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大地之子-列夫·托尔斯泰评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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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判者，但实际上接受审判的正是他自己：他在经受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这比那“庄严、神圣”的法律形式更有力，更能震撼人心。作家非常巧妙地安排了这个场面，层次分明地揭示了这个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最初的矛盾、紧张和惶遽的精神状态。从聂赫留道夫认出玛斯洛娃那一刻起，他内心的平静被打破了，这种惊人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硬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是个残忍、卑鄙的家伙，“他的灵魂里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但要他马上坦白承认，他还无法办到。他身为显赫的贵族，他的身份和那贵族的虚荣心使他考虑的“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才好……千万别弄得他当众出丑才好。”“这恐惧比一切情绪都强烈”，牢牢地控制了他，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提心吊胆，如坐针毡。但惊恐之余，他又出于本能极力安慰自己。他明明早已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她”，转念又认为“这决不可能”，想要自欺欺人地掩饰内心的矛盾，以至后来又用法官、陪审员的一系列丑行为自己开脱，企图找一个他无罪的旁证，以求得个人心灵的安宁，而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已不可能认出他时，他的心又轻松起来，看着悲惨地沦为娼妓的玛斯洛娃竟连一丝怜悯和同情都没有，反而产生一种贵族老爷鄙视下层人的“又是厌恶，又是恶心，又是懊恼”的杂乱情绪。他“巴望快点审完”，更想“把一切忘掉才好”。陪审员们误判了玛斯洛娃以后，他以为从此可以解脱了，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此时的聂赫留道夫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玛斯洛娃身上应负的责任，更没有考虑他犯下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因为他已经不是那纯洁的青年了，而是被“愚蠢的、空洞的、毫无目标、渺小的生活罗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堕落的聂赫留道夫了。但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从不用单调的色彩去刻划他的人物，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用多种颜色巧妙地组合和再现人物。当玛斯洛娃被带出法庭时，撕心裂肺地喊道“我没罪，没罪啊！”聂赫留道夫的良心终于从沉沉昏睡中惊醒，“精神的人”冲破可怕的一直遮住的他的“帷幕”站立起来。他回忆起自己富于魅力的青年时代，“回忆燃烧着他的良心”，这思索的强烈意识和良知的严厉审判，使他被迫开始从心灵深处正视自己的罪恶，“顺从刚开始在他心里抬头的忏悔心情”，进行“灵魂的扫除”，他思索了他的全部生活，从而由分析自我转向解剖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发现了整个社会的肮脏、虚伪和衰败。他厌倦了周围的一切，从本阶级中分裂出来去寻找新的道德原则并逐步完成精神上的“复活”。托尔斯泰正是利用这一特定环境，深入细致地表现了聂赫留道夫恐惧中感到羞愧，怜悯里怕被揭发，欲走不能，想招不敢，又是烦燥，又是担心，又是震惊，又是厌恶这一连串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真实而完整的心理过程，细致入微地勾画出了聂赫留道夫的思想性格特征，为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面而完整地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过程，是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重要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反映到人的精神世界里，必然促成人的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姿的变化，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就是如此。他们的内在生活都被写成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其中有各种敌对情绪的相互斗争，有各种内心活动的交替、转变，有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自然过渡。他所表现的人的内心生活，象一条不停顿的溪水，时而平缓，时而冲出激烈的浪花；时而舒心畅流，时而忧郁地呻吟。而所有这一切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因受着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而产生的一系列心理情绪的波动的交替，无一不是他内心生活的自然表露，正是这些心理活动使聂赫留道夫形象有血有肉，完整统一，从容貌到品格一览无遗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

