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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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水秋千”，非经专门训练不行，属于颇具难度的体育运动。它的作用在于激励和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到“争标”这项运动中来。此类新颖的健身体育运动，在北宋中后期的城市里不断涌现，像“水球”比赛活动。水球实质是陆地所踢的气球，不同的是参赛者在水中用手轮流抛掷气球，以距离远近定输赢。徽宗还特赋诗一首：　　　　
　　苑西廊畔碧沟长，修竹森森绿影凉。　　　　
　　戏掷水球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　　　　
　　诗中未标明是金明池，但这一“水球”竞赛，显然是在金明池具有体育运动性质的“水戏”启示下开展起来的。　　　　
　　总的来说，北宋政府在东京的城西北角开“西池”而练武备，南宋政府则凭借临安西面的“西湖”继续这一传统。而且，“西湖”规模要远远超过“西池”，因为它足足有三十余里，倘若画坛巨匠张择端活到南宋，他一定会挥起那支如椽大笔，画出一幅比《西池争标图》（《金明池争标图》之别名）更丰富的《西湖争标图》来——　　　　
　　杏花初落，遍地绯红；杨柳轻摇，飘飘荡荡。流莺啼树阴中，粉蝶戏奇花上。园林织锦，堤草铺茵；浪涌霜雪，湖光潋灩；叠清佳，山色溟蒙。香车竞逐，玉勒争驰，沽酒楼前招过客；人如蚁集，船似桥连，画船举棹唤游人……　　　　　
　　龙舟竞赛在西湖中则变化成了：六条龙舟分为两队，向立于湖中一根挂着锦彩、银碗、纸币的“标竿”划去，只见湖水腾波，条条龙舟如离弦箭，似翔跃鱼，直奔“标”去！岸上，锣响鼓鸣，管骤板急，成千上万的市民们，以春雷般的欢呼给湖内竞渡“争标”的龙舟鼓劲，这种热闹繁华的景象一点不亚于金明池。诗人黄公绍也发出了这样的歌唱：　　　　
　　望湖天，望湖天，绿杨深入鼓鼘鼘。好是年年三二月，湖边日日看划船。斗轻桡，斗轻桡，雪中花卷棹看摇。天与玻璃三万顷，尽教看得几吴。棹如飞，棹如飞，水中万鼓起潜螭。最是玉莲堂上好，跃来夺锦看吴儿。　　　　
　　从这首诗看出，在二三月春暖花开之时，临安西湖天天举行划船比赛，这自然是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有关，但也和临安市民以此来健身有关。起于武备性质的划船“争标”，在临安已彻底演变成了全民性的体育锻炼活动，广大市民成了体育锻炼活动中的主角。　　　　
　　如果说“争标”是宋代政府推行和提倡的一种官方体育活动的话，那临安市民在城市生活中还创造了一种极其独特的自娱自乐的民间体育活动，那就是每年一次的“弄潮”——　　　　
　　据传，在战国时期，钱塘江称为“浙河”，是东南一大巨沼，西则迫江，东则薄海，不知所止，交错相过。吴王夫差赐伍子胥死后，就把他的尸体，抛到浙河里。伍子胥虽死，但豪气长存，其尸体在江中随流而兴波，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依潮而来往，荡激堤岸，此即钱塘江大潮了。　　　　
　　可是，那时却没有钱塘江“弄潮”的记录。明清两代曾有人提出“勾践始为弄潮”和“唐朝人弄潮”的说法，根据何来？笔者认为这是传说附会之言，因为在有关钱塘江潮的记录始见于典籍之后，一直到唐代，我们没有寻觅到有关“弄潮”的点滴踪迹。　　　　
　　后唐五代的梁开平年间，出现了这样的情景：钱塘怒潮急湍，昼夜冲击，版筑不牢。吴越王钱鏐到“钱塘潮神”伍子胥的庙去祷告：愿鬼忠愤之气，暂收汹涌之潮。然后，采取山阳之竹，用鸿鹭之羽为饰，以丹珠炼刚火之铁做簇，造3000箭矢。又用鹿脯煎饼、时果清酒，祷告六丁神君、玉女阴神。第二天，为表示射蛟灭怪的决心，钱鏐用500强弩手，以造好的箭矢射向势不可挡的钱塘江潮头，每潮一至，便射一矢。　　　　
　　这则出自《吴越备史杂考》一书的记录是不可信的，然而它恰恰反映了宋代以前的人们对钱塘江潮无可奈何、诚惶诚恐的可怜形象。　　　　
