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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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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康生对自己的入党情况如此交待，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之嫌了。但是，不管是真入还是混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按当时康生的状况，他并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的组织在当时也不那么严密，这就成了一方有心，一方无意的状况。
第三，接触了上海社会，受到了一些实际工作锻炼。康生在进上海大学之前，虽然曾经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思想上有过一些变化，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地主之家的浪荡公子，他在五四运动中所唤起的一点进步思想并没有见诸于行动。到了上海大学，就与前有所不同。在这里，他一面学习了革命理论，一面又参加了深入工厂、街道搞宣传、办夜校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些实际工作中受到一些锻炼。
上述收获，当时对康生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使之对革命做了些工作。他加入共产党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在这次罢工中，他同工会干部和义勇队（后来改为纠察队）放血为盟，曾经宣誓：“反对东洋到底，不沾面子不复工，拥护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如有假心，天雷打死”。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在五月三十日发动一次有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反帝大示威。康生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五卅运动之后，他到上海总工会当干事。一九二六年口上海大学任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十月二十四日，曾组织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初，到沪东区任中共区委书记。此间，曾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
康生一再宣传的，确实也是康生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关于他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康生曾经专门写了回忆文章。他写道：二十日早七时，他得到江浙区委关于。发动起义的指令，立即通知他所管辖的沪东区的工厂、作坊、商店、报馆、电车、邮政局等党支部，工会的纠察队负责人和
市政交通总工会、印刷业总工会、洋务总工会等党团书记，于八时整在法租界西门路西门里的房子里开紧急会议，传达落实江浙区委指示。接着，他于十时赶到闸北，向起义总指挥罗亦农、赵世炎请示任务。赵指示他：“与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击五区总警署，得到武器后，进击北车站。”下午二时，他带领沪东武装开始攻打五区总警署，四时拿下。接着带领队伍向北车站进发，协同其他区的武装，共同攻打北车站，直到二十二日晚六时，攻克北车站，起义获得成功。当日夜十一时，
同沪西区委书记余立亚一起赶往广东街向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报告起义经过。1康生这段回忆，虽然有美化自己之意，但是他作为一个区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却是真实的。
康生一生干尽了坏事，但是公平地说，康生在上海大学阶段，可说是他一生中表现较好，对党确实做了些有益工作的时期。不过康生自己是从不谈及这段历史的。他为什么对这段历史默而不宣呢？我们细细查看其言论，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他将这一时期他所发生的转变，偷偷地移置到五年前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去了。2他之所以作这种移置，显然是想把自己
打扮成受五四运动影响而背叛地主家庭走向革命的我国首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篡改的历史，毕竟不是真实的。
1 见康生《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回忆》（1937 年3月）。载1937年3月21日巴黎《救国时报》。
2 见1965年10月9 日，康生同一个代表团的谈话。
第五章首次投机成功
一九二七年四月，正当北伐军胜利地抵达长江流域的时候，原来钻到革命队伍并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却自食其言，背叛革命，转到了江浙财团的怀抱，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了血腥的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当时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再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对蒋介石的反动，既丧失警惕，又缺乏有力的及时的反击，客观上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派，不顾宋庆龄等人的坚决反对，也撕下“左派”外衣，步蒋介石的后尘，背叛革命，并同蒋介石达成反共协议，实现了“汪蒋合流”、“宁汉合作”。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彻底失败，全国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在这种考验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没有被吓退，他们掩埋了同伴的尸首，从血泊中，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幸免于死难的共产党员又继续战斗了。当然也有共产党员估摸、消极、颓废、沮丧、落荒而逃，甚至叛变。还有人虽然留在党内，却做起投机生意来，康生就是这种人。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决定将白区党转入地下。组织机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原来的江浙区委予以撤销，宣布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随之，康生当上了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底，康生同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曹轶欧结了婚。至于他原来的老婆和孩子，也就不了了之了。曹轶欧同样丢了原来的丈夫，才同康生结婚的。一九二八年秋冬，康生调离基层区委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部长。本来，党内职务的上升，说明党的信任和自己责任的重大，然而康生却把这当作自己在党内进行投机钻营的好机会。
地主家庭中那套勾心斗角的伎俩，康生在二十多年中，见得多，体验深，用得也熟练，搬到党内，没有遇到什么障碍。这样就为他以后的升迁奠定了基础。从此，康生改名换姓叫赵容，为了攫取党内更高更大的权力，开始了他在党内耍阴谋、施权术、搞投机的历史。他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
