迹象予以重视，将战术迹象与战略假设分开，可能
会减轻敌人突然性袭击的程度。他认为，战略假设有大量情报资料为根据，通常能
维持相当长时间，而战术迹象是有关敌人进攻准备或意图的具体报告，它表明事态
正向什么方向发展。这种将战略假设与战术迹象分开的方法，非常类似于将原有想
法与新“信号”分开。本维茨提出，只要战略假设与进攻迫在眉睫的战术迹象发生
分歧，情报人员就应感觉到某种直接威胁，并进行适当的准备。过去的经验表明，
如果战略假设与战术迹象发生分歧，占上风的总是前者。本维茨建议，在决策过程
中，应给予战术迹象更多的重视。但是，小理查兹叫·霍耶尔提出，本维茨没有考
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引起人们警惕的战术迹象可能是对方的演习或恐吓，如果
将此类行动当作敌人的进攻“信号”，就可能增加发假警报的机会，而这，也是要
付出了极高代价的。虽然一般而言，我们应当根据收到的不一致的战术情报或其他
情报来改变我们的想法，但在具体情况下，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是应该重新审查
原来的估计，还是应该保留长期以来形成的想法。霍耶尔提出，欺骗取得成功，一
般都有一个共同因素，即对方的分析人员为思维定势所限制，不能对一致的“信号”
作出有效反应。从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情报资料很不容易，但这正是发现欺骗所必
须的。因此，打破思维定势对反欺骗分析极为重要。霍耶尔最后提出，传统的直觉
分析方法不能充分有效地觉察欺骗，必须探索其他方法。而本·以色列认为，最好
的方法还是证伪法。
　　　　一项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一个可能永远不会
　　　　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串串的思
　　　　考……
　　　　有关判断失误的著作已经是汗牛充栋，研究人员提出的各种方法也在实践中不
断使用，但遗憾的是，判断失误并没有避免，同样的错误人们一犯再犯，让人百思
不得其解。
　　　　是情报人员过于蠢宋，以至于对专家的意见不得要领？木是。入选各国情报机
构的，都是顶尖人才。愚笨绝对与他们挂不Ｌ边。
　　　　那么，是施骗者的手段过于高明，以至于情报人员无法觉察？也不是。实际上，
施骗者的手段是有限的，情报人员闭着眼睛也可以把它们—一列举出来。可是，判
断失误仍然不能避免。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回答是：情报分析本质上是一个过于复杂、随意性过强的问题，它不存在标准
答案。敌人的意图完全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它全在于敌方决策者的一念之差。作
为一个人，他可以按一般的规律考虑问题，也可以独辟蹊径，从一个完全相反的角
度考虑问题。他最终采取的措施可能有两种结果：与对方的判断相吻合，与对方的
判断截然相反。情报人员可以预计到这一点，但关键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从正面
思考问题，还是从反面思考问题。情报人员作出的每一种判断都有５０％的可能性。
从概率上讲，正确的概率似乎与错误的概率相等，但实际上，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
的大事上，这种判断的价值近乎为零。决策者在作出选择时，只能祈求上苍保佑：
但愿这次押的宝是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判断失误全无规律可循。如果这样说，那么情报判断就全无
科学性可言了，情报机构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事实上，经过研究，人们还是发现
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兹举其大者。
　　　　判断失误可以发生在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但主要还是情报分析失误。这是众
多研究人员几乎一致的看法。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纯粹由于缺乏情报资料而造
成的判断失误几乎没有。美国在海湾危机前的失误主要不是判断失误，更不是情报
搜集失误。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不在于情报机构没有掌握相关的情报资料，而是
因为干扰情报人员分析、判断的“噪音”太多，以至于情报人员无法从中得出正确
的结论。情报资料的数量与判断失误的发生率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那种认为可以通
过最大限度地搜集种种情报资料从而克服判断失误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在由于判断失误而引起的军事灾难中，情报传递渠道不畅加剧了灾难的程度。
在很多情况下，情报机构都发出了战争警告，但由于预警时间过短，决策者无法采
取适当的行动，军事灾难无法避免。如赎罪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巴巴罗萨”行
动……都是如此。这其中，情报传递渠道不畅是一个重要因素。如珍珠港事件前，
美国情报部门在１２月７日上午９点３０分截获日本对美备忘录的第１４部分，知
道日本即将对美采取行动，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１２时１２分才通知夏威夷
采取戒备措施，而且他没有使用传递速度最快的电话，而是通过电报（而且是商业
电报！）发出的。假如马歇尔星期日没有休假，珍珠港起码有四个小时的预警时间，
即使马歇尔迟至１２时１２分才发出警戒令，珍珠港仍有４０分钟的预警时间。突
然袭击虽然不可避免，但起码损失是可以大大减少。但实际上，由于情报传递过程
