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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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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教士们与上帝和天使结盟，以反对撒旦一帮人，为世界迎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而奋斗，看看下面这一件事是有意思的：埃尔德里奇。克利弗，这位一度的革命派，以及查尔斯。科尔森。一个头号密探，丢弃他们旧观念的框框，和基督站在一起，投入古老的宗教战争，实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就是一切。
人们在精神上绝对地服从某些信念，但这种服从某一天起又突然破灭，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人们花很大精力去缔结盟约，同时并不舍弃同其他人结盟的机会。由于人的利他冲动很强烈，所以，这种冲动大多为有条件性的就是一件幸事，假如人的利他冲动都是无条件的，人类历史可能就是一个庞大的膜翅目昆虫世界了，只是亲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床，未来的苍白景象不堪想象，为了血亲的利益，人会不顾一切地牺牲自己，幸运的是，我们的社会契约能力中生就一种缺陷，具有哺乳动物的局限经，并且混杂着一种不断更新的，乐天的厌此之义，这种乐天的厌世主义使有理智的人取得很多成就。
那么，我们回到人类机构的臃肿症上，再看看人类天性造成的文化的过度膨胀吧，马尔科姆。马格里奇问过我，塞雷涉嬷嬷又作何解释？生物学又怎样解释我们当中的活圣人！塞雷莎嬷嬷，慈善会会员，无比关切加尔各答的穷苦人，她把垂死者从路边救起，从垃圾堆中救出弃婴，细心照料别人看也不敢看的伤病者，尽管她已世界知名、奖酬丰厚，她还是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辛勤地噪劳着，马格里奇在《献给上帝的一件美好事物》一书中，描写了他自己在加尔各答亲自仔细观察塞雷莎嬷嬷以后的感受：“每天，塞雷莎嬷嬷都见到耶稣，先是在弥撒时，她从中获取支持和力量，然后是在每一个需要她照看的受苦人身上，她在圣坛上和街上看到的是同一个耶稣，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反之亦然。”
文化生活能不能改变人的行为，使之接近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是不是有可能触到某种符咒或设计一种斯金纳式的技术去制造出一个圣徒的种族！回答是否定的，冷静地思索一下，我们可回想马可福音中耶稣所说的话：“去吧，去到世界每一角落，把这好消息告诉所有生灵，那些相信这消息并接受洗礼的人能得到拯救，不信者将受到谴责”，这当中就可见到宗教利他主义的泉源，各大宗教的先知们在谈到内部集团的利他主义时，都提出实质上同一的公式，调于都同样纯洁并且完美，它们都力争压倒对方，塞雷莎嬷嬷是一位极优秀的人，但我们不应忘记，在为上帝的服务中她知道自己是安全有的靠，确信她的宗教的不朽。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写道：“如果事情都是如此简单就好了！如果什么地方有坏人在用心阴险地作恶就好办了，那只需要把他们清查出来消灭掉，但是善恶的分界却刻在每个人心中，谁愿意毁掉他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呢！”
圣人事迹与其说是人类利他行为的过度膨胀，莫如说是利他主义的僵化，和他主义自然要服从生物学法则，尽管人们认为它高于生物学法则之上，利他主义真正的人化，也就是要为社会契约增加智慧和洞察力，则只能在对道德进行更深入的科学考查之后才能实现，教育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追溯了他认为是伦理学推理过程的6个连续阶段，每个人大脑的正常发育都要经过这6个阶段，儿童先是绝对依赖外部法则，然后逐渐开始具备自己发现的一套复杂的内部化标准，如下所达：（1）为避免惩罚而对权威和规则的简单的服从，（2）为获取奖励和互惠而对集团行为的顺应；（3）“好孩子”定向，为避免别人的讨厌和拒斥而表现的顺应；（4）职责定向，为避免权威的责难和避免对秩序的破坏以及由此产生的过失感而表现的顺应，（5）法律定向，对契约价值的承认，对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产生的法律章程中某种强制性的承认，（6）良心或原则定向，主要是对抉择原则的信奉，当法律被认为是弊多利少时，人们可以据此否认法律。
这些阶段是根据儿童的口头回答划分的，所问的问题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每个人依其智力和教育水平，可以停止在6个阶段中任一个上面，多数人能达到第4或第5阶段，在第4阶段，人们达到的道德水准相似于狒狒或猩猩群体所具有的水平，在第6阶段，当伦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契约和法律时，人们所遵循的道德标准我相信正是大部分人类社会进化的基础，如果这一解释是正确的话，道德发展的个体发生学就很可能早就融合在遗传素质中了，现在已成为智力发展的自动过程的一部分，个体通过学习规则和受相对稳定的感情反应的驱使，则可达到第5阶段，有的人在关键时刻由于极端事件的发生而偏离这一进程，尽管存在着各种有失的社会通道，但大多数人达到第4或第5阶段后就准备和谐的生活了，在冰河期的狩猎－采集部落中正是如此。
由于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小群体中的狩猎－采集者，第6阶段是最接近非生物性的，因而也容易最无限度地膨胀。这时，个体挑选自己的原则并用它来判断周围的人和法律。以感值为基础的直党所选择的观念，其根源是生物性的，可能仅仅是对原始社会状态的强化，人们无意识地用这样一种道德来为对集团的崇拜、利他主义所具有的转变作用以及领土保卫提供新的辩解。
但是，只要我们用与生物性相关甚微的知识和理智来选择原则，这些原则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是非达尔文式的，这将使我们无可避免地又回到第二个巨大的精神危机中，由此而产生的有趣的哲学问题是：有着更高伦理价值的文化进化能否得到适宜于它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并完全取代遗传进化？我认为是不能的，基因象一根带子束缚着文化，这条带子很长，但随着价值观念对人类基因库的影响，这些价值自身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带子的约束。人脑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因此人的行为，象驱动和指导这些行为的最深沉的情感反应一样，是一种迂回的技巧，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用它来保持人类遗传物质的完整无损，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王作虹译） 素心学苑收集整理