康生从自己混迹上海，混迹党内的一些消极经验中总结了一套往上爬的秘诀，这就是：党、内谁有权，就跟谁；谁的职务高，就捧谁；谁说话顶用，就靠谁。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既批判了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翟秋白同志的“左”倾错误，明确指出，当时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大会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情况下，选举向忠发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由于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说话粗野、开口骂娘，所以，此后一段时间内，党内的实际大权操在了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同志手中。这样，李立三同志就自然成了康生跟、捧、靠的目标。当时，李立三同志为了巩固领导地位，积极寻求支持者，以形成“左”倾力量，因而极力争夺对党中央所在地——江苏省委的控制权。而身为江苏省委委员兼省委组织部长的康生，观察到了领导的这种意图，当然不会坐失良机的，因而使出了他在地主家庭中长年养成的压别人抬自己的逢迎手段。
由于康生投领导所好，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表现了“忠诚”，在改组江苏省委上立了“功”，很快于一九三〇年二月被提拔到中央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康生对于李立三和后来的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和推行，都非常卖力。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有个过程，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方才使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之时，周恩来同志就同李立三同志发生了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情况。立三“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后，又受到江苏省委后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等同志的坚决反对。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先后在中共江苏省党代会上，五月全国苏区代表会上，特别是九月一日中共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多次反对立三“左”倾错误，批评李立三和中央局夸大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盲目推行城市暴动计划，拒绝在工会和群众团体中进行合法斗争，取消青年团和工会独立组织以及对红军只强调扩大不重视建设等错误。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反对声中就是不见康生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抵制和反对，所能见到的只是他对立三“左”倾错误的追随、拥护和支持。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翟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立三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至此，康生才迅速转向，并为大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但是，康生投机之心并未收敛，不久又选中王明作为自己跟、捧、靠的目标。
王明，原名陈绍禹。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由于受到中大副校长米夫1的赏识，被委任为中山大学学生支部局副书记（书记是苏联人）。不久，他利用职权，纠集了一个所谓“二十八个半”的小宗派，不顾多数中国学生的反对，打着清算陈独秀家长制的旗号，大肆反对中共旅莫支部对中大学生支部局的领导，极力主张中大学生支部局由联共（布）莫斯科区委直接领导。一九二七年，苏联开展反托清党运动，王明就利用这场政治斗争，将不同意他意见的人，同托派观点联系起来，大反所谓“托派”。结果，不少中国学生被定为托派分子或托派嫌疑分子。一九二八年夏，王明作为翻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联共（布）领导人的接触活动，了解到许多情况，于是更加狂妄，根本不把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本本”读得少，马列主义水平低，连什么是革命高潮都不懂，因而没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真是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六大”之后，瞿秋白同志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此间，他根据中大学生的申诉，对中山大学的反托扩大化提出了不同意见，对中大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然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是以是否无条件的拥护他们的反托斗争作为衡量左中右的政治标准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对瞿不满，认为以瞿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中山大学的反托斗争持调和态度，政治上是右倾，干扰了联共（布）的政治斗争。王明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地反对以瞿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这样，王明就被共产国际看作是中共党内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新生力量”和“斗争干部”，并于一九二九年夏派遣回国，妄图让他替代当时的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
王明回国之时，正是康生一味投靠李立三之时。当时握有实权的李立三根本没有理会共产国际将王明留在中央的意图，而是直接将他分配到一个基层工厂（即浦东区南洋烟厂）去作党的支部书记。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根本不知道王明回国是奉命而来的，更没有想到王明后来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神通”，因而也不把正在基层工作的王明放在眼里。不仅不放在眼里，而且还积极支持李立三在一年之内先后给他两次组织处分。第二次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原因是王明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因参加上海闸北地区的一次秘密集会而被捕后，他为了急于取保出狱，竟把党的秘密机关直接告诉巡捕。幸而机关及时转移，未遭损失。为此，待王明被保释之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政治警惕，严重违犯秘密工作纪律为理由，决定给他警告1 米夫；1926 年曾作为共产国际赴华代表团成员到过上海。1927 年返回莫斯科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28 年原中大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消除出党后，米夫继任校长。
处分。第二次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原因是王明等四人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公开批评了作为立三“左”倾错误标志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从而触怒了李立三同志，李当场给他扣上“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子进行压制。之后不久，又决定给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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