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大地之子-列夫·托尔斯泰评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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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斯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流放，《我的童年故事》给了他强烈的印象。他请求一位朋友务必查明“这个隐性埋名的列·尼究竟是什么人。”

　　在《我的童年故事》中，作家以令人惊叹的艺术技巧描绘了主人公生活的贵族庄园，它的环境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极为相似。虽然托尔斯泰强调过他写的不是自己童年的故事，但是，小说中主人公尼科连卡的经历、思想情绪和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都和作家的童年类似，如玩耍、爱好、莫斯科的旅行、朗诵诗歌等等。小说中的某些人物也很像作家童年时期周围的一些人。譬如，小说中的祖母形象与托尔斯泰的祖母非常相象；尼科连卡的母亲也是作家根据身边的人们对他母亲的回忆，经过艺术加工而塑造出来的。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在　《童年》中，“真实与虚构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

　　尼科连卡·伊尔坚里耶夫是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中的主人公。作家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童年世界。这个聪明伶俐、善于观察和关心他人的男孩子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逐步觉察到了社会生活不公平的现象，他慢慢地懂得，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心灵的美并不在他生活的贵族圈子之中而是在它之外。最合尼科连卡心意的，还是那些普通的人。善良温柔的娜塔丽娅·萨维什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她的道德修养却远远高出一般贵族。娜塔丽娅·萨维什娜给尼科连卡以良好的影响，犹如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一样。

　　母亲之死，迁居莫斯科，促使尼科连卡越来越多的思考生活意义的问题。他带着这些思考进入了成长的新阶段——少年时代。这一时期，尼科连卡初次听到了“穷”和“富”的概念，于是，他很快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富有，而卡倩卡却贫穷？他因此而感到惭愧。

　　青春年华给尼科连卡带来了新的热情和感受，他想仿效他的哥哥及其同伴那种文雅的风度、时髦的装扮，操一口流利的法语，也想仿效他们轻蔑地对待那些不具备以上素质的人。

　　在大学里，尼科连卡接触的生活范围越来越大，他结识了许多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在贵族青年中无法看到的那种对科学的强烈兴趣，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纯朴诚实的品质。

　　尼科连卡倾心于这个新的生活圈子，热爱这些平民出身的青年大学生，但是他没能跟他们结为知心朋友，因为按照出身、教养和生活情趣来说，他和这些人是有距离的。

　　托尔斯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偏爱那些来自平民百姓的有才智的青年人。

　　三部曲中有作家许多自传性的因素。但是，小说并非作家的自传，它是概括了作家亲自经历和所见所闻的艺术作品，给读者描绘出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个贵族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

　　1852年12月，托尔斯泰结束了短篇小说《袭击》的写作，寄给了《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

　　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作家描写一次他亲自参加的袭击山民的战斗。小说的主人公赫洛波夫大尉，是一个勇敢、坚定的人，他的性格特征和作家所热爱的长兄尼古拉极为相似。

　　在《袭击》中，作家不加渲染地描述了受俄国指挥官怂恿的对山村的破坏、抢劫和对当地居民的杀戮行为。从人道主义出发，作家鲜明地站在山民一边，同情他们，谴责俄国军队的暴行。当一个骠骑兵杀死一个怀抱幼儿的妇女时，作家质问道：“骠骑兵，你为什么这么干呢？要是别人欺凌你的妻室儿女，你说什么呢？”

　　作家强烈地谴责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它给高加索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第一次谈到了各民族的兄弟关系。

　　《袭击》发表在1853年《现代人》杂志第三期上，遭到了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大量删改。对此，托尔斯泰非常气愤，他在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说：“《童年》被糟踏，《袭击》也被书刊审查机关弄得面目全非，凡是好的东西不是被删削就是被篡改。”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知道作家受到了委屈，就立即写信去安慰他：“请您不要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沮丧吧，这是我们一切天才作家共同的遭遇。您的小说写得生动别致，再好也没有了。请不要忘记《现代人》杂志，因为您已经成为它的撰稿人。”

　　两年半的高加索军旅生活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他把这一时期看作他生活中的最好时期。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无论在此以前，还是以后，我的思想都不曾达到那样的高度，不曾注意到那两年观察过的事物。我那时的一切发现，将永远成为我的信念。”

　　1854年1月，托尔斯泰从高加索回到了俄罗斯。一踏上故乡的土地，他就沉浸在昔日甜蜜生活的回忆之中，他十分珍惜在自己心爱的庄园中的生活。可是没呆多久，就被派往多瑙河部队，前往布加勒斯特。

　　当时，沙俄帝国正在向外扩张。1853年6月14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一举歼灭了土耳其的海军舰队。英、法两国为了与俄国争夺市场，不能容忍俄国独霸土耳其，称雄黑海。于是支持土耳其，于1854年3月对俄宣战，克里木战争全面爆发。托尔斯泰被调往克里木的塞瓦斯托波尔前线。

　　塞瓦斯托波尔，这座俄国在黑海的良港城市，它有辽阔的天然海湾，俄国人曾引此以为骄傲。此时，在英法联军的攻击下，它正摇摇欲坠，处境危难。人们都在焦虑不安地考虑，在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进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能否守住？托尔斯泰一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就被俄国军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感染。

