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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游侠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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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1）
——关于寄禅
工诗未必非高僧 当年游侠人近代湘僧敬安（1851—1912），字寄禅，俗姓黄，自称山谷后人。因在佛前燃二指供养，故号“八指头陀”；说话口吃，书信中亦自称“吃衲”。十八岁投湘阴法华寺出家，后历主湖南五大寺和宁波天童寺，1912年筹组中华佛教总会，被公推为会长，同年圆寂于北京法源寺。寄禅生前，诗名、僧名均满天下，唯有友人叶德辉不大以为然，谓其诗自高而僧则未必，理由是：“工诗必非高僧。古来名僧，自寒山、拾得以下，若唐之皎然、齐己、贯休，宋之九僧、参寥、石门，诗皆不工；而师独工，其为僧果高于唐宋诸人否耶？”（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中晚唐诗”节）
“工诗必非高僧”；反过来；“高僧必不工诗”。这是个很有趣的命题，可惜叶氏的论证不够严密。“高僧”与“名僧”不是一回事，慧皎作《高僧传》，即有感于前人之传“名僧”而不传“高僧”：“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高僧传〉序》）何况，着眼于宗教史上的贡献，寄禅可能高于寒山、拾得；谈论文学史上的功绩，寄禅也未必比不上寒山、拾得。尽管如此，叶氏的命题依然基本成立，确实中国历史上的高僧绝大部分不写诗或写不出好诗，而历代著名的诗僧又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僧。如此，兼有诗名与僧名的寄禅就值得认真探究了。
一
尽管宋人严羽以禅喻诗名扬天下，后世文人也多有承袭其“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辨》）之说者，可实际上诗、禅仍然无法合一。最主要的一点是，诗除了“悟”外，还强调“情”，而释家则以“无我”为立说的根基。佛学深不可测，各家解说千差万别，可在通过论证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来显示涅槃寂静的理想这一点上，却是大同小异。这种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可以成为学道的诗人和学诗的僧人永恒的歌咏对象，可这很难成为诗歌的“主流”——诗人毕竟更多执著于红尘万丈的世俗人生。还有一点，这种空寂的境界，经过千百年来无数诗人的咀嚼，说实在已很难再有多少新意了。“红泥肥紫芋，白石瘦青山。流水落花去，夕阳飞鸟还”（《山中漫兴》）；“松翠近可掬，泉声咽更闻。水清鱼嚼月，山静鸟眠云”（《访育王心长老作》）——这些诗不能说不精致，也确实颇具禅味，只是不待寄禅吟咏，中晚唐诗人集中不乏此类佳句。
僧诗要出新意，必须拓展表现领域，不能像宋代九诗僧那样只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中打滚（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可这很难，弄不好触犯戒律。寄禅说得对；“我学佛者非真无情人也”（《〈寄范清笙舍人、杨云门明经一首〉序》）。问题是如何把学佛者之“真情”转化为激动人心的“诗情”。乡情、师情、友情，固然是寄禅的主要吟唱对象，山水情在诗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且更多佳作。学道之人，山水花鸟不只是娱悦观赏的对象，简直是不可或缺的“道友”：“平生好山水，遇胜辄流连”（《九月初六日由沩山越茶洞……》）；“休笑枯禅太枯寂，无情花鸟亦相亲”（《天童坐雨呈鞠友司马》）。这就难怪其笔下的山水花鸟别有一番情趣，不少佳句为时人所传诵。如“天痕青作笠，云气白为衣”（《太湖舟中遣兴》）；“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梅痴子乞陈师曾为白梅写影，属赞三首》）等。
