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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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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写稿给报社，表示支持“合二而一”。
第三，撕掉面纱，凶相毕露。
经过一段所谓“学术讨论”，到七月上旬，康生准备公开“揭盖子”了。
他一方面指示中央党校加紧追查“合二而一”的所谓“后台”，发动全校教职员工对杨献珍同志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又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赶紧草拟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七月十五、十六两日，康生亲自主持会议逐字逐句地修改批判杨献珍同志的这篇文章。修改定稿后，以什么名义发表，康生也煞费苦心。起初他想用中央党校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然而一再易人，都感不妥。最后决定以中央党校的同文章并没关系的两位同志的名义发表。
这样，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就在康生亲自导演下于七月十七日公开见报了。这一举动的意图何在？康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他说：“六四年‘合二而一’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第四，升级和围攻。
公开点了杨献珍同志的名之后，康生说：“点名批判之后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下步《红旗》要开展政治批判”。按照康生的这一计划和步骤，康生亲自指挥《红旗》杂志，根据“‘合二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写了一篇康生授意而又不署康生名字的文章。文章以什率名义发表，康生又绞了不少脑汁。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吧，康摇头说：“从文章水平来看，用‘评论员’的名义，分量重了”。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吧，康又摇头说：“如用‘本刊记者’名义，会使人认为只是个别记者的看法，不代表《红旗》，分量轻了。”最后，他设计出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名义，叫“本刊报导员”！由此可见康生设计之周密，用心之良苦。不管文章用什么名义，都以康生的既定方针为难。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
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所有文章就得反复论证这个观点的危害性。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是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乎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所有舆论也就一再宣扬开展斗争的必要性。表面看起来，康生指挥的这场斗争很热闹，实际上不过就是那么几句吓人的空话。
康生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说：“合二而一”，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后来，他曾经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要把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八月二十五日，康生又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迅速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1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这些都为康生在全国范围内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作了准备。
所谓政治批判，就是把被批判者的申辩权利予以剥夺，置于被审判的地1 康生把赞同“一分为二”观点的，叫做正面意见；把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叫做反面意见。
位，实际上就是被批斗了。当时，他们对待赞成“合二而一”的同志采取了会下攻心、会上交代、报上鞭挞相配合的形式，攻势凌厉，来势凶猛，确有一举消灭“合二而一”之势。这次批判，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之广，迫害之惨是罕见的。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杨献珍同志除了被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了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不顾他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侯维煜同志，因和杨献珍同志一起工作，竟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也被逮捕入狱。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同志，早在一九六三年就调到陕西省党校工作了，同“合二而一”论没有牵连，仅因同杨献珍同志“划不清界线”，也千里迢迢从西安揪口中央党校进行批斗，一直被逼含冤而死。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仅因讲了句“‘合二而一’讲少了”，一九六四年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改，“文化大革命”中被逼含恨而死。至于林青山同志，则作为“祸首”的“马前卒”，被撵出中央党校，轰出北京，到东北一城市菜店卖菜去了。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个江苏省的解放军战士陈波同志名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军区特等射手，多次出席过省军区先进代表大会，就是困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而被处死碎尸。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日赞成“合二而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被处分、被流放、被关押等等，已无法统计了。
但从中央党校的一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全国因‘合二而一“受迫害的大概情况。据统计，一九六四年，中央党校因”合二而一“受株连挨批判者有一百五十四名。其中受党籍和行政降级处分的有七名同志；受重点批判的有四十五名同志（学员十三名，干部三十二名）；小组”帮助“的有五十名同志（学员四十二名，干部八名）；虽然没有”重点批判“或”小组帮助“，但也在档案中被塞进了黑材料的有五十九名同志。这只是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同志又都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
因此，一提“合二而一”，人们便谈虎色变，成了理论禁区，好象它真的象康生诬蔑的那样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宣扬调和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康生在攻击“合二而一”的时候，总是振振有词，从“本本”出发，大量引经据典。然而他却卑劣地隐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使用“合二而一”这个概念的并非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
马克思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同消费合而为。。。
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着
重号为引者所加）1明确无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合二为一”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也说：“‘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
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成功。。。。。。，已经合而为一。。。。。。，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具体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的理论上的概念了。“他又说：”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2 这里阐述得非常明确，非常具体，不应当引起任何误解。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用的是”合而为一“，同”合二而一“有什么本质不同呢？能不能说”合而为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合二而一“就是修正主义呢？除了别有用心者外，是不能这样说的。如果说”合二而一“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的话，那末，第一个”背叛辩证法“的就是马克思，接着是列宁。显然，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康生的权势可谓大矣，他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如此”理论权威“，人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这完全是对“合二而一”的肆意歪曲。本来，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合二而一”
的，这正是承认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包含着斗争，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斗争的统一体，这同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毫不相于。他硬是这样说，这正好暴露了他把自己对“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强加给主张“合二而一”的同志了。在他看来，正象“‘一分为二”
是排除任何统一的斗争性一样，“合二而一”就是否定任何斗争、矛盾和转化的同一性。这难道是辩证法吗？马克思好象预见到将来必定会有那么一些不肖子孙出来歪曲他所说的“合而为一”，因而特别说明：“合而为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无怪马克思曾借用海涅的诗句慨叹过：“我下的是龙种，出来的却是跳蚤！”列宁首次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概念时，也曾预见到将来会有人歪曲这一概念，因而紧接着解释说：对立面的同一
“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93页。
2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8、10 页。
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就是否定斗争，排除矛盾，反对转化，他所抓到的唯一“证据”，就是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他认为，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就是否定统一体可以破裂，否定事物可以质变。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清楚这里所说的“矛盾双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意思。当着条件改变时，原来的统一体无疑会破裂，矛盾双方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不再存在。
这里我们需要看看被康生打击的主要对象杨献珍同志的主张究竟是什
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九七九年《哲学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杨献珍同志于同年二月改写的一篇《关于“合二而一” 的问题》的文章1。文章一开头，首先作了如下三点声明：
“（一）‘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
达方式，而从一九六四年对于‘合二而一’进行全国性的讨伐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发明的。我要声明，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光辉成就。我决不敢掠古人之美以为己有，欺世盗名。
“（二）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了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更没有给谁精心地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1964年《红旗》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是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三）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浑。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
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
方法。‘一分为二’在宋朝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他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周易本易》）又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类语》六十七）明朝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于天启四年（1624 年）
在他编著的《类经》一书中也曾提出过‘一分为二’的主张。在该书第二
1该文收人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一书第245—251
页。
卷《阴阳类》一开头，原文是：“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张景岳注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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