中的问题，美国并没有抓住情报界带来的宝贵的预警时间。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
日晚上，苏军前线部队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即将发动进攻，但是他们没有通
过紧急渠道将这一情况报告莫斯科；同样，铁木辛哥元帅在发出警戒令的时候，也
没有使用传递速度最快的电话，而是使用了电报。电报的拍发延误了苏军的预警，
以至于有些军事单位直到战争爆发还没有收到这份至关重要的预警命令。
　　　　成功的战略欺骗离不开出色的情报保障，同样，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也离不开
出色的情报保障。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首先，由于无线
电破译技术上的突破，盟军掌握了“超级”机密，据此，盟军可以准确地了解德军
的兵力部署、战争动向及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卫士”计划所作出的反应，“超级”
机密甚至透露了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在兵力部署等问题上的争论，因而可以对症下
药，适时修改欺骗措施。而德国情报部门在这方面则相形见拙。虽然西线外军处也
有无线电情报部队，并且是德国主要的情报来源，但是，德军在密码破译方面没有
取得重大突破，只能依赖无线电测向判断盟军的动向，其准确性大成问题，最后甚
至成了盟军进行欺骗作战的帮手。
　　　　欺骗必须看起来是可信的。只有符合敌人意图的欺骗，才有可能被敌人相信。
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希特勒知道斯大林的观点：德国在结束对英战事前不会进
攻苏联，因而也就利用这一点大行欺骗。赎罪日战争前，埃及知道以色列十分重视
埃以力量对比分析，因此也就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在新闻媒介的报道中，埃及军
队不仅装备差，训练水平也低，根本不可能向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挑战。在诺曼底登
陆战前，盟军事先已经知道希特勒对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防御十分担心，从这两个
地方进攻欧洲大陆也确实有可取之处，这些欺骗计划符合希特勒的先入之见，因而
打中了希特勒的要害，不由得他不相信。此外，假情报不仅要披上真实的外衣，而
且要从不止一个情报来源得到证实，其可信度才高。就“坚韧”计划而言，它所虚
构的两个集团军，都可以从多个情报来源得到证实。首先是德军无线电情报部队侦
察到这两个集团军上空有大量的无线电“信号”；其次，双重间谍提供了这两个集
团的番号。编制及作战任务；再次，受蒙骗的德国空军拍下了两个集团军的照片；
最后，成为盟军俘虏的汉斯·克拉默将军也为巴顿集团军的存在提供了佐证。他不
仅看到了装备精良的盟军，而且同巴顿将军一起吃过饭。回国后，他的惊魂未定的
神态就不由你不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这样，得到过多情报来源证实的假情报就成
了真情报，虚构的美国第１集团军和英国第４集团军也从纸面成为现实，加来海峡
将是盟军的主攻地点也得到了确证。盟军终于达到了欺骗目的。
　　　　出色的战略欺骗离不开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完全保密仅仅是理论上应该追
求的目标，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某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泄密还有助于强化欺骗效
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突然袭击实例都存在各种程度的泄密。如赎罪日战争前，
埃及民航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自行决定所有民航班机停飞；苏联紧急撤离其驻阿
侨民也引起了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警觉，但事实上埃及仍然达到了欺骗效果。诺曼底
登陆前，盟军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盟军并没有做
到完全保密，泄密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当时，这种泄密曾引起盟军的阵阵恐慌，不
过，事后看来，这些泄密事件并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原因也很简单。德国人已经
知道盟军在进行欺骗，但是，由于已有的情报已经得到大部分情报来源的证实，其
可信性无可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泄露出来的、与假情报背道而驰的新情况只能被
看作是敌方故意施放的“噪音”。情报机构不仅不能否定原有的情报，而且必须千
方百计地摒弃这些新出现的“噪音”，在分析时不要受它的影响。事实上，在登陆
目前，德国情报机构曾收到二百五十多份间谍的报告，他们众口一辞，说盟军将于
７月在加来登陆，只有一名德国间谍的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但由于他以前多次向
德军送过假情报，德国人并不相信他的情报，认为这只不过是盟军制造的又一个骗
局而已。由于假情报总是与真情报背道而驰，德军断定登陆目一定不会是６月５日
～７日，而是其他共一段时间，地点也不是诺曼底。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最
高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