可倘若寄禅只是吟咏山水花鸟，在近代诗坛中不可能占一席地位；其关于家国之情兴亡之感的咏叹，无疑更耐人寻味。“我虽学佛未忘世”（《余别吴雁舟太守十三年矣……》），此乃近代僧人的一个突出点，乌目山僧、曼殊上人、弘一法师，无不如此。大概战乱或换代之际，僧人生死、兴亡的感慨，更容易与俗人家国之情相沟通。在俗人是多一点“忧生之感”，在僧人则是多一点“忧世之情”。寄禅早期诗篇颇有不屑关心世俗人生，一味修道学禅之意，一直到1896年仍有“蜗争蛮触任纷纷，时事于今渐懒闻”（《吾生》）这样的诗句。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其诗中渐多人间烟火味；“我亦哀时客，诗成有哭声”（《感怀》），以“感事”为题的诗篇也明显增多。而且诗中一再表白：“我不愿成佛，亦不乐生天”；而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普雨粟与棉”并“澄清浊水源”（《古诗八首》）。自然，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世界并不因高僧发大愿心而有所改变，于是只有“自怜忧国泪，空洒道人襟”（《重阳前三日登扫叶楼有感》）；或者如诗人绝笔诗所表达的：“苦无济困资，徒有泪纵横。”（《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客京都法源寺，晨起闻鸦有感》）即便如此，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还是相当感人。1910年，寄禅于天童寺前青龙冈为己营造冷香塔，本已“一息虽存，万缘已寂”，可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日韩合并；“内忧法衰，外伤国弱，人天交泣，百感中来”（《〈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序》），作二十一首七绝。录二首以见一斑：
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
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
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精卫愁。
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
作为一代高僧，此等诗句自可见其大慈悲心，也不难想象其传诵一时。可由此而颂扬为“爱国主义”、“同情革命”，则又未免离题太远。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寄禅赋感：“皖江一夕中峰摧”（《金陵闻安徽恩中丞被刺赋感》）；慈禧太后病死，寄禅志哀：“北望河山涕自横”（《戊申十月二十四日……》）；至于革命党人武昌举义，寄禅也大发感慨：“可怜黄鹤楼前望，尽化红羊劫后灰”（《遥闻四首》）。其实，作为僧人，没必要要求其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说他忠于清室不对，说他同情革命也不对，他只是有感国弱法衰。作为佛子，法之盛衰当然是第一位的，而法运、国运又往往联系在一起，故由忧法而忧国，这才谈得上“内忧法衰，外伤国弱”。寄禅之所以哀悼慈禧太后，诗人有注：“戊戌变法有请毁寺汰僧者，圣慈不许，其议始寝。”而寄禅之所以对革命党人一开始没有好感，乃是惧怕“只缘充学费，遂议割僧田”（《感事》）。实际上辛亥革命后各地确有毁寺办学之举，寄禅之赴南京谒见临时总统孙中山，以及到北京会见内务部礼俗司长，都是希望政府能禁止侵夺寺产。此等护法大事，在僧人看来自然是远远高于朝代的变更，因此，与其从政治斗争不如从宗教感情角度来理解寄禅的学佛而未忘世。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2）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僧人忧生忧世的感情与俗人相通，故其诗感人。即便如此，僧人作诗仍有很大限制，比如说，无法歌咏人类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爱情，这几乎是僧诗无法弥补的一大缺陷。历史上有过写情诗艳词的和尚，如宋代的惠洪和近代的曼殊，可那是特例，非僧诗正格。寄禅作为一代高僧，自然不会涉此险地自坠罗网。可偏偏有人故意出难题，以艳诗见赠并索和，寄禅于是回敬：“名士美人幽怨意，云何却遣老僧知？”（《夏彝恂观察以赠沈桂芬诗索和……》）寄禅自恃道力高深，偶尔也故临险境，比如作《弃妇吟》、《前征妇怨》之类，不过此类诗寄禅无论如何也作不好，只因心存训诫，老怕招人笑话，不免要因情见道。如《题苏小小坟二首》：“风流回首余青冢，始信从来色是空”；“美人毕竟成黄土，莫向湖边泣暮云”。话是没说错，可实在大杀风景，全无诗情美感。只有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寄禅居然于此中翻出新意来。事情经过是这样：寄禅作诗误用红叶题诗典故，被人抓住把柄，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辩解：
