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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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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不要跟一个人，应该跟党，跟党的正确路线。倘若跟人的话，谁正确，就跟谁！对康生来说，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因为康生信任和紧跟的是权力，谁权力大、职位高，就跟谁；他还跟“左”倾路线，谁“左”倾，他跟谁！或者说得清楚些，谁满足他的私欲他跟谁。若从口头上说，康生由信任、紧跟王明，改口为信任、紧跟毛泽东同志，那是他抵达延安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的事。若从事实上说，恐怕康生一生一世也未曾离开过王明的投机思想及其“左‘倾路线。
康生抵达延安的头一年，正是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员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之时。在这一年里，王明仍是康生顶礼膜拜的人物。这不仅表现在
他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并借机继续吹捧“王明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
起人“，1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追随王明将苏联”镇反肃托“扩大化的错误移植到中国，也来个这样的运动。他的逻辑是：陈独秀是托派，托派都是日本侦探机关的特务，因此，他一口咬定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
的“汉奸”，从而制造了一场离奇古怪的政治风波。我们就此事，做点考察，看看事情的究竟。
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所谓“汉奸”的“证据”，是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写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2中提出的。其主要“证据”有这么一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1 陈伯达于1979年5 月28日的交代。
2 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 期。
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这个“证据”，只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事实说明，他这个“证据”完全是信口雌黄的凭空捏造。
首先，所谓托派“中央”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经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唐有壬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之事。事实是这样的：该“中央”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但是不久因内部有人告密，除陈独秀、彭述之等四人外，全部“中央委员”被国民党逮捕，因而，托派“中央”受到严重挫折，处于瘫痪状态之中。一年后，陈独秀才把它重新整顿起来。但是，接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这个新的“中央”的大多数人，包括陈独秀、彭述之在内，又被蒋介石逮捕入狱。所以，在“九一八”前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罗汉等人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到处躲避特务的盯梢监视，怎么会自投罗网去找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唐有壬”作介绍人，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其次，所谓唐有壬的“亲日派”问题。唐有壬的确是一个“亲日派”，但是，他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那是一九三二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作为汪精卫的副手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以后的事。在这之前，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个时候，连后来成为中国最大亲日派头子的汪精卫，为了利用人民抗日运动，与蒋介石争夺权利，也在争抢“抗日”的旗子，更何况唐有壬呢？既然“九一八”时唐有壬还在争抢“抗日”的旗子，何谈“亲日派唐有壬”呢？又何谈托派“中央”“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的编造中所安排的唐有壬这个人物，不仅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用心甚奸。唐有壬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蒋汪矛盾中被刺身死。康生特把这个幽灵请来，扮演“亲日派”兼“日本侦探机关代表”这个决定性角色，无非是想来一个“死无对证”！
再者，所谓“谈判的结果——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问题。康生在“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句话上特意加了引号，以告诉人们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那里呢？就在康生制造这些谎言的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之中。那篇文章中写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洛茨基匪徒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明
确的指出：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很明显，所谓”不去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一语，就是从托洛茨基给平行总部的信中偷来的。这么说来，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他俄国信徒的指示，却早在一九三一年就被中国的陈独秀们执行了。
可笑之至，真是令人惊奇！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之说，也同样是荒唐的。康生此说，显然是在重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陈独秀的诬陷。可是当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的同时，王明又在一篇文章中谈了另外一个情况。“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1 人们不禁要问：收买“托匪”的骨干分子每月花五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三百元，前者为何如此“昂贵”，后者为何如此“价廉物美”？这除了王、康之流胡诌瞎说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其实，当时陈独秀一篇论文的稿酬就得三百元。而且，他在狱中和出狱后，贫困交加，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经常送钱给他，他一般都不收，收下一些，也都是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被认为清高而著称，社会影响并非一般。