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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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那群乱嚷的擦鞋匠、鸟贩、廉价书贩、走方郎中和叫卖甜食的女人堆里消失了。卖甜食的女人以压倒一切的震耳的喊声在哈喝：姑娘呷的菠萝汁、疯子吃的椰子羹、圣典用的红糖水。不过，她对这些喊声充耳不闻，因为她一下子就被那个卖文具的人吸引住了，他正在表演变化无穷的墨水儿，象血一样红的红墨水儿，色泽忧郁的写挽联的墨水儿，在黑处都看得见的发光的墨水儿，写时看不见颜色用火光一照就能现出字迹来的墨水儿。她想把所有的墨水都买一点，好同阿里萨一起玩，用自己的天才叫他大吃一惊，但她试了几下之后，决定只买一小瓶金色的墨水。随后，她到了那些坐在自己的巨大的球形玻璃瓶后面的卖甜食的文人跟前，她买了各种不同的甜食，每种六块。她指着瓶子里的甜食，因为干扰的声音太大，她没法让人家听清她的话：六块蛋松，六块白奶酪，六块绿豆糕，六块木薯糕，六块用印有格言的纸包着的巧克力，六块杏仁羹饼干，六块女王点心。六块这个，六块那个，每样六块，边买边以一种令人心动神驰的姿势把东西放进女佣提着的两只篮子里，对盯着糖浆周围嗡嗡轰叫的苍蝇，对一刻也不停息的喧哗，对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热浪中散发出的一股又一股馊臭的汗味儿，她都毫不在意。一个头戴花头巾的滚圆而漂亮的黑人妇女，笑吟吟地请她品尝一块穿在杀猪刀刀尖上的三角形菠萝块儿，使她从陶醉中醒了过来。她取下那块菠萝，整个儿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品尝着，一边用秋水似的眼睛扫视那挨肩擦背的人群。这时，她一阵激动，钉子似的鸽立在原地不动了。在她背后，就在她的耳朵跟前响起了一个声音，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在嘈杂的人声中分辨得清的声音：
　　“对戴王冠的仙女来说，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她回过头来一看，在离自己的眼睛两巴掌远的地方，看见了两只冷若冰霜的眼睛，一张苍白的脸，两片因胆怯而咬紧了的嘴唇，就跟那天在望大弥撒时他第一次和她近在咫尺的情况一模一样，有所不同的只是热恋的激情变成了不满的冷峻。一刹那间，她发觉自己上了个天大的当，惊讶地在心里自问，怎么可能让一个如此冷酷无情的魔鬼长年累月地占据了自己的芳心。她仅仅来得及想：“我的上帝哟，真是个可怜虫！”阿里萨勉强一笑，开口想说点什么，试图跟她一起走，但她把手一挥，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了：
　　“不必了，”她说，“忘掉吧。”
　　就在这天下午，她父亲睡午觉的时候，她让普拉西迪娜给他送去了一封寥寥数语的信：“今天，看到了您，我如梦初醒，我们之间的事，无非是幻想而已。”女佣把他的电报、情诗、干枯了的山茶花也送去了，并要他退还她给他的信和纪念品：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祈祷书，从她的植物标本里面抽出去的树叶标本，一小块儿圣彼得·克拉维尔祭抱上的布片，几枚圣灵纪念章，和一束校服上的绸带系着的她十五岁生日时剪下来的头发。从那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濒临疯狂边缘的他，给她写了无数封悲痛欲绝的信，缠着女佣把信送给她，但女佣覆行了斩钉截铁的命令，除了退还的纪念物之外，不收任何东西。在女佣再三再四催逼下，阿里萨只好把所有的东西都退还了，但要求保留那束头发，他说假如费尔米纳不亲自来找他谈哪怕一小会儿，他决不退还。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担心儿子会寻死，特兰西托低声下气地去求费尔米纳发发善心，同她谈五分钟。费尔米纳在家里的前厅站着见了她一会儿，没请她进屋，也没表示任何回心转意的态度。又过了两天，跟母亲吵了一架之后，阿里萨把卧室墙上那个沾满灰尘的玻璃壁龛取了出来，那束头发跟圣物一样放在里面，特兰西托把头发装进了那个绣着金钱的天鹅绒套企。阿里萨再没遇到过和费尔米纳单独相处的机会。后来，他们在漫长的一生中曾多次相遇，也没有单独谈过话，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在她成了未亡人的第一天晚上，他向她再次表白了他的矢志不渝和永恒的爱情。
　　第三章
