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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之谜-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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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波同志说了。中央研究后，派赵汉（中组部副部长）去，不是揭盖子，而是加盖子，加强领导。王致道的问题，放在以后解决，这是正确的。”
5月8日，李立三在与苏谦益、黄文、刘莱夫、李泽等谈话中又说：“吴砚农、池必卿（分别是河北、山西的工业书记）谈的，与经委开会的情况基本相同。昨天与一波同志谈了一下，他基本同意我们的意见。”
吴砚农主张峰峰把王致道调走。李立三认为，王致道虽有观点错误，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李春斌主要是对下压、批，强迫命令。王致道去后，给李春斌纠正了，做了很多基本工作。煤炭部要撤（王致道的）职。赵汉去了以后很慎重。由于煤炭部很坚决，就调了一下。八个书记，就有七个不同意。煤炭部认为，只要批判、撤职，就会把产量搞上去，是不了解情况。因为峰峰发展很快，很多新矿，要作基本工作。
李立三这次在对煤炭生产的调查研究中，一直是顶着煤炭部、山西、河北两省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事实证明，李立三的一系列主张，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之三、痛呼安全生产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煤矿15号井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屋被摧毁，地面配电所掉闸停止运行，电源全部中断，电话交换机失灵。此时，正是井下交叉作业时间，接班的职工已下井，交班职工还没有上来，两个班的905名干部职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经紧急抢救，事故死亡人数达682名，烧伤200多人，不少人终身残疾。
“五九”爆炸事故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在安排生产计划时层层加码，逐级下压的结果。当时安排老白洞矿产量猛增到152万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52％。人们只是单凭主观愿望，不尊重科学、缺乏严格的管理，盲目蛮干。谁也不曾想到，大巷内积聚的煤尘正在集合动荡，淡薄的安全观念使事故隐患严重到甚至可以在井下举行电焊大比武的地步。事故发生后，整个矿井报废，教训惨痛。
时过半年多，1961年2月1日，李立三到现场视察，惨不忍睹，伤员躺在医院，死难家属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李立三亲笔写了长篇悼词，向因公牺牲的全体职工们——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向地球开战的劳动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李立三在悼词中首先讲了“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道理。他强调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要搞好生产，必须全面关心人，关心全体职工的生活、安全和思想。关心他们的食、穿、住、行、疾病、困难，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尤其在目前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关心职工生活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委的领导干部，必须把关心生产安全，关心职工生活，当成自己首要的责任和义务。”
1月25日，李立三早上乘火车抵达大同矿务局，当天上午在听取矿务局党委汇报时，当他听到晋华宫、大巴沟矿没有工人澡堂的问题时，当即很气愤地说：“这是不关心工人的表现。工人上井没澡堂洗澡是不行的。全身都黑了，不洗澡还能休息吃饭？”李立三难过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应该这样。”他责问道：“难道修个澡堂很困难吗？”
当他得知同家梁矿把工人澡堂子拆了不修，矿上盖了小澡堂、高干宿舍时，李立三生气地说：“工人澡堂不修，而修小澡堂、高干宿舍，这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的行为，是国民党作风，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李立三说：“煤矿工人不洗澡，‘煤黑子’，这是旧社会的事，新社会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没有工人阶级观点。”他责问矿党委书记：“刘素善同志，我不知道你的觉悟程度如何？但仅这一点就说明你没有工人阶级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你与资本家管理企业有什么区别？……这些事情，矿务局不是完全不知道，所以，也有责任。”李立三说：“三矿，在58年就有拖班拖点现象，工人说，‘那时（拖班拖点）大家是自觉自愿的，59年是半自愿的，去年就完全是被迫的。’这就值得我们深思，认真研究，找出原因来。”李立三特别强调要关心工人生活，解决食堂问题，解决买粮排队问题，解决工人上下班交通问题，解决洗澡、喝开水问题等等。“把关心工人生活摆在第一位来解决。要使煤炭工人吃饱、尽可能吃好。”
2月12日，李立三在山西省委谈大同煤矿的问题时说，我原来认为大同煤矿问题的关键，是干部中强迫命令，后来才发现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领导不关心工人生活。所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必须解决诸如食堂问题，下班洗澡问题，宿舍问题，喝开水问题，厕所问题，上下班交通车问题等等。现在的问题是领导和群众之间有隔膜，群众有怨气、不满。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群众才能真正成为领导者的靠山。
之四、力主改变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
1961年，李立三在深入煤矿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因此，他多次讲到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1月25日，李立三在大同矿务局党委常委与工作团联席会议上说：“关于工资制度问题，从来是政治挂帅第一，物质鼓励第二；计时为主，计件为辅，从来不完全反对计件工资。我们是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高低悬殊。体力劳动的计件工资，还不要急于取消……因此，搞计件工资试点，不是不可以的。”
3月17日，李立三在华北局书记处办公会上发言说：“分配制度上也有问题，要看按劳分配原则贯彻的好与不好。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贯彻了。但是，还不够。也就是说，搞的还不十分好，多少还有平均主义。”
