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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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不少的调教虫蚁者单纯是为了猎奇——　　　　
　　元佑年间（10861094），释惠洪在万安军并海遇见一位八九十岁的老道，他养教了一只大如倒挂的鸡，一只小于蛤蟆的玉狮，一只状如铜钱的龟。他将鸡放在枕头中，让它啼即梦觉。他用线将玉狮系在案几上，唤它跳踯凳几唇作危坐状。他还将小钱龟放在盒子里，时时揭开盒盖让它爬出，到自己的衣袖之间游戏。释惠洪为之感慨：真是用诗都难写出其高韵来。　　　　
　　也是同一时期，邹浩在南迁时，曾去湖南的零陵澹山岩游逛。当他将到时，寺僧已出来迎接了。他很奇怪地问寺僧怎么知道他前来？寺僧回答说：是寺里养教了一只狐狸，凡是有贵客来，这狐狸就鸣叫报信。邹浩极为赞赏，欣然作诗曰：　　　　
　　我入幽岩亦偶然，初无消息与人传。　　　　
　　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飞鸣报老禅。　　　　
　　狡猾的狐狸，养教到如此能观察动向又非常通晓人性的程度，是很难的。它是受城市调教虫蚁之风影响而出现的一种猎奇现象，因为作为宋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其发源地无不在其中心城市里，调教虫蚁也不例外。城市的调教虫蚁，总是能够为形形色色奇特的调教虫蚁提供着生动的范例——　　　　
　　如元佑年间在东京的“海哥”表演。“海哥”前二足似手，后二足是与尾相纽，其皮染绿，有斑纹如豹，实为海豹。都市人少见此物，争先恐后地来观看这只“珍怪”。教海豹者，用一个槛笼置放海豹。待观看的市民交足了钱，此人便呼一声，海豹闻声出　　　　
　　来表演，仅这一出一现，就有人掷下千金，教海豹者所获金钱都无法计算了。而且，王公们不断使人传召，让他去府宅中表演，教海豹者一天几乎没有闲着的功夫……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市民无论高低，对奇特的调教虫蚁都是趋之若鹜的。同时也折射出了，调教虫蚁已被作为一种娱乐市民情绪的艺术被推而广之，以至有一豪族落魄子弟，见卖药者多弄猴子为戏，可以聚集市人供奉，他就比照模仿，装扮猴形，韦绳贯颈，跳踯不已，表演于场……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非是因为调教虫蚁表演可以赚上大钱，于是，调教虫蚁者无不挖空心思，琢磨出一般人不能的把戏来。像被临安市民称为“神技”的“蜡嘴舞斋郎”，即为伎艺人唱着曲儿，引导着一只蜡嘴鸟作傀儡戏。只见那蜡嘴鸟拜跪起立，酷如人形，跳跳摆摆，模仿着戏剧舞蹈动作，引人发笑……　　　　　
　　也有专门让人感到恐惧的“蛇舞”，那是临安庙前的戴生的把戏。他吹一只小苇管，蛇就会从藏匿处随声游到身边。戴生调教蛇，掌握了蛇的生息规律。戴生家畜蛇数十种，尽是些锯齿、毛身、白质、赤草，或连钱、或绀碧、或四足、或两首、或身小首大的奇异怪蛇。　　　　
　　其中有一条最大的蛇，形似殿楹，长数尺，堪称蛇王。戴生将这些蛇各随大小，用筠篮贮藏，每天喂给它们肉。表演时，戴生赤手拾取这些蛇，似捡鳅鳝，十分自如，而且呼唤蛇旋转升降，皆能随自己的意愿。　　　　
　　戴生别无资产，只凭靠戏蛇生存。这种以养教蛇而谋生者的出现，是宋代调教虫蚁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临安市民文化欣赏水平提高的结果。临安市民不仅将“捕蛇”列为一种伎艺，而且还尊戴生为“戴官人”。这种将调教虫蚁的伎艺人，当成自己心目中值得敬重的人的公开表态，是一种全新的市民价值取向。　　　　
　　临安市民中的许多“闲人”，就是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下，投身到调教虫蚁行当中来的。他们专门学习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等，天天下茶馆，入酒楼，走街串市，专陪有钱人调教虫蚁。他们将自己调教虫蚁的本事出售给富人，虽然有些鄙下，但确实促使着稀奇新巧的调教虫蚁节目的出现——　　　　
