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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2-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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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孩子。” 
  我在18岁那年走出湖口上大学了,学的是中文,以后做了六年的教师,两年副厅级干部的秘书。29岁那年响应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号召“下海”去了深圳。从公司的业务员做起,一直做到高级职业经理人。15年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始终以农民的儿子自居。 
  家乡的农民勤劳而朴实,是他们养育了我,给了我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我的环境有了改善,同时,希望他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改革开放二十九年来,不仅是城市,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总认为农民的劳动与他们的所得不相符。农村环境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相比还是没有同步,尤其是我们出国考察看到了日本、德国、美国的农村后,深感震惊。我们现在的大城市从硬件上与发达国家差距已不大了,可是我们的绝大部分农村与他们比起来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差距。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虚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六大以来,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在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是一个顺应时代的英明决策。也提出了“20字”新农村的建设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作为一位农民的孩子,我对农村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并时刻关注着农村的发展;作为一名管理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我更关心的是中央提出的那么多、那么好的惠民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得到结果。 
  2007年1月初,在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研讨会,我的同事吴宏彪先生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次扶贫工作。吴宏彪说:“1999年,我参加了贵州省机关党建扶贫工作队,去贫困的毕节地区驻乡帮村。其中有一项任务是捐助贫困党员或村民作为扶贫对象,我们每人准备捐助帮助5户,每户捐500元。当我们刚到村里时,不熟悉情况,村支书便带领我们去了解贫困户。当我们走进第一家时,看到的是这家的大瓦房,走进屋里往厨房一看,挂着几十块腊肉,这在当地是富裕的标志。我感到这并不像贫困户,后来一问,知道这家是村支书的亲戚。我找到村支书,表示这户不能捐助,并要求带我去看真正的贫困户。村支书只好带我去了村边的一户人家,我看到这一家的房子一边墙倒了,用玉米秆堵上挡风,大冬天小男孩依然穿着单衣,裸着脚,冻得直发抖,看了让人心里很难受。于是,我把500元钱交到这家女主人手里,作为一年的扶贫费用。”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深刻感到中央出台了那么多好的扶贫政策的及时性和必要性。但能否落实到位,给那些真正需要扶贫的家庭,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关键在于基层干部,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执行力不打折扣。 
  早在1997年10月,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电视电话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提出过乡镇党委建设的“六好”目标要求: 
  (1)选配一个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正廉洁、团结合作、战斗力强的好班子、能力强的乡镇党委书记。 
  (2)建设一支精干高效、素质优良、群众拥护的好乡镇干部队伍。   
  四、落实要到位关键看结果(2)   
  (3)选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好路子。 
  (4)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管理和监督的好制度。 
  (5)保持一种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好作风。 
  (6)形成一个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好的工作格局。 
  如果党的基层干部、基层党委都按胡锦涛同志十年前提出的“六好”要求去做,不走样,不变形,不搞形式主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一定能够顺利实现。包括我的家乡湖口在内的广大农民一定能更好地享受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 
  2007年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涉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2006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国家支农资金、征地补偿金和扶贫、救灾、救济等款物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3873人。”一些被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竞然是进口“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揣进了自己的腰包。由于中央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偏差,落实不到位,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切实地贯彻中央的新农村政策,让农民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的惠民政策带来的实惠。 
  在2007年3月16日刚刚结束“两会”这一天,我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了这样一组激动人心的数据:3917万亿元: 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资金3917亿元,比去年增加520亿元。 
  2235亿元: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去年增加395亿元。 
  3200万人:加快农村安全饮水设施建设,今年再解决3200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15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今年全免,农村15亿名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负。 
  144亿元: 2007年,中央财政将安排扶贫支出144亿元,比上年增加7亿元。 
  30亿元:中央财政安排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支出30亿元,在全国范围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8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将扩大到全国80%以上县(市、区),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比去年增加58亿元。这么大的财政投入,这么多的惠民政策,我想最主要的是让这些钱花到最需要的农民身上。干部要深入实际、了解民意、知晓民情。这就需要健全民主决策工作机制、削减村干部的权力、建立有效的监察制度、确保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在基层不变味。最实质的还是那句话:落实要到位,关键看结果。 
  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将责任制延伸到村级党组织,真正做到责任到位,任务到人,使县(市)、乡(镇)、村层层有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真正抓落实、抓到位的良好局面。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   
  问答录:对话汪中求(1)   
  问题1:您觉得该如何将细节管理引入政府管理中去? 
