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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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扑鱼的市民，扑输了仍不甘心，又央借“扑过了鱼”，准备再到前面扑赢得几个钱，以养老娘，然后来还借给他鱼的郭大郎，一条鱼竟寄予以这么大的期望。那扑过鱼的郭大郎见他说得孝顺，便将鱼借给他去扑。扑鱼的市民，满怀信心拿着鱼，路过一酒店，被酒店中一恶棍李霸遇叫住“扑鱼”，结果李霸遇“扑不过，输了几文钱，径硬拿了鱼”。扑鱼的市民无奈，以实相告借给　　　　
　　他鱼的郭大郎，郭大郎愤愤不平，便去酒店找那赖鱼的恶棍。俩人因“扑鱼”，在酒店展开了一场厮打。　　　　
　　话本作者，选择宋代城市中最为常见的、与普通市民联系最密切的关扑为素材，是有寓意的。一是它可以最直接地反映出一般市民的生活概况，二是通过郭大郎为扑鱼而拔刀相助，褒扬扞卫关扑的合理性的行为，抨击破坏关扑的败类。　　　　
　　在描写此景此情之前，话本作者特加一伏笔，说：“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这实际也道出了郭大郎的成长过程，他是由一个不遵关扑法度的市民，转化成了一个视捣乱关扑为敌的市民，这细微的一笔，却是有深刻含意的。　　　　
　　因关扑而横眉相向，虽为个别，但折射出了关扑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说有的市民身家性命系于关扑之上，并不为过。绝大多数关扑的市民，是希望通过赌物赢钱，改善境遇或谋到好处。可是扑起来是凶是吉，无法把握，所以，市民们又在扑前虔诚地祷告一番：“我去这新盒子内，拏的这常占胜、不曾输、舀富贵的马杓、明滴溜的六文头钱问：钱哪！我若是告一场响豁，便是我半路里落的这殷。”　　　　
　　有的市民甚至以关扑来测定自己是否应该做某件事。如南宋嘉定十年（1217）九月，一孔姓官吏的门客郑复礼，因见市上有三文十纯博鸡并钱的游戏，勾起他对孔家小姐垂涎已久的想法，他便借关扑——　　　　
　　如果用骰钱祝之得一个“纯成”，便去拐孔氏女，结果他随手便得了一个“浑纯”，但他还不放心，又借骰钱“一祝”，结果又得一个“浑纯”。也许这样的运气是少见的，郑复礼在这天夜里，便将孔家小姐拐走了。运气好坏，只有去扑一下便知端详，何乐而不为？这大概是所有参加关扑的市民的心理吧。这样的市民不止一个，各式各样的关扑形式便相应出现。东京有这样一位　　　　
　　扑卖饧的小商贩——　　　　
　　他为使市民能与自己一扑，自己又不蚀本，精心设计，做了一个三尺圆盘，上面画有数百个禽鱼器物，它们长不过半寸，大约如人小指，小的只有两个豆粒那么大，而且细到禽有足，鞋有带，弓有弦。扑卖饧商贩旋转这琐细的圆盘，用别着五色羽毛的针箭，招揽市民“扑买”，买者投一文钱，便可用针箭向旋转的圆盘射去，扑卖饧商贩一边看，一边高声唱叫白中某，赤中某，余不中这样的行话。待圆盘旋止定住，卖饧者再看看与自己观察是否有差，若无差，射中圆盘上的禽鱼器物的市民，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油饧。而扑卖饧商贩，从圆盘上取下针箭，再旋转圆盘，开始下一次的“扑卖”……　　　　
　　这样的关扑，相当典型，它足可以代替发生在300年中宋代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关扑的基本面貌。我们或可将它称之为赢钱赌物的游戏。正是由于关扑中有娱乐的因素，这就更使市民向往这一可以愉悦精神又给人以希望的活动。　　　　　
　　北宋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满足市民关扑游戏的热烈欲望。自北宋后期，每年一入正月，开封府便张榜告示全城：元旦、冬至、寒食这三大年节，放关扑三日。每到此时，市民都喜气洋洋的。　　　　
　　不惟度佳节，而且要痛痛快快地关扑游戏，所以市民们一大早就出门，互相庆贺，即使再贫穷的市民，也穿上新洁的衣服，把酒相酬，好像要用酒来助兴。在关扑的日子里，入市店饮宴已成习惯，并相沿成为东京独特的风俗。其实，何止一般的市民因关扑而纵情，王公贵人也纷纷参与其中，他们乘坐的车马在关扑的地段走驰不歇。关扑的地段非常广大，如马行街、潘楼街、州东门外、州西梁门外、州北封丘门外、州南一带……　　　　