　　其实依自然环境看，钱塘江之所以有大潮，是因为钱塘江入海口呈喇叭形，江口大而江身小，起潮时，海水从宽达100公里的江口涌入，受两旁渐窄的江岸约束，形成涌潮。涌潮后又受江口拦门沙坎的阻拦，波涛后推前阻，涨成壁立江面的一道水岭，潮头自然要高，其来势是很凶猛的——　　　　
　　海门方向，一条银线似的潮头，遥连天际，像万匹白马接云奔。人们遥观那潮似千条玉练飞空，远听如千军虎贲驰噪，那银涛可以沃日，那雪浪可以吞天，迅速奔向人们跟前。近看，那潮头恰似玉城雪岭，声如春雷滚动，千万层碧波随地翻滚，潮头相撞，势不可挡。其震撼激射，好似一条出没波山浪谷间的玉龙，在戏水玩耍，又好似天上的银河顿时变窄了，倾泻到了人间！天崩地裂，水波轰震；怒涛惊竖，骤雨泼天……　　　　
　　更令人振奋不已的是，在这被范仲淹称之为“堂堂云阵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的钱塘江潮上出现了弄潮者。那是在北宋初期，潘阆一组回忆杭州风物的《酒泉子》词，有着这样生动的句子——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吴儿手拿红旗用脚踩水，在惊涛巨浪中旗尾也未沾湿，这种场景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苏轼把这首词抄写在屏风上，石曼卿还请人画了一幅《潘阆咏潮图》。　　　　
　　但是弄潮者在北宋中后期，还仅仅是自发、零星的，而且它的出现遭到了严厉的斥责。治平年间，郡守蔡端明亲作《戒约弄潮文》，认为“竞作弄潮戏者”，只为“矜夸”，“永沦于泉下”，妻子孩儿去水滨痛哭，让人于心不忍，故决定：“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　　　　
　　这种来自官方的阻止和批评，是出自爱护市民生命，可是惩戒弄潮本身却是不允许市民利用天赐良机进行体育运动。将此和南宋的弄潮相比，便会发现北宋在观念上要落后于南宋。　　　　
　　以往的史家多注意临安市民骄奢淫佚的一面，人们总是把这一时代和踏青求友、采摘新荷、丹桂飘香、瑞雪飞瑶联系在一起。不错，苟且偷安的南宋贵族，大肆建造园圃宫室，苦心经营秀丽的西湖，使临安犹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绝色美人，淡装浓抹，描眉理鬓，更显得妖娆妩媚。然而，临安市民却也不乏粗犷豪迈之气，那就是他们愿意投身于奔腾怒吼的潮头中，把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体魄和机智当成最大快事。　　　　　
　　临安市民往往等不到八月十八日潮头最为猛烈的这一天的到来，就成群结队去钱塘江边看潮游戏了。这时的潮头已有了侵天浪的势头，只要人站在沙滩畔，片刻，潮水就会把人浇个透湿。有人专作一首《临江仙》词，嘲笑这些被潮水冲湿不得不去“下浦桥”下挤乾衣裳的看潮人，说他们似地狱恶水池边上的“裸体披头鬼”。即使如此狼狈不堪，他们“入城里，烘好衣裳，犹问几时起水”。　　　　
　　这首词真是绝妙透顶，临安市民渴望钱塘江潮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几乎可令人触摸。看潮人这等急迫，无非是因为他们尚未看到会使人毛发皆耸的那个场面：八月十八的潮景，那真是人间何事可争雄！临安市民更急迫的是，要早点看到偏偏要和天下奇观争雄的人，在钱塘江潮头上的弄潮者——　　　　
　　弄潮者有数百位，个个披头散发，颇具“断发文身”潜入深海的古风。他们借着铺天盖地、既快又猛的潮头冲上来，潮头越大，他们越弄潮弄得欢，其速度，其力量，其胆魄，其惊险，比起现代世界上的冲浪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代城市的弄潮者较之现代世界的冲浪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一会儿用手，执大旗或小旗，一会儿用脚执红、绿清凉伞，浮在潮面，腾身百变。有弄潮者，手脚并用，执五面小旗浮潮而戏弄。现代世界的冲浪者却要借助着一叶滑板，在滔天巨浪中穿行，就其弄潮的能力来讲，空手踏板的现代冲浪，明显不如宋代弄潮自如和变化多端。　　　　