  答:我给一些地方政府讲课时,我建议他们把企业管理的理念引入政府管理中去。市长是一座城市的CEO,他需要把城市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优化、提升,这和企业管理有很多相通之处。我还建议政府实行报表制度,用数据来考核。公务员也要进行职业化训练。同时,政府管理要有时间成本概念,领导讲话不要讲“正确的废话和空话”,这只是在浪费政府体系的时间。温总理讲:开短会,讲短话,开解决问题的会,讲有实际内容的话。求真务实,落在实处,把细节处理好,办人民群众的“小”事。 
  (根据《深圳晶报》采访整理)问题2:我们国家现在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社会对此有赞誉有批评,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这事实上是个经济学的问题,或者是个政治性的问题,我一般都回避政治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我想围绕你说的问题谈几个我所知道的状况。 
  第一,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这种高速增长抱着深刻的担忧,西方现在有一个理论,叫做黄祸,就是黄种人的灾祸。认为中国高速增长之后,一旦达到了日本那样的经济实力,中国人一定会称霸的。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抱着一种偏见,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妒忌。 
  第二,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和浪费,第一个是对环境的破坏,第二个是对能源的浪费,第三个是对人性的破坏。 
  2006年重庆的干旱,很多科学家分析,是跟水利建设不恰当有关系。当然这个我不懂。但是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然界有些东西总是相连的,我们在高速增长、快速建设的同时,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反过来自然界也会给以无情的回击,各种自然灾害多数都是环境破坏引起的。2005年,中国消耗了全球12%的能源,却只创造了全球42%的GDP,说明极大浪费了能源,能源使用不平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耗国,仅次于美国,2004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长的石油的1/3。现在中国一美元的产值所使用的能源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4倍。所以很多国家对我们经济发展带来的破坏持反对和批评态度。 
  这种批评不全是错的,也不全是出于政治的目的,确实有很多是全球共同的呼声。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虚心接受。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我最近准备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到底有几个地球的问题。我相信这最终是人类一个比管理学、比政治、比国家要重要的问题。 
  我甚至个人大胆地预测,到了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会下降到五个百分点左右,绝对不会保持九个点的增长。因为如果再以破坏环境、高耗能为代价来换取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对我们后代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将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多的基础能源是非常缺乏的,比如石油只占全球人均水平的1/2,淡水只占全球人均水平的1/6,煤炭占全球人均水平的1/4,中国资源的匮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2006年中央经济政策已经有所调整,从过去的“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相信我们不久就会走出“三高一低”的樊篱,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根据天水兰天集团讨论会上的提问整理)问题3:现在社会经济规则还不完善,我们如果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是不是反而会被驱逐出局?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第一,我认为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的员工,未来必然全面走向规范化的管理。这个趋势不会变。到底多长时间能形成不好说,但是我可以这么说,绝对不会超过十年。因为现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速度绝对不是过去那种加法的概念,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新的技术的革命,带来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经济成几何数增长,这种快速的增长只有靠规则来管理才能持续前进。所以我相信不出十年,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一定是以遵守规则为前提条件的,只有遵守规则才能生存发展。   
  问答录:对话汪中求(2)   
  第二,现在对于大的环境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但是在我们的小环境下,尽可能地按规则去做事情,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就像我们现在,酒店外面的温度我们控制不了,但是酒店里面的温度我们可以保证在22℃,或者23℃。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改变自己的小环境,把内部的规则意识迅速建立起来,以适应随之而来的外部规则的变化。 
  (根据沈阳讲座问答整理)问题4:我想请教一下关于怎样才能留住人才的问题,您能给点意见吗? 
  答:这个题目特别大,总体来讲,现在留住人才的难度比以前大了,因为社会的交换更广泛,而且社会的信息更开放,人们的心态更加浮躁。那么我们如何留住人才呢? 
  第一,分析员工为什么来打工。 
  我认为所有的打工者无非是要获得三个东西,第一要获得一部分金钱,因为他要生活;第二他要获得能力,这是他未来竞争的资本;第三,他还要获得平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为职业发展打好基础。比如说我在清华同方做营销总监,后来南下我就可以当别的公司的总经理,如果我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当了一个营销总监,跑到广东去最多当一个部门经理或区域经理。 
  我们知道了人家为什么打工,那么当然就可以分析出你如何去满足他这三方面的需要。可以给他有足够吸引力的薪水,即保持同行业相对较高的薪资水平;如果你给不了更高的薪水,你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培训,以提高他的能力;并提供一个好的平台,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施展拳脚。所以我说保持同行中相对比较高的工资水平,给他更多的培训机会,不断地创造企业新的平台,给一些有才华的人以施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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