　　这些地段，彩棚连接，彩棚里铺陈着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等物，扑卖商贩的高声吟叫，与关扑彩棚间的舞场、歌馆传来的笙乐，高低相和。坊巷间的关扑，稍有逊色，多是食物、果实、柴炭之类。　　　　
　　可是，不管尊卑贵贱，关扑都紧紧吸引住了每一个市民。入夜，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名门贵妇都迈出门槛，抛头露面，纵赏关扑。然而韶光易逝，每次关扑不过三天，欢乐短暂，广大市民无不盼望着集中的关扑……北宋政府不得不在春天开金明池、琼林苑，在这狂欢的黄金时刻，特意纵人关扑游戏。只见那金明池中心的五殿上下回廊，摆满了钱物、饮食，一簇簇扑卖者，一堆堆扑买者，吆五喝六，兴致勃勃。不少人还到横跨池中心与池岸的仙桥的两边，在瓦盆内掷头钱，似乎想占仙气取胜。　　　　
　　在与金明池南北相对的琼林苑里，除酒家、占场表演的伎艺人，其余空闲地方，全为扑卖商贩所占。他们在搭扎起的华贵彩幕中，铺设珍玉奇玩，彩帛器皿……市民们面对各式各样物品，无不怦然心动。他们往往就地关扑，或以乐艺女伎为一掷，或以一笏扑出三十笏，毫不罕见。大到车马地宅，小至歌姬舞女，都可一一划价下赌。　　　　
　　这就更促使市民关扑的热情难以衰竭，即使下雨刮风，金明池内，琼林苑里，游人也从不间断。当然，许多市民是为赏春光、看伎艺而来。可是为市民提供一个关扑游戏的理想所在，也不能不是金明池、琼林苑从三月一直开放到四月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北宋的这种赢钱赌物的游戏，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与南宋相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主要表现在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程度上。从南宋临安的早市、夜市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吃的，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象生花果、鲜鱼、猪、羊蹄肉、猪胰胡饼，到用的，如细柳箱、罗桶杖、诸样藤作、银丝盒子、乌木花梨动使、画烛；从穿戴的，如花环钗朵、箧儿头饰、销金裙、缎背心、销金帽儿、逍遥巾，到玩耍的，如四时玩具……可以说应有尽有，都一一排列上市，参与关扑。　　　　
　　随着时令节序的转移，扑卖商贩也随之变换着自己关扑的品种，像春、冬之际，就扑卖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棒灯球、走马灯、闹蛾儿、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橘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球、香鼓儿等时令之物。夏、秋时节则关扑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茉莉盛盒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满地娇、背心儿、细巧笼杖、促织笼儿、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等应景之物……　　　　
　　这种关扑，完全是市场经济性质。扑卖商贩是根据市民的生活需要，制造和安排关扑物品的。如临安天气最热的时候，市民们都在宽阔处避暑纳凉，扑卖商贩便投其所好，在街市上扑卖蒲合、生绢背心、黄草布衫、苎布背心、黑伞、花手巾、紫纱裙、凉伞、凉簟、凉枕、凉鞋……总之，一切消夏衣着用具，均在关扑之列。　　　　
　　而且南宋临安的关扑，专门化程度也较高，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节物关扑就分外红火。比较突出的是七夕节时，小贩们捏造牛郎织女泥土玩具，扑卖盈市。　　　　　
　　七夕节时在御街上扑卖着乾红背心、系青纱裙儿的摩合罗泥孩儿玩具成为节日一景。摩合罗泥孩儿一个可值上千钱，非常昂贵，但其形象华美端正，惹人喜爱，故七夕这天，自北宋东京起，就将扑卖摩合罗当成过七夕的一项重要活动。临安更甚，工匠也纷呈绝技，以至用金银打造摩合罗，其中以苏州的制作为第一。市民们争相扑买，有一首谑词风趣地描写这一情况道：　　　　
　　天上佳期，九衢灯月交辉。摩喉孩儿，斗巧争奇。戴短檐珠子帽，披小缕金衣。瞋眉笑眼，百般地敛手相宜。转晴底工夫不少，引得人爱后如痴。快输钱，须要扑，不问归迟。归来猛醒，争如我活底孩儿。　　　　