　　还有一些伎艺人，也跃入了潮头，在浪尖上踏混木，表演水傀儡、撮弄、水百戏等。空手驾驭潮头就很不容易了，还要迎着劈头而来的潮水作出复杂的伎艺表演，更是难上加难！　　　　
　　“水傀儡”曾被杨侃称为：“雕刻鱼龙之质，应乐鼓舞，随波出没。”验之后来明代《酌中志》所叙的水傀儡表演则能让人印象更为清晰：在一个长丈余，阔一丈，深二尺余的贮水的锡镶方木池里，伎艺人在小彩楼中操纵一些约二尺有余，无腿足，青黄赤白，彩画如生的轻木雕成的各色人像、物件，使他们在浮在水上的竹板上面游移动转，玩耍斗戏。在如万马奔天、群鹅扑地的大潮中，手里操纵着各式水傀儡进行表演，这需要多高的技巧，多大的气魄啊！　　　　
　　“水戏”的面目，则如宋代《五色线》所描述：张志和表演水戏，是铺席水上，独坐饮酌，啸咏其席，来去如刺舟声，挥手以谢亲宾，上升而去……这是伎艺人修练出来的在水中驭水而戏的功夫。又据南宋宫廷画家苏汉臣所画《水戏图》，上面有易恒题诗：　　　　
　　水戏新番小妓精，教坊初进未知名。　　　　
　　立机倒运飞丸起，绝胜银盘弄化生。　　　　
　　从诗中可领略临安水戏的绝妙境界，其难度更胜“水傀儡”一筹……　　　　
　　在弄潮时演出这些节目，更加激发了临安市民观潮的热情。每当八月十八日潮来前夕，临安内外，就像过节一样热闹。首先是准备弄潮者所用的旗、伞，临安专制旗、伞的市户不取分文不厌烦琐地忙碌开了。制旗分为红、绿、杂、白等诸色，大旗则分成五六幅，小旗则分成一二幅。伞制成清凉伞、小红伞、小绿伞。还有市民把竿子系满绣色缎条，作“迓子胥弄潮之戏”中眩目的用具。　　　　
　　观潮已成为全城市民有组织的、有规模的、不可或缺的民间自觉的体育活动。在八月十八日这天，从庙子头到六和塔，绵亘三十余里的江畔，布满了专为观潮扎缚起来的彩棚、看幕，连一块可以安坐的空闲地方也找不出来……　　　　
　　临安政府不像北宋时那样阻止吴儿弄潮，而是因势利导，借弄潮而推助体育锻炼之波澜。皇帝与近臣这时也来观潮，而且出动近千只舟舰，从西兴、龙山两岸排布开来，在潮头来前，让兵士在潮水上一会儿展旗，一会儿舞刀，一会儿弄枪。他们蹈潮水如履平地的水中武术，丝毫不亚于伎艺人表演的水傀儡、水戏。特别是水军船只，重演了比金明池更盛大的水战：数百艨艟，互相追逐，火箭群飞，阵阵轰响，试炮放烟，云火四起，满江迷蒙，“敌舟”荡逝……这样的一场水战，消耗资金甚巨，全由南宋政府承担。　　　　
　　临安市民则承担犒赏表演归来的弄潮者的费用，即使不富裕的市民，也要端出丰盛的酒肉……每当弄潮者入城之时，也是整个城市沸腾之际，弄潮者高扬着手中未被潮水沾湿的旗帜，向市民们夸能，市民们也向弄潮者报以欢呼和鼓乐。在市民心目中，弄潮者是最有资格享受“最勇敢和最幸福的人”这一称誉的。　　　　
　　宋代话本《乐小舍拼生觅偶》，写的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乐小舍，一位年轻的普通的市民，在那四面涌潮、潮水最大的“团围场”看潮。这里的潮头，可以冲到“岸上高处，掀翻锦幕，冲倒席棚”。市民喜将仕的女儿顺娘正在此处，被潮水冲得“脚儿把滑不住，溜的滚入波浪之中”。离顺娘不远的乐小舍，早就仰慕顺娘，因门第不配，未能如愿。当他看见顺娘落入钱塘江潮来势最猛的“团围头”中，便奋不顾身，“扑通的向水一跳，也随波而滚”。正是由于乐小舍不会游水，但又敢于跳入水中，去救自己心爱的人，因而感动了钱塘江潮王，潮王非但没有收去他们的生命，反而使他俩紧紧搂抱，浮出了水面，成就了一段广为传颂的美好姻缘。　　　　
　　这篇话本的意义已不在于救人，而是表达了市民阶层所认可的一种新观念：敢于到钱塘江潮中去弄潮的人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这一新的人生价值取向，甚至能够体现在市民阶层中的老太婆身上——　　　　
　　咸淳年间的一个中秋之时，临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妪，到江头观潮，值潮头最高，冲激吸收百余人，老妪也在其中。一会儿潮退，独送老妪于江畔，老妪竟然存活，只是全身皆湿，所佩《金刚经》却乾……　　　　
　　这一故事与乐小舍救顺娘的故事互相映照，虽有神怪味，但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