禅心不碍题红叶，古镜何妨照翠娥。
险处行吟方入妙，寄声岩穴老头陀。
确实是“险处行吟”，难为他如此妙解禅心，无怪时人称为“题红佳话又翻新”。寄禅本人也颇为得意，不作一绝奉答：
十年匿迹住深山，只有孤云伴我闲。
剩得风骚余习在，题红佳话落人间。
话是这么说，可我相信寄禅当年“险处行吟”时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此事可一不可再，寄禅应有自知之明，特别是晚年名高，更不敢再冒此风险。而舍弃了男女之情，高僧吟诗不说淡然无味，毕竟有所欠缺，尤其是当他自觉道法日进之时。寄禅于此颇有感受：“华发秋来觉渐增，近年诗思冷如冰”（《次韵吴柳溪居士》）。
二
这里涉及到学佛与作诗的矛盾。寄禅终其一生，并未真的“诗思冷如冰”，反而因得到诸多当代名诗人的指教而进步神速。晚清诗家郭嵩焘、王辏г恕⑼跸惹⒎鱿椤⒊氯ⅰ⒅ＰⅠ恪⒁姿扯Α⒂崦髡鸬榷加爰撵喑停蚁嗟蓖菩砥涫鳌Ｈ艏撵谕砬迨匙咳怀杉业牡匚坏玫饺啡希敲次侍饩偷谜庋矗喝绱斯な募撵欠袼愕酶呱扛呱敕歉呱慕缦呦嗟蹦：饫锊环料忍骄考撵囊魇欠穹涟溲У溃约凹撵侨绾未硌У烙胍魇赡艽嬖诘拿堋！ �
寄禅在圆寂的那一年写有一首五律，中有二句颇为惊心动魄：“本图成佛祖，岂分作诗奴？”（《周菊人赠诗，次韵答之》）其实就在寄禅出版第一本诗集的时候，他就有过大致相同的表示：
噫，余为如来末法弟子，不能于三界中度众生离火宅，徒以区区雕虫见称于世，不亦悲乎！（《〈梅嚼吟〉自叙》）
此后，几乎每过一两年，寄禅就要专门作诗对自己的沉溺于歌吟表示忏悔。忏悔的原因，一是“我法看诗妄，能传不足荣”（《再成一首》）；“愿向空王乞真印，谁甘慧业作文人？”（《漫兴四首》）一是“文字情深道缘浅，多生结习恨仍存”（《述怀答友人》）；“道人学道讵贪名，诗草删除苦又生”（《戊申二月由四明还湘……》）。前者因佛子并不看重诗文，能“度尽法界众生，与真如法性同其不生不灭”最佳，次则“发明真理，建立休业”，实在不行，才“以高厚凄婉之情，为名山寿世之文”，但那已是第三种境界（参见太虚《中华佛教寄禅安和尚传》第六章）。出家人自然是成佛心切，至于诗名倒是可有可无。如果吟诗只是无助于成佛，两者尽可并行不悖；问题是寄禅认定“道缘浅”是因“文字情深”，这才对吟诗心怀恐惧。可作为嗜诗的僧人，寄禅又实在积习难改；“兴来说偈便成诗”（《遣兴》）。这一点常令他惴惴不安，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如此，为什么“渐愧高僧旧日称”？只因自知“文字障深禅定浅”（《衡山工诗未必非高僧 当年游侠人0李志远少尉写竹见贻……》）。1908年，寄禅作《秋夜书怀》，后半可谓悲痛之至：
悔因识字多生障，误堕狂禅最下乘。
心印光潜尘海暗，残宵掩泪续传灯。
只是即便如此，此老仍然吟诗不辍。不断忏悔“文字障”，可又不断执著于世谛文字，既然无法怀疑“忏悔”的“诗人”之真诚，那也只好归之于释氏所说的“因缘”了。
吟诗并非绝对有碍于学道，倘若只是“山居味禅寂，兴到偶吟诗”（《山居四首》），那无可非议。问题是寄禅并非“偶吟诗”的僧人，而是道道地地的“苦吟僧”。这一点寄禅并不忌讳，而且在诗中还屡有表白。“毕道苦吟成底事？十年博得鬓如丝”（《感怀二首》）；“须从捻断吟逾苦，一字吟成一泪痕”（《书怀，兼呈梁孝廉》）；“四山寒雪里，半世苦吟中”（《对雪书怀》）；“五字吟难稳，诗魂夜不安”（《送周卜芚茂才还长沙……》）。诸如此类自写苦吟的诗句在集子中还有好多；《〈诗集〉自述》也自称：“或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成者。”“苦吟枯索”在俗人本无不可，世上倚马立就的“才子”毕竟不多；“推敲”乃千古诗人雅事。只是作为和尚，整日“苦吟枯索”，如何学道参禅？岂不本末倒置误了生死大事？难怪老友陈三立半真半假地讥笑其吟诗成痴成癖：“成佛生天，殆不免坐此为累，可笑人也。”（《〈白梅诗〉跋》）
以诗寄禅，以诗度世，这种冠冕堂皇的大话，寄禅不大好意思说。原因是他的“苦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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