　　他以准尉军官的身份担任了炮兵连长，参加作战，在防线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呆了一个半月，常常遭遇到危险。但是，死亡的逼近并没有使他害怕，他整天地工作着。紧张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出于心满意足，他大声地呼喊着“呜啦！”由于他在战斗中勇敢顽强的表现，被授予奖章。他无疑应该得到更高的奖赏，但他不追求这些。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结识了那些好朋友。据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那些朋友回忆道：“他是炮兵连名副其实的灵魂……他是出色的伙伴……一个最诚实的人，要忘掉他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时，托尔斯泰还没有看清这场战争的性质，只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立场来歌颂这场战争。他在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写道：“士气的高昂真是无法形容，就是在古希腊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英雄气概……一连水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在一个炮台坚守了三十天，后来要把他们换下去，他们几乎要暴动。士兵们把炸弹上的雷管都摘了下来，妇女们给坚守棱堡的士兵送水，许多人因此牺牲或者受伤。……有一个旅24日最后只剩下一百六十人。多么悲壮激烈！”

　　托尔斯泰在棱堡中领悟到，他周围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比其他人更爱自己的祖国，他们没有任何做作夸耀的神情，而是镇静地为祖国和人民捐躯。

　　在战斗中，托尔斯泰仔细地观察着，认真地思考着。一方面，他目睹了俄国士兵举世无双的勇敢精神，“每一个军人的心灵都蕴藏着一点能使他成为英雄的高尚的火花。”另一方面，他又痛心疾首地看到军官的腐败、军纪的涣散，人们不相信自己，因循守旧，寄希望于圣尼古拉。他认为，这是俄罗斯人民千百年来的缺点，由于这些缺点，这个在历史上曾经为世界贡献过许多杰出人物的民族落后于人了。俄国如果不彻底改造。就必然会灭亡。

　　1855年，托尔斯泰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生活写了《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等三篇短篇小说。

　　在《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乐》中，作家对战争做了现实主义描写。他没有把它描绘成一幅战旗飘舞、军号嘹亮的美丽图画，而是揭示战争实际存在的景象——流血、痛苦和死亡。他引导读者既去注视人们的丰功伟绩，也去关注人们的日常活动。他在作品中写道：“在这张晒得黝黑、颧骨突出的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在每一块肌肉中，在宽宽的肩膀上，在穿着大靴子的厚实的脚上，都显示出构成俄罗斯人力量的主要特点——淳朴和倔强。”

　　据说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读了第一篇小说，感动得流下眼泪。皇帝还下令把作品译成法文，并从爱护作者考虑，要把他调离危险地区。

　　但在第二篇小说中，作家增加了批判成份，斥责战争，指出它是毫无意义的。战争和大自然的美是格格不入的，就是在一阵残酷的厮杀之后，春日的艳阳同样和煦地发出光采。当撒满露水的草地上堆着数百具尸体的时候，当发出诅咒、极度痛苦的伤员在泥泞里爬行的时候，又大又美的“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大地。”

　　托尔斯泰认为，谁也不需要战争，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或是土耳其人，都不需要战争。战争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苦难和不幸。但是，怎样防止和避免战争，作家没有给予回答。

　　在《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作家展示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惨痛结局。不论俄国士兵怎样英勇顽强地战斗，也不论他们如何壮烈地献出生命，他们都无法制止俄国军队的溃退，塞瓦斯托波尔最终陷落了。作家深为士兵们历经八个月欲血奋战的城市的陷落而痛心疾首。作品把士兵们的英勇顽强与贵族社会的丑恶、军队将领的腐败对照起来写，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沙皇政府对此很不满意，派宪兵监视他。作品送审时受到了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许多地方被删改了。这篇小说于1856年1月初发表在《现代人》杂志1月号上，第一次署名为“列·托尔斯泰伯爵，”在杂志的目录上，编辑还特地注明作者早斯中篇小说的署名是“列·尼”。报纸在刊登《现代人》杂志出版消息时，没有列作者的全名，仍和以前一样，只是姓名的缩写字母，因为读者早已在焦急地盼望着署名“列·尼”的作品问世。

　　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柯捷尔卓夫兄弟，特别是弟弟伏洛嘉的形象令人敬佩。伏洛嘉年轻，富于幻想，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他怀着自信和自负的心情奔向塞瓦斯托波尔。当他置身于危城之中，看到一幅完全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战争图景以后，他心灰意冷了，想从这可怕的死亡地逃走。但是，在隆隆的炮火中，在激烈的厮杀中，人的高尚情操和勇敢精神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了。

　　伏洛嘉的哥哥象英雄一样牺牲了。临死前，他最关心的是俄国军队是否已经收复了原先的阵地。伏洛嘉的死则完全没有被人觉察到，一直等到同伏洛嘉在一起的符兰回过头来才发现：“……在伏洛嘉坚守的地方，有个穿军大衣的人脸朝下趴在那里。”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给予这篇小说高度的评价：“中篇小说是第一流的：精确、独特的观察，对事物和性格实质的深刻洞察，严格的、贯通全篇的真实……按照本意提供塞瓦斯托彼尔最后时日人们的内心感受，通过一个高尚青年未被生活丑恶沾染的天真美好的心灵的三棱镜，把内心的各种体验展现给读者……伏洛嘉·柯捷尔卓夫在俄国文学中必将长久地生存下去，也许，他将伴随着人们对于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的壮丽、悲惨和严酷岁月的回忆长存。”

　　总起来说，这三篇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它不仅表现出作家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和对人民命运的关注，而且克服了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描写了普通土兵和军官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露了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显示了他善于真实、细致、具体地描绘战争生活场景的才能，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品的缺点，是未能具体地揭示这场战争的本质，只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千古不变的道德原则出发，谴责它的“愚蠢”和“可怕”。

　　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环境，引起托尔斯泰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思考。脱离军职、从事文学创作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越来越成熟。他在日记中写道：“军旅职业并非我的职业，为了使我能完全献身于文学，越早离开军队越好。”

　　著名文学家屠格涅夫也坚持说服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假如您能从克里木脱身，那就太好了。您已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