　　猴呈百戏，追呼蝼蚁，驴舞柘枝，熊翻筋斗，乌龟踢弄，金翅覆射，斗叶猢狲，老鸦下棋……更让人叫绝的是“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卖糖的人，守在一贮满水的大木桶旁边，有节奏地敲着锣，以名字呼唤那大木桶中的鱼鳖鲒鲫，待它们浮上水面，卖糖人便掷以小面具，或鱼或鲒或鲫，戴上小面具，就在水面上舞蹈起来了，左右摇晃，舞的是“斋郎”、“耍和尚”等活泼逗乐的节目，舞完一段，便沉入水底。这时，卖糖的人又别呼其中一物浮上，表演类似的节目。　　　　
　　这样的调教虫蚁，委实有趣得很，也委实是神来之伎。在宋代以前没有，在宋代以后也没见过，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从另一角度说，这是为了招揽更多的顾客买糖而演练的，这就使调教虫蚁的商品买卖色彩更浓。　　　　
　　其实，早在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1），就有貉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南宋时伎艺人则将虫蚁驯化好了才拿到市场上。如有市民用500钱就买到一只黠而驯的鼠狼，这只鼠狼自归买主，去买主手内取食，跳窜戏扰，就好像是这位买主平日所调教似的，实际这是商贩将虫蚁调教好来出售的。　　　　
　　宋代城市中的调教虫蚁，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商品活动，尽管这个活动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调教，但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出卖，为了取悦，或为了赌博，这在宋代城市的斗鸡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杨公笔录》有“世人以斗鸡为雄”的提法，以此类推，宋代城市中的斗鸡活动必不可少，驯养斗鸡的经验已见于这一时期的文字记录：　　　　
　　养斗鸡之初，首先要结草为墩，让鸡立于草墩之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鸡的脚立定而不致倾斜。同时，把喂鸡的米高高放置，超过平常放置喂鸡米的米斗之处，这必然使鸡耸膺高啄，久而久之，鸡的头就会常竖而嘴利。为了使鸡斗起来顺利，也为了使鸡有斗的模样，要割截鸡的冠，这样就使敌鸡无所施展其嘴。还要剪刷尾羽，使鸡在啄斗时易于盘旋。另外，还要常用翎毛搅入鸡的喉咙，这样就会去其涎。至于掬米饲之，或用水两腋，调饲一一有法。鸡经过训练、调饲，达到合格标准者必须是毛欲疏而短，斗起来欲竖而小。其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长，眼睛欲深而皮厚。它慢慢走着步，眈视对方，毅不妄动，看上去像木雕的一样。凡是这样的斗鸡，每斗必胜。在斗鸡过程中，有所谓“三闲”之法，即三次休息之规定——　　　　
　　一闲：是在两鸡开始斗一会儿，一鸡失利，其主人便抱着鸡去少休片刻，在此期间，可对鸡去涎饮水，以养其气。　　　　
　　二闲：是再让两鸡相斗，其中一只鸡失利，其主人便抱着这只鸡像“一闲”那样稍微休息一会儿，养气调神，以便再斗。　　　　
　　三闲：也是最后一闲，斗鸡的双方主人，这次均不得乾预，一直到两鸡分出生死胜负才算终止。　　　　
　　这是斗鸡的一般规矩，其场面大致如是：鸡开始斗时，奋用其距，少倦则盘旋相啄，一啄得所嘴便不放，再用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胜，否则必败。因为两鸡每逢相斗，必是死斗，胜负一分，死生即异。斗败了的鸡则丧失元气，终身不能复斗。获胜之鸡，即使赢了这场，也是暂时现象，其早衰之势已定，因为其主人是不肯就此罢休的，又将它拖去参加别的角斗，一次又一次的以死相搏，使之元气丧尽。　　　　　
　　正如梅尧臣的《晚泊观斗鸡》诗中所说的那样：　　　　
　　侧行初取势，俯啄示无惮。　　　　
　　先鸣气益振，奋击心非懦。　　　　
　　勇颈毛遂张，怒目眦裂。　　　　
　　出现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是因为每只斗鸡都是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一斗起来，全力以赴。但有的斗鸡主人为了使自己的斗鸡高出一筹，而不惜用阴毒招法。如用芥末凃于鸡之肩腋，这是在两鸡相斗疲倦，盘旋伺便，互刺头腋，翻身相啄之际，以有芥子能眯对方鸡的眼睛，进而取胜。还有的用像爪凿柄那样薄薄的刀片，缚置在鸡足上。这样就会使鸡在奋击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挥足，就伤对方的要害部位，甚至断头！　　　　