因此，康生的诬陷文章一出，立即受到舆论界的广泛谴责，说“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2最后，从陈独秀对日寇侵华战争的一贯言行来看，康生的编造更是荒诞无稽了。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陈独秀就在托派“中央”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使排斥日货“收实效”；指出对日之战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3当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底制造“一二一七大血案”时，陈独秀主编的《热潮》杂志，立即编了一期“一二一七血案专号”。陈独秀亲自撰文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血腥罪行，有力地戳穿了当时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由汪精卫出来鼓吹“民主政治”、“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继续推行卖国政策的阴谋，热情歌颂了学生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1 《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6 期。
2 《傅汝霖等九教授的公开信》，载1938 年3 月16日武汉《大公报》。
3 此次反日救国的康庄大道》，载《火花》第3 期。
收奸商的日货以至封存日货，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财产私有权，都算是‘越轨行动“’。但是，”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陈独秀、罗汉等人还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合作抗日的建议“。2 只是因为那时党内王明”左“倾路线正在横行，未予理睬。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
对此，陈独秀从来直言不讳。在法庭上，在回答法官的“何以打击国民政府”时，陈独秀就曾公开宣称：那是因为“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当时律师章士刘为陈辩护说，陈并不反对国民政府，陈独秀当即起立声明：“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3 明确表自了自己反对对日妥协投降的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正因如此，国民党法庭才判了陈独秀十三年的有期徒刑。
陈独秀即使在服刑期间，也未曾忘记对日斗争。他曾于一九三四年赋诗曰：“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4 意思是自己老而未衰，梦里还看到自己驰骋在东北冰天雪地的抗日战场上。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出狱后，无论作讲演，还是写文章，都主张抗日，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到临终还瞩望抗日事业“取得最后胜利”。5综上所述，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所谓“证据”，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而用一些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的手法捏造出来的。然而康生还在他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中，一再强调这些捏造的东西是什么“千真万确的事实”，“铁的事实”，这只能说明“事实”两字在他那里只不过是“谎言”
的别名。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曾为我党的创建和宣传有过很大功劳，但也犯过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过巨大损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如何评价，允许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实事求是。根据历史材料来看，陈独秀确实参加过托派组织，而且在他出狱后也确实没有接受中共中央要他“承认错误，声明退出托派”的意见，可是实际上他没有再和托派搞在一起，并且拒绝了其他政治势力的拉拢；尽管他在理论上、路线上与我们党有分歧，但还不是充当日本间谍的汉奸，也不是主张投降的分子。然而康1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载《热潮》第4 期，《谈谈越轨行动》，载《热潮》第5期。
2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载《汉口正报》1938 年4月24、25 日。
3 《陈独秀案开审记》。1933年4月14 日—26日。
4 《金粉泪五十六首》，作于1934 年，上海“一大”纪念馆藏。
5 《钟复光谈陈独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
生却不顾这些区别，也不看十年内战时期反蒋，抗日战争时期反日的鲜明立场，硬将陈独秀诬陷为“匪帮”、“拿津贴”的“汉奸”。
那末，康生究竟为什么一到延安就演出这场诬陷丑剧呢？这当然有其深刻的背景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王、康回国之前，我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应陈独秀、罗汉的要求，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
陈独秀就是在国共合作实现时，在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政治犯的形势中，被营救出来的。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就曾派亲信朱家骅拉过他，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作诱饵。“陈独秀不为所动，坚决表示不干”，1 从而引起我党的注视。在接触过程中，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明确指出陈独秀、罗汉这一派人是“赞成抗日的”，2 是“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3 周恩来同志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4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二十四期的“时评”中，还以尊敬和期望的口吻“希望”陈独秀“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次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所以，当罗汉为陈独秀活动到延安时，党中央特地为此作出了要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已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等“三项条件”的决定，5并对不愿恢复党籍的托派，提出了可取“党外合作的办法”。6所有这一切正在顺利进行之中，王明、康生由苏联回到延安。他们得知了这一情况，急急忙忙，首先由王明出面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坚决反对，说什么：“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当即有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类”：“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还说：“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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