　　二十八岁的乌尔比诺医生是最受青睐的单身汉。他在巴黎长期旅居后刚刚回来。在巴黎，他进修了内科和外科。从登岸开始，他就充分说明，没有虚度过一寸光阴。他比去的时候更加衣冠楚楚，更加自信。同窗学友中，没有第二个人在学术上象他那样一丝不苟和知识渊博，也没有第二个人在跳现代舞蹈或即兴演奏钢琴上比他更棒。他个人的才华和风度令人倾倒，他家里的财富令人羡慕，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彼此暗自较劲儿，对他频送秋波，他也向她们投桃报李，但始终保持着洒脱，求越雷池而魅力犹存，直到妩媚迷人的费尔米纳使他一见钟情。
　　他总是津津乐道地说，那次恋爱是误诊的结果。他自己也无法相信后来居然成了事实，尤其是发生在他一生中的那个时刻，发生在他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他的城市命运上的时刻。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而且是脱口而出地说，世界上没有另外一座城市能同他的城市媲美。在巴黎，深秋季节他挽着邂逅相逢的情人的胳膊漫步，觉得再也找不到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纯真的幸福了，火盆里的栗子发出山野的清香，手风琴在忧郁地低吟，爱欲难填的情人们，在露天阳台上没完没了地你亲我吻。然而，他以手抚膺说，拿这一切来换加勒比四月里的一咧，他也不干。当时，他还太年轻，还不知道内心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而把好的东西更加美化，正是因为这种功能，我们才对过去记忆犹新。可是，当他倚在轮船的栏杆上重新看到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区那片白色的高地，看见鹤立在屋顶上的秃鹫，看见晾在阳台上的破衣烂衫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才明白了，抑恶扬善的怀乡病，轻而易举地让他上了个大当。
　　轮船缓缓穿过一片牲畜的浮尸驶进港湾，受不了那股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躲进船舱里去了。年轻的医生沿着舷梯弃船登岸，他身穿合体熨贴的三套件驼绒西服，外罩一件长罩衣。脸上蓄的胡子，跟青年时代的帕斯托的一样，分头中间的线条，清晰而白净。他顾盼有度，堪堪盖住了那个虽非不忍卒睛却也令人望而生畏的领结。码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大兵在值勤，他的两个妹妹、母亲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在等着接他。虽然他们欢天喜地，他还是觉得他们憔悴而毫无生气。他们谈到危机和内战的时候，仿佛是在谈某种遥远而不关痛痒的事情，但每个人都语辞闪烁，目光游移，言不由衷。最使他震动的是他的母亲，她原来是个品貌端庄而富有社交活力的风姿绰约的女人，曾在生活中大显身手，现在却穿了一身散发着樟脑味儿的经绸衣裳，一副。憔悴枯槁的寡妇模样。儿子的犹豫使她觉察到了自己容貌的变化，她以攻为守抢先问儿子为什么脸色象石蜡似的白里透青。
　　“这是生活所致，母亲。”他说，“巴黎使人脸色发青。”
　　后来，靠着母亲坐在关得严严实实的车子里的时候，他觉得热得透不过气来。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一幕幕触目伤心的景象，使他再也无法忍受。大海恍若死灰，昔日的侯爵府第，差不多变成了一群群叫化子的栖身之所，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闻不到了，有的只是露天堆放的垃圾堆散发出来的恶臭。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窄小、更破旧、更凄惨了。街道上的粪便堆里，饥鼠成群，拉车的马也吓得犹豫不前。在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发现任何足以和他的乡思相称的东西。他看不下去了，把头扭向后面，免得被他母亲看见，无声的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维若·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那幢邸宅，和周围那些劫后余生的房屋相比，也不是维护得最好的。乌尔比诺医生走进阴暗的前厅，看见内花园尘封的喷泉，银渐在无花的野草丛中乱爬时，心都碎了。他发现，在通向正厅的路上，那条围着铜栏杆的宽阔的台阶上，好些大理石已不翼而飞，剩下的也都破碎不全。他父亲，一位献身精神高于医术的外科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使这个城市陷于灭顶之灾的亚洲霍乱，这幢房子的生气也随之消失。他母亲布兰卡太太，决心终身不除丧服，由于悲痛压抑，早已把亡夫在世时远近闻名的载歌载舞的晚会和家庭音乐会取消了，代之以下午举行的九日祭。他的两个妹妹，一反活泼的天性和对交际的喜好，变成了修女院的行尸走肉的修女。
