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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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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出席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并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
四月，通过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六月二十二日，出席北方昆剧院建院大会。会上，康生进了贺信，题了词，并看了各场演出。他对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六月下旬，对整风反右运动，表现出出奇的激进，硬说中央党校学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和七月一日，连续三天召集政治教师进行座谈。
八月六日，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第五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八月十七日，出席北京市委和高教部召集的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会议，并作长篇报告，主要讲在反右斗争基本告一段落之后，高校的政治课要暂停，要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
八月二十二日，在音乐堂向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作问题解答报告，主要讲在大专学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报告中极力赞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十六字方针，说这一方针是“高级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下来的“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它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该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
九月十九日，写信给教育部，责令其加强对《人民教育》杂志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他说：“以整风运动形式学习马列主义既是正规的，又是系统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反复批判所谓把社会主义课程看作“非正规、非系统”的观点，批判所谓抱着“教学大纲”不放，而拒绝讲主席报告的错误倾向。报告中还说：十六字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十六字方针就是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那个方针，对十六字方针，不能有另外的解释”。
一九五八年六十岁
一月上旬，先后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
一月中下旬，到四川视察。其间，九日出席云、贵、川三省党校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十一日在四川省高等院校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二日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一月底，由川返京。途经武汉时会见李达同志。当李达同志谈到武大哲学系准备开设“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时，康说：“你叫这个名宇，如果让主席听到恐怕不会赞成，不如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召集出席第一届第五次全国人代会的高等院校负责人、教授开座谈会。
二月九日至十一日，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成立会。
三月上旬，出席成都会议，又一次听取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批评。
三月十九日，动身去东北参加杨靖宇同志的安葬仪式并视察东北各高等学校。
三月二十日，出席沈阳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三月×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上的大革命”，通过这个大革命，“要做到又生产，又学习；又是学生，又是工人；又是学校，又是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这个概念改变了”，也可说，“某一种形式的学校消亡了”。
三月二十九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他在沈阳各高校看到了“双反运动”、“勤工俭学”、“教育大发展”等许多“新现象”。同时，他还解释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教育，一个目的，四个要点”。所谓“三个教育”，是指“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个目的”，是指将受教育的人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个要点”就是指“勤俭建国”、“团结奋斗”、“要有远大理想”、“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什么都好了”。
三月三十日，继续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
中心讲“教育要大跃进”。
四月三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
讲教育方针、勤工俭学的收益分配、实行五同、建立理论队伍以及院校的
协作、跃进和下放等问题。
四月四日，出席东北财经学院师生员工晚会。文艺演出之前，康生发表讲话，说他羡慕同学们年轻，羡慕同学们能在社会主义大学里，羡慕同学们能系统地公开地学习马列主义等。
四月六日，结束东北之行，回到北京。
四月十一日，向中宣部汇报东北视察情况。
四月十七日，就东北高校的“双反运动”和勤工俭学等情况向中央作书面报告。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出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讨论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康生作了大会发言。
五月二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五中全会。
六月三日，听取人大、北师大、石油学院三院校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
六月五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
表讲话。讲话中提出今后教学“应该以‘今’为纲”。谈到政治教育方针时，开始改变过去对十六字方针的赞扬态度，说十六个字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此次讲话，还谈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说：“我是人手论，马寅初是人口论。马寅初是只见口不见手。”
六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多次发表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镜的工作，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并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定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
七月五日至七日，连续参观“北京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红专跃进展览会”。
七月八、九日，在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批来京参观“红专跃进展览会”的辽、苏、冀三省高校和中等学校于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具体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
七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勤工俭学进入新阶段》一文。
七月十七日，到北师大检查工作并讲话，说：“北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一百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七月十九日，到北农大检查工作并讲话：（1）指责北农大一进校象“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公园”，根本“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而不去“搞工厂”。（2）号召所有学校都要走综合化的道路。说“一个学校最低技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业局。最好接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3）指令北农大要大办学校，“一个班办一个学校，小学、农业中学、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拖险机训练班，扫盲班”等。（4）主张以产定级；“搞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二千斤的四级，三千斤的三级，四千斤的二级，五千斤的一级”。最后，当北农大汇报昌平农场奶牛产奶二千公斤，芦沟桥农场奶牛产奶四千公斤情况时，康生则说：“产奶太低了，能不能把牛召集起来，开个会跃进一下”。
七月二十七日，到人民大学视察“停课搞劳动建校”的情况。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主日，出席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其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比 五日，“十三日在会上作了报告。
八月三日，跑到天津，出席天津市委召集的，有仁立毛呢厂，第一食品加工厂等十二厂二十多人参加的工人学哲学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学哲学
并不神秘“，天津工人带头学哲学是”干了一件伟大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
八月六日，出席教育问题座谈会。会上，康生公开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
八月十三日，在河北省高等学校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首先谈到他参观北京各大学举办的红专跃进展览的几个印象，接着谈学校办工厂的几种形式和收益分配，最后又讲社会基本矛盾。他说“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再用老的一套理论去解释，就说不清了”。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定钢铁生产要比上一年翻一番，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并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由于康生的一再坚持，“大办教育”也写进了决议。会议结束时，康生又约吉、晋、黑和太原等省市委的同志谈了工厂办教育的情况。
八月×日，收到杨献珍同志于八月四日写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
九月十日，扣发周恩来同志所写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是应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约请，将其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章的。康生看到文章清样，阴阳怪气地说：“文件嘛，是好文件了，不过正式发表有些地方还需要斟酌”。陈伯达看到文章清样，也含糊其辞地说：“要和康生研究一下”。这样，周恩来同志的这篇重要文章，经过康、陈的“斟酌”和“研究”，就石沉大海了。
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以中央文教小组的名义，在中宣部子民堂召集经
委、文教、工会、青年团及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有关主管教育的负责同志开
会讨论工厂办教育的问题。最后一天，康生就此作了专门报告。
九月二十日，离京去晋视察。
九月二十一日，先后参观太原工学院和医学院。在太原工学院，他提出“一定要有决心建设共产主义的太原工学院，一定要做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大学生”。在太原医学院，他说：“如果一个医生给病人诊断，敢于说不懂、不能、不对这三句话，那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就是一位马列主义的医生”，就是一位“社会主义的医生”。“不做社会主义的医生，就不能诊治社会主义时代的病人”。他还说：所谓病人，“是人，不是病猫、病狗。病人是活人，病人是中国人。但是现在的病人还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病人，你们如果只懂得生理学上的病人，不懂得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病人，就是半医生。”
九月二十二日，参观山西农学院。在此他说，书本知识，“有用也没有用”：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家不是过去那种大知识分子，而是“今天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而且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群众。”
九月二十三日，在山西太谷接见中央党校下放劳动锻炼的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你们来农村，从表面上看，好象没有研究本行，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说：“按劳取酬也是等价交换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说它还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供给制则比工资制“进步的多”。因此，极力鼓吹“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
九月二十四日，听取山西平遥一中的汇报，指示他们与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
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
九月二十五日，在太原听取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文教部关于阳泉市各厂矿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的汇报并看有关这方面的书面材料。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特地赶到阳泉，视察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的情况。
十月上旬，离晋入豫视察。
十月十二日，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的汇报。汇报中他插话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起来”，“现在，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利用空隙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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