　　摩合罗是由于纳入关扑的运行之路而分外繁盛起来，这倒是发生在宋代城市市场上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　　　　
　　它表明了此类时令节物关扑，尽管摆脱不了市场经济的痕迹，但渗透其中的游戏意味却是相当的浓。确切地说，临安的扑卖商贩已越来越多地具备了伎艺人的味道，和其他伎艺一样，在临安的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教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的宽阔地方“作场”，扑卖物品多是供人观赏玩耍的：各色凉伞、小银枪刀、诸般斗笠、打马象棋、杂彩梭球、宜男肩儿、悬丝狮豹、杖头傀儡、宜男竹作、锡小筵席、杂彩旗儿、单皮鼓、大小采莲船、番鼓儿、大扁鼓、道扇儿、耍三郎、泥黄胖、花篮儿、一竹竿、竹马儿、小龙船、打马图……　　　　
　　市民们已经把赢钱赌物的关扑，越来越多地当成一种消遣乐事。就以扑卖中的“打马图”为例，它的雏型原是一将十马的“关西马”和一种无将二十四马的“依经马”。这两种“马棋”，流传很久，各有图经，行移赏罚，互有异同。　　　　
　　宣和年间，市民采取二种马棋之长，又定名为“宣和马”。到了南宋，这种特为闺房雅戏的马棋，已用五十六采之间，行九十一路之内，明以赏罚，十分完备，出现在扑卖市场上。下这种棋时，二人至五人，均聚钱置盆中，看上去下棋者是运指麾于方寸之中，可实质是决胜负于几微之外——赢钱赌物。但由于这种“打马象棋”，在打马图上，“或衔枚缓进，已逾关塞之艰；或贾勇争先，莫悟阱堑之坠”，很好地发挥了娱乐游戏的作用，使市民玩而忘返，用它来扑卖，无疑会刺激扑卖市场更加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关扑虽然与市场紧密相连，但由于宋代城市中的这种关扑，所具有的游戏娱乐性质很强，即使真龙天子也禁不住玩心大动。仁宗就经常与宫人关扑，可是仁宗关扑的手法不高，刚出了1000钱，便输了个一干二净。　　　　
　　仁宗欲罢不能，便向宫人商借他输去的一半钱再扑，可是宫人却不肯将赢来的钱，再还给仁宗。虽然仁宗说自己输掉的钱，乃是百姓的钱，自己一天就妄用了百姓千钱，但这不过是故作姿态，遮人耳目，在掩关扑玩乐之实。　　　　
　　但后来的皇帝连一点遮掩也不需要了。理宗曾命小太监在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在御座前互扑为乐。这是为了使市民关扑时的真实情景再现，求得开心。小太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尽情掷钱关扑，因为他们所使用的“纯镘骰钱”，都是由内库供给的，需要多少供给多少，所有目的，只在“以供一笑”……　　　　
　　在皇帝的心目中，万贯金钱是第二位的，娱乐游戏才是第一位。但在市民那里，却是二者兼并的，更多的市民是将赢钱赌物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宋代城市扑卖市场特别繁荣的一个内在原因。　　　　
　　不过从风俗习惯角度看，关扑盛行也是风俗自身发展的规律。像“一阳节”来临之际，临安崇尚乡风，关扑“斗鸡”火热，一般是用三文钱作一扑，可饶两贯钱，或饶一贯五百文钱，“倘拗一钱饶三扑”。　　　　
　　许多市民竟在这时，在大街上拦住行人，执意“斗扑”。这种关扑样式，很难说它完全是受市场意识左右，或者说它受娱乐游戏主导，依笔者之见，它是两者有机的结合。　　　　　　　　　
　相扑　
　　如果说踢气球是一种较为轻松的体育运动，迅速在市民中间得到推广的话，相扑则是一种较为激烈的强身健体的运动，也得到了市民的喜好和认可。宋代城市的相扑，和其他风行的争标、蹴鞠运动一样，最初也是起自军队——　　　　
　　宋太祖在戎旅之中，就曾制定过一条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迁隶上军的“圣训之法”，这是非常明确的以相扑训练增强将士体质的措施。统一全国后，这条规定并未停止执行，皇宫经常从诸州解发强勇之人，训练他们成为专业的“相扑手”，并仍将其归为军队建制。在实行用相扑锻炼体质制度方面，以南宋军队执行为最佳。建炎中兴，当时有著名的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四将，以韩、岳兵最精，其精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