5月9日，李立三在华北企业整风座谈会上说：“生产关系中的分配问题，目前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企业中主要应该是多劳多得。解决的原则是政治挂帅第一，物质鼓励第二；计时为主，计件为辅。1956年，中央提出，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高低悬殊。这个原则也对，这个总方针要遵守。当前，不是高低悬殊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工资奖励中的平均主义。要调动群众积极性，解决平均主义是一个问题。一些单纯体力劳动的，如挖煤工，可以恢复计件工资。一切（都）实行计件（工资）不对，1956年前的教训不能忘记。机械化程度高的工种，不能实行计件。但手工操作的（工种）就可以实行计件。现在实行的‘综合奖’，仍然存在有问题，有平均主义。不行。应该把‘超额奖’建立起来，搞定额。我在大同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七八个支部书记异口同声地说，过去实行的‘死级活评’办法好。我同意在小范围试验。计件工资已经在两个队试验。大同矿务局张万福队试验恢复计件工资，结果比另一个同样条件的先进队的产量高一倍。同时，劳动力减少了，劳动不好的工人，队里不愿意要了。这件事值得深思。都恢复计件工资不对。总之，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其次，有些地方提出多劳、多得、多吃、多用的问题。现在轻重劳动不同，粮食定量不同，也就是多劳多吃……山西把旷工工人减下来的粮食归队分配，奖励给劳动好的人。这种做法好不好？可以研究，可以搞试点。多劳多用，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试行。如山西对超产的工人奖励购物优待券的办法，也可以考虑，这是一种分配方法，可以试验。工人拿着优待购物券，可以到商店里购买到一般难以买到的奇缺商品。”
在解决分配问题上，早在1958年李立三还主张实行工龄津贴的制度。
1958年2月15日，李立三在接见湖北参观团时讲道：“老工人的福利，一点也不能降低，一个钱也不能够减少……所以，我考虑应该采取工龄津贴的办法。过去，有人反对搞工龄津贴，说这不是按劳取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我国的工资政策上，提出实工龄津贴，李立三是第一个人。
李立三讲了他主张实行工龄津贴的三条理由：“第一，劳动有现在的劳动，有过去的劳动，劳动也有积累。工龄越长，贡献越大，还是按劳取酬。第二，实行这种办法，有鼓舞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待老工人，鼓舞新工人，使工人能够安于本行。社会需要小学教员、勤杂工、低级技术工人，他们都不安心于自己的本行，而这些工种又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只有稳定，才能提高。要叫他稳定，必须有工龄津贴。第三，这样做，不至于因调整不合理的福利待遇，过多地影响到老工人的收入和生活。”
8。在邓小平主持下参与起草《工业七十条》
1961年7月10日，李立三应薄一波之邀，离开北京颐和园内的“益寿堂”，赶到北戴河去参加《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工作。
当时，起草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小组成员有李立三、彭涛、王鹤寿、许力群、田家英、谷牧、梅青、郭洪涛、马洪等。根据分工，李立三负责起草原提纲中的第十章群众路线和第十一章党的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工作，工会、青年团工作，党的建设等章节。为此，李立三又邀集了原中共中央工业部的几位同志，他们是：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业组的贾步斌、刘明义，国家机关党委的赵海峰，中央组织部的马耀骥，华北局的苏谦益及华北局研究室的李泽、高仲禹和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杨惠杰等参加具体起草工作。此前，李立三在大同煤矿蹲点半年期间，已经组织联合工作团起草了煤峪口矿工作条例六十条，为这次参加起草工作做了充分准备，有了一定的基础。
《工业七十条》的起草，主要是因为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国营工业企业中原有的规章制度被废弃，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党政不分的混乱局面，生产形势已经走入低谷。李立三在发言中多次强调“要看清三分大不好形势”，坚持“不提大搞群众运动”。
7月31日，在分组讨论第十章群众路线时，李立三说：“群众路线一条，要从正面写，不搞高产日、放卫星。大搞群众运动，偏差比较多。所以，要写不应该怎样做，不提大搞群众运动，不提把先进水平变成全社会水平。”“一长制无疑是错的，但是一长制时期的一些规章制度是对的，是适合现代化企业的。我们应当否定一长制忽视党的领导，肯定正确的规章制度。五八年打破了一长制的束缚，群众发动起来了，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这是好的。问题在于对五七年前的全面否定，有章不循或无章可循……敢想敢干发展为蛮干……五七年否定一长制，加强党的领导，对。但出现党委包办代替行政，强迫命令有所发展。党不管党，不做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严重，原来的行政一长制变成了书记一专制。不关心工人，生产积极性如何提高？原因何在？上面压任务，高指标。书记睡在炉旁，为什么？也是要任务，要数字，不关心工人。与其受几次批评，不如受一次批评，比如像峰峰煤矿那样……今天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动群众，无法搞生产。”
8月6日，在讨论第三章“责任制度”时，李立三说：“厂长和矿长也有好的，也忙得要死，但他无法负责。因为，他说话不算数，而是书记说了算，是书记在直接指挥生产……在党委直接指挥和管理生产的情况下，厂、矿长无法负责，也不敢负责。因此，搞的很乱。这种乱，不能怪下面……必须肯定一长制时期企业管理有很多好的东西，是符合现代化科学规律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党委直接管生产，发号施令，党政不分。不要工会，党群不分……企业中，群众运动要搞。但是，不能不回忆这几年的教训，所以，不提大搞（群众运动）。”
“五九年的报告（注：指原中央工业部关于加强企业管理问题向中央写的报告），在庐山会议后，吹掉了。六0年下半年，高指标，压任务，强迫命令，群众路线也不要了。不是行政的强迫命令，而是党委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五九年问题很严重，直到现在，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有发展。
“要正确总结几年来的经验。要看到两方面，正确估计这几年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也要看到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党把自己的领导降低到行政的地位，瞎指挥。对一长制的全面否定，对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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