　　而玛斯洛娃在法庭上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却完全不同于聂赫留道夫。作家没有象刻画聂赫留道夫的心理那样，采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反省，而是间接地、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貌、她的简单的对话和不被人注意的小动作来暗示她的内心活动。作家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玛斯洛娃的肖像描写，随着“玛斯洛娃，过堂去！”的吆喝声，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她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的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出来，那女人整个脸上出现长期囚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嫩芽。……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这就是玛斯洛娃，但对于托尔斯泰来说，重要的不单单是玛斯洛娃的外貌如何，作家在这里向我们真正揭示的是玛斯洛娃的内心，透过她那惨白的脸色，透过她那故意留在头巾外的几绺头发，透过她那留有堕落痕迹的面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受污损的灵魂；而玛斯洛娃那黑亮的、非常有生气的眼睛又表露出内心美好的一面。玛斯洛娃沦落为妓女，但她内心善良的情感并没有完全泯灭，只是被邪恶的力量压在生活的底层，在痛苦中挣扎、呻吟着。在法庭上，玛斯洛娃是以被告身份出场的，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审判者，一个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对丑恶社会的控诉的抗议者。做为下层人，她完全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前途，庭长要她说一下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象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这痛苦的哭声里包含着多少她经历的辛酸，包含着多少对专制制度的控诉！她那无法言说的一切，她的遭遇，她忍受的种种屈辱都在这一痛哭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托尔斯泰就是这样，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表、举止和言谈揭示了她在法庭上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内心中“善”与“恶”的激烈冲突，并且有力地批判了造成玛斯洛娃悲惨境遇的社会现实，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复活》的弱点和消极面也是比较突出的。托尔斯泰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竟然让小说中的一个政治犯主张“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他反对教会的伪善，却乞灵于“心中的上帝”，说“不应该在寺院里祈祷，却应该在精神里祈祷。”他反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只能让书中的农民、马车夫和工匠发出沉痛的怨诉和无力的咒骂。这些消极的东西正是俄国农民“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还在小说的开头引用《福音》中的话作为题词，宣传对别人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后来在主人公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以后，作者还说“要永远宽恕一切人”。作家的这种观点，是以“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社会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在作家看来，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行善。基于这种对“人性”和“兽性”矛盾的认识，他才让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借以体现“人性”由丧失到回归的过程，使他们几乎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活标本。在小说中，作家试图说明，无论是贵族或农奴，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避恶趋善，或改恶从善，人们都保持善良的“人性”，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端，“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起来”。实践证明，作家的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俄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他仍然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是极其错误的。这些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必须予以注意。

　　晚年的其他创作

　　托尔斯泰曾经长时间地、反复地思考艺术问题，他初进文坛就受到别林斯基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认为文艺创作要如实地“再现生活”，“表现心灵的真实”。他在处理情节结构、描写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等方面都是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反映生活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让安娜死在铁轨之下，他说正如普希金在　《欧根·奥涅金》中处理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出嫁的情节一样，“我小说里面的人物所做的，完全是现实生活里面所应该做和现实生活所存在的，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托尔斯泰的创作正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他的杰出的艺术成就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1897年到1898年，托尔斯泰撰写了《什么是艺术》。对他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阐述自己对艺术的见解，而且在于揭露当时风靡一时的资产阶级颓废派艺术的虚伪堕落及其哲学思想基础，这个派别的宗旨是使艺术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剥夺艺术的最主要功能——为人民大众服务。

　　在《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试图阐明应当怎样理解真正的艺术，分析人类历史个别阶段艺术的作用。他在剖析各种不同的艺术定义的同时，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认为艺术是上帝的思想、精神和意志的表现的唯心义观点。“艺术究竟是什么？”托尔斯泰提出了问题并作了解答：“艺术是人们彼此交际的手段之一”。按照这个观点，艺术的特点在于它能以情感去感染别人，艺术的语言、音乐、绘画、雕塑都使人感到欢乐、痛苦、快慰、振奋、悲伤。如果艺术能达到这个目的，它就是真正的艺术。

　　托尔斯泰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劳动群众不能理解卓越的艺术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永远能被普通人民所理解，他们难以理解的只是有闲阶级的艺术的内容，因为它的内容贫乏，脱离广大群众的利益，脱离劳动生活。

　　托尔斯泰反对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艺术观点，尼采断言只有少数“超人”选民才能创造和理解艺术，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并不是超人所创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由那些反映人民的利益的人创造的。

　　托尔斯泰指出，现代艺术枯竭的原因之一，在于选取无聊的有闲阶级的毫无意义的现象和极其狭窄的个人体验感受作为其内容的基础。劳动人民的活动是丰富多采的，这种活动是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托尔斯泰还对艺术的语言形式作了研究，认为富人艺术的语言往往华丽典雅，劳动人民不大能理解。他认为将来真正的艺术不需要繁杂的技巧，在语言上“要求清楚、简洁、洗炼，要求通俗、明白、易懂。”

　　托尔斯泰对艺术的作者、艺术应该写什么，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有时未免言之过激，有些片面，但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它的进步意义。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托尔斯泰未能摆脱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局限，不加区别地看待他们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认为艺术也应该宣传宗教思想，反对一切强暴，用人人相爱的宗教感情去感染人、教育人。因此，他的艺术观也有一些消极因素。

　　托尔斯泰晚年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自己这种新的艺术理论，在中篇小说中，托尔斯泰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私有制的罪恶（《霍尔斯托美尔》）、资产阶级的伪善道德（《伊凡·伊里奇之死》）、资产阶级的贪婪　（《老板和工人》）、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克莱采奏鸣曲》）、官方教堂的虚伪（《谢尔吉神父》）等等。

　　《伊见·伊里奇之死》中的主人公戈洛文贪图私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只在临死时才猛然醒悟，他及其周围的人所过的是一种无人性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小说一开始，作家就强调了伊凡·伊里奇性格的典型性。他是一个普通官吏，这种人成千上万，他度过“最普通最平凡的”一生，成千上万的人过的也是这种生活，他们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