　　回家当晚，慑于黑暗和沉寂，乌尔比诺医生一宵没有入睡。从没有关严的门的缝隙里钻进来了一只石鸟，每打一点钟都在卧室里叫唤。他向圣灵念了三遍玫瑰经，还念了记忆所及的各种驱邪消灾以及保佑夜晚平安的各种经文。从隔壁那个名叫“圣母”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狂喊声，瓮里的水不紧不慢地滴到盆里的响彻各个角落的前喀声，在卧室里迷失了方向的那只石乌的长腿在地上的踱步声，以及他对黑暗的天生恐惧和亡父在这座沉睡中的空旷屋子里的阴魂，使他毛骨悚然。五点钟，那只石鸟和邻居的公鸡一起弓项啼鸣的时候，乌尔比诺医生双手合十乞求神圣的上帝保佑，他不敢再在已成废墟的家乡多呆一天了。然而，亲人们的疼爱，礼拜日的郊游，他那个阶层的未字闺秀们的表示渴慕的奉承，使他淡忘了第一天晚上的痛苦。渐渐地，他对十月里的闷热，对刺鼻的气味，对朋友们的幼稚见解，对“大夫，明儿见，甭担心”都习惯了，最后在习惯的魔力面前屈服了，很快他就对自己的回心转意找到了方便的答案。这里是他的天地，他对自己说，是上帝为他创造的悲惨而压抑的天地，应当随遇而安。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管父亲的诊所。对那些英国家具，他原封未动。家具笨重而结实，上面的木头在黎明时的寒风中嘎嘎作响。但那些总督时期的学术机构和浪漫派医学机构签发的字据，他把它们通通搬到阁楼上去了，把法国新潮学校的文凭放进了玻璃框。除了一幅医生正在抢救一名裸体女病人的画像和一张用哥特式字体印的古希腊医生的座右铭之外，他把那些褪了色的图片都摘掉了，把自己在欧洲各个学校获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评语优良的文凭贴了上去，紧靠着他父亲那张仅有的文凭。


　　他想在慈善医院推行新章法，但这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这是发自年轻人的激情。这所陈旧的医院，顽固地坚持那些早已过时的迷信，比如把病床的腿儿放在盛着水的盆子里避免疾病爬上床，或者规定在手术室穿名牌衣服和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考究是无菌操作的基本条件。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用尝尿的办法来确定尿里是否有糖，象称呼同窗学友似的提及查科特和图肖，在课堂上郑重警告牛痘有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却又对新发明的坐药相信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他在各方面都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改革精神，他的怪癖般的责任心，在一个人们到处都是风趣成撤的国家，他对诙谐反应迟钝。他那些实际上是他最难能可贵的美德都引起年长同事的妒忌和青年人油腔滑调的嘲笑。
　　他最感到担忧的，是城里那种可怕的卫生条件。他在各个方面的最高当局之间奔走求助，建议把那些西班牙式的阴沟填掉，那是巨大的老鼠温床，代之以加盖的下水道；脏东西也不能象过去和现在那样泻进市场旁边的海湾里，而应运到远方某处的垃圾堆里去。设备齐全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带粪坑的厕所，但拥挤在湖边容易窝棚里的人，却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便溺。粪便被太阳晒干，化作尘土，随着十二月凉爽宜人的微风，被大家兴冲冲地吸入体内。乌尔比诺医生曾试图在古堡里开办一个义务训练班，让穷人学会修建自备厕所。他曾一无所获地斗争过，禁止在树林里倒垃圾——千百年来，那里已经变成了藏垢纳污的渊源——他主张至少每周收集两次垃圾，拉到没人的地方去烧掉。
　　他明白，饮水是个致命的危险。想修一条水管，简直成了痴人说梦，因为那些有能力促成这件事的人，都有自己的地下水池，厚厚的青苔下面，藏着多年储存的雨水。那个时期最值钱的家具之一，就是用刨光的木板做的水瓮，水瓮的石头漏嘴夜以继日地把水滴入水缸。为一了防止有人就着吸水的铝瓢喝水，瓢的边儿是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