如果证明同性恋倾向具有某种程度的遗传性，亲缘选择假说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证据是存在的。单个受精卵发育而成具有遗传同一性的同卵双生子，比不同受精卵发言而成的异卵双生子有更为一致的异性恋或同性恋倾向。L。L。赫斯顿和J。希尔兹评价和分析了有关的情况，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常见的：大多数双生子分析都没有得到确认。然而今后的研究却已有了充分的基础。根据赫斯顿和希尔兹的说法，一些同卵双生子“不仅具有相同的同性恋倾向，而且由他们参与组成的各列同性恋，其性行为方式都惊人地相似；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孪生兄弟的同性恋行为，甚至彼此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象许多被认为更有遗传的人类特性一样，同性恋的遗传倾向并非一定要完全表现出来，其程度取决于家庭环境和童年的早期性经验。实际上，遗传下来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在适当的条件下容易向同性恋方向发展。
如果亲缘选择假说果然正确的话，同性恋行为就可能仍与狩猎－采集社会和简单农业社会中的角色专门化以及亲族相利的特性相联系，这两种当代文化与有关的古代文化是极为接近的，人类社会行为曾在那些古代文化中通过遗传获得了进化。联系看来是存在的，在一些长期延续因而人类学家有机会加以研究的原始文化中，同性恋男性穿戴女性衣着，模仿女性姿态，甚至嫁给其他男性，他们常常成为巫师——能够影响群体的重大决策的有力人物，或从事专门劳动，如从事一些妇女劳动，以及充当媒人、调解人；或成为部落首领的谋士。同性恋女性也时有所闻，但较少见于记载，更多的事实来自西方工业社会，在智力测验中，同性恋者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灵活性，得分超过常人，他们以很大的比例进入白领阶层，即使最初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也容易进入直接与人打交道的专门领域，在所选择的职业中，一般来说也更容易取得成就。显然反常的、不受社会赞许的性选择带来种种麻烦，他们看起来仍善于适应各种社会关系。
所有这些资料都只提供了一些线索，从通常的科学标准来看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它们已足以使人相信，在同性恋问题上，传统的犹太基督教观点是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来自宗教的断言理所当然地统治了若干世纪，现在暴露在客观标准前经受检验，我坚信，现有的证据支持着亲缘选择假说。
在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中，生物学和伦理学的交叉是一个敏感而细致的问题，不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同性恋角色可能具有怎样的优点，都不应该把同性恋者视为独立的遗传层次，要让过去时代的遗传适应性成为今天必须接受的标准，那就更不恰当乃至是不幸的，但是，错误地断言同性恋者在生物学上违反自然，并因此站在宗教教条的立场上去继续歧视同性恋者，那将是一种悲剧。
本章的基本论点是，依靠进化论新进展的帮助，人的性行为可以得到比过去远为精确的定义，忽视这一点，就会认识不到人类历史的一些重要部分，认识不到我们行为的基本内含，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选择的意义。
通过教育和法律的作用，每一个社会必然在性差异、性行为标准以及家庭强化等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的选择，由于政权机构和技术日益复杂和相互依赖，要作出选择就需要相应的精确性和丰富的经验，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凭借直觉或依靠科学的帮助，我们的研究将要深入进化史内部，因为人的天性是顽强的，要改变它必须首先付出代价。
从法律保证的两性机会平等出发，一个社会可以向职业选择的统计上的平等发展，也可向人为的性歧视退却；不管怎样，未知的代价在等待着它，一个社会可以去组织功能稳定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消灭家庭而代之集体农庄；不管怎样，未知的代价也在等待着它，那些用异性恋标准强求一致的社会也必须付出自己的代价——已经有人以个人的痛苦付出了第三种这样的代价，我们相信，文化可以理性地加以设计，我们可以教导，可以奖励，也可以强制，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考虑每种文化的代价，这种代价以训练与实施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来衡量，同时也以为绕过我们的先天倾向而必须牺牲的幸福来衡量，当然。后者是一种不那么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代价。（林和生译） 素心学苑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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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奥兰多。帕特森已经指出，发生在种族熔炉里的这类行为，在加以恰当的分析以后，可帮助我们对人性自身获得带普遍性的见解，加勒比地区的华人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类似一个对照实验。仔细检查他们的经历，就能看出某些关健的文化变量影响着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当19世纪晚期中国移民到达牙买加时，他们得到机会去占领并控制了零售行业，那时存在着一个经济的真空：黑人农民还束缚在以往的以奴隶庄园为中心的农村生活方式中；作为上等阶层的白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又瞧不起零售行业；本可以干此行道的混血的“有色人种”又急于模仿白人，企图钻进白人的社会经济圈子中去，所以也不愿染指零售业，那些华人数量只占不到百分之一，然而他们在牙买加把零销行业接过来后，却能够大获其利，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专业经营，同时还依靠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对婚姻的控制，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种族意识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服务于个人利益。
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那些华人的民族精神也随之大为改变，牙买加独立后，新的统治集团由各种族的人共同组成，并坚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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