　　从斗鸡的规律来看，往往是用金距取胜于其始，用芥肩取胜于其终。可“芥肩金距之技”，仅见之于传史，具体方法无有流布，所幸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对此作了详尽描述，才使我们得窥宋代城市斗鸡的一个侧影。　　　　
　　斗鸡是残酷的，它似乎和娱乐很难协调，但欣赏斗鸡无疑能使神经得到刺激，给器官带来快感，所以这也是娱乐的另一种形式。况且斗鸡多用金钱下赌注，这种娱乐性，其妙处更是难以述说的。　　　　
　　但这毕竟是调教虫蚁的一个侧影而非全貌，宋代城市调教虫蚁还是将娱情寓乐放在首位的，这是市民热衷于调教虫蚁的主要原因。如东京市民有一时期喜好调教鹭鸶，可是一到饮秋水季节鹭鸶就会飞去，于是东京市民又转移兴趣，在夏天开始之际又纷纷饲养调教起铜嘴鸟来……这种全民性的调教虫蚁的热潮的形成，无非是由于饲养调教虫蚁有着无限的乐趣，以至在宋代城市里，常常有全民性的调教虫蚁活动的形成，其中以在南宋城市里饲养调教蟋蟀为最——　　　　
　　秋天，每当蟋蟀出没之际，在临安的官巷南北作市斗蟋蟀便开始了。从早起，就有三五十伙市民，有的蟋蟀能斗赢三两个，便能卖上一两贯钱，若生得大，长于斗的蟋蟀，则身价百倍，可卖到一两银子。所以，城外许多居民，专在蟋蟀盛出的秋天，捉蟋蟀入城货卖……　　　　
　　在货卖蟋蟀的行列中，仅蟋蟀笼子就有银丝笼子、楼台型笼子、黑退光笼子、金漆笼子、板笼、竹笼等多种样式。这表明临安市民不单纯斗蟋蟀，对蟋蟀用具也是讲究的。1966年5月镇江官塘桥罗家头南宋墓出土的陶制过笼等三件蟋蟀用具证实了这一点。　　　　
　　据1973年第5期《文物》苏镇所撰文介绍：这三件蟋蟀用具，均为灰陶胎，两只为腰长形，长7厘米，两头有洞，上有盖，盖上有小钮，钮四周饰六角形双线网纹，其中一只内侧有铭文四字，残一字，为“□名朱家”。另一只为长方形，长亦7厘米，作顶式，顶中有一槽，槽两侧饰圆珠纹，圆珠纹外周斜面上饰斜方如意纹，一头有洞。长方形的蟋蟀过笼，一头有洞，当是捕捉蟋蟀时用的，腰长形过笼两头有洞，当是在圆形斗盆中放蟋蟀时用的。这说法不尽准确，蟋蟀研究家王世襄先生不完全同意这种鉴定，认为需要完善和纠正。　　　　
　　但无论怎样说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蟋蟀过笼已是一种普遍可见的用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汉臣《秋庭戏婴图》，图中就画有正面和两侧端都有孔，但没有底，近似一具瓦罩的蟋蟀过笼。　　　　
　　这可以证实过笼这种专门用具，南宋城市中的儿童都十分熟悉并会使用。使用是需要技巧的，联系三件出土的蟋蟀用具，足以使我们了解到南宋城市调教蟋蟀风气之盛，技巧之高。　　　　
　　从一件过笼上印有“□名朱家”的戳记，可知是专门为朱姓人家烧制用来斗蟋蟀的，它和《武林旧事》所载的《小经纪》中的“促织盆”，是同一类型。这种小商品，在当时已是大量烧制供应需要了。在墓葬中寻见到的小小过笼，带给我们新的启发：一个人如果不迷恋调教蟋蟀，是不会将小小的过笼带入坟墓的。通过值得玩味的蟋蟀器具，我们可以揣测到宋代城市调教蟋蟀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贾似道所辑的《秋虫谱》，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以后的《鼎新图像虫经》、《促织经》、《蟋蟀谱》，均源于贾似道名下。虽然可能为书坊伪托，但贾似道调教蟋蟀影响之巨是不能抹煞的。《秋虫谱》涉及到了调解蟋蟀的各个方面，如《收虫秘诀》、《养虫要法》、《蓄养所忌》、《治积食不化》、《交锋论法》、《慎斗论》、《斗胜养法》、《观虫形像》、《虫辨》，等等。　　　　　
　　《秋虫谱》对蟋蟀的头、脸、翅、腿、色、肉，都有详尽的研究，对如何相，如何喂，如何捉，如何治，如何斗，等等，均有具体可行的方法。后来的《虫经》、《促织经》、《蟋蟀谱》均按此格局延续下来。　　　　
　　像《虫经》中的《赵九公养法》、《苏胡子养法》，《促织经》中的《捉促织法》、《论头》、《论脸》、《论翅》、《论腿》、《论肉》，《蟋蟀谱》中的《时序炎凉调养秘诀》、《促织有十不斗》，等等，这些均为南宋城市调教蟋蟀法之沿续，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杰出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