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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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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契卡，是政权初立那种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措施。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按照正常发展，国家将逐渐向法律制度过渡，契卡机构这种临时设置也将会消失。然而事实正如人们所知，这一机构不仅未能消失，反而逐渐扩大，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至一九九一年退出历史舞台时，克格勃有将近三十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直接管辖着四十八万名工作人员，此外还有更多的“线人”。
为什么在国家政权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克格勃机构还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呢？在苏联的领导人看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将引起被专政者的反抗，甚至专政本身必然造就出被专政者，所以这种专政不仅需要有包括警察、法院等专政机器在内的政权机构来保证，还必须有一种专门从事惩罚事务的机构，它负责将一切破坏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消灭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之前，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斯大林的“随着社会主义向完全胜利逐渐推进，阶级斗争也将逐渐激化”的论断，实际上是克格勃这一特务机构不断强化的理论基础。
契卡主义要将“敌人”消灭在做出实际行动之前。那么一个“敌人”一旦进入了警察程序，就意味着契卡机构的失职。因此，契卡机构必然要依靠秘密而且非法监视公民的言论、思想、通讯、交往等自由，并以它认为公民是否有“异向”为标准来惩罚公民，“侦察英雄”变成了社会的榜样。这样一来，事实上就剥夺了宪法所昭告的公民自由权利。契卡主义惩罚思想所造成的恐怖，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消灭了思想。随着这部“轧肉机”的运作，社会不再具有活力，个人独裁受到欢呼，个别不甘于思想被绞杀的勇敢分子，则被用作“阶级斗争正在激化”的证据，使克格勃得到“只能加强”的理由。
在契卡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九三七年”在苏联，正如“一九五七年”在中国一样，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斯大林以“暗害分子”、“间谍”、“工业党”等无奇不有的罪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清洗。契卡机构在清洗无辜公民之余，甚至也一次又一次清洗了它自己的首脑，被告申请“最严厉惩罚”的审判与枪杀成了公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契卡机构的死亡游戏，但赫鲁晓夫逮捕契卡机构头子贝利亚时，也要给他加上一个“英国间谍”的正统契卡型罪名。
契卡主义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作用于所有公民，不仅仅是因为契卡机构手段无所不至，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帮助。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是为祖国尽着神圣的义务。教师们日复一日地让学生牢记敌人无处不在，敌人必须被消灭；新闻工作者则言不由衷地歌颂着层出不穷的成就，根本不理会社会制度的缺点。任何一个普通人，要么照领袖或“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就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在这种气氛下，“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已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的未来利益漠不关心。”（萨哈罗夫语，1973年）
被契卡机构控制的，不仅是普通公民。随着契卡机构日益成长壮大，它像一切官僚机构一样，成了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苏联制度给予契卡机构无所不在的特权，契卡机构则负责为这个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务。契卡机构垄断了国家领导人赖以作出决策的情报，社会信息通过契卡机构的过滤，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层的人物。在这种情报的传递中，契卡机构使整个国家的决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倾向，决定哪些信息应该提供给领导人。克里姆林宫事实上被克格勃洗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格勃的玩偶。
一个制度所以会采用特务政治，往往是由于以为这种政治最能消灭潜在的威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权力的安全。然而，事实的发展往往正好相反。在中国，明朝的特务政治成为削弱王朝最经常也最强大的体制。在苏联，契卡机构同样起到了这种作用。斯大林利用契卡机构制造了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同时，也使贝利亚产生取而代之的异想，斯大林之死的详细过程晃如烛影斧声。在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九九一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中，克格勃充当了冲锋队。克格勃根据“法定权力”切断了戈尔巴乔夫与外界的通讯，并对他实施软禁，它的主席克留奇科夫不仅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而且事实上是政变的策划者和主要操作者，克格勃武装力量“阿尔法”特别分队则是政变者倚靠的重要力量。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务机构，终于被证明是对国家安全最具威胁的力量。
失败的政变改变了历史，契卡机构摧毁了自己存在的最后一点理由。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作为一种制度在前苏联地区终于消失。如今，无论该地区的那些国家实行着怎样的制度，那里的人民至少免受国家机构夜半敲门之惊。然而，契卡主义，作为一种“树立敌人”、“将敌人消灭于萌芽状态”、从而走向压制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体系，并不会轻易从这世界上消亡。
“主义”比制度更加顽固。契卡机构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它产出了一种叫做“契卡主义”的怪胎。在这种“主义”之下，“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互相监视，而且有义务告密。每一个人都属于大家，大家也属于每一个人。就所处的奴隶地位来说，所有奴隶都是平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恶魔》）。人们对契卡主义厌恶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竟然使契卡机构首脑都对它啐口水，恐怕也是那些不断为它添砖加瓦的人们所没有想到的吧。人类公理得到昭彰的过程也许真的缓慢，但也不是遥遥无期。历史真是残酷已极。
启蒙的幻想与神话：断裂还是延续
？ 楚尘
书屋品茗
谁曾想过那最深刻的，谁便爱那最现实的。
——荷尔德林
在今天，任何奢谈启蒙的努力与费心都益发显出滑稽的样子，抑如现在的我，我的嘴唇与目光是弯曲的——弯曲得使我的思虑也有了夸张的蛛丝马迹可寻，以至我想借助表达的手指与笔尖也稍稍有些力不从心。
在未来的文明史上，后人将有机会目睹这样一个尴尬的历史空隙：自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沿袭至今——甚至更漫长的今后（10年？50年？100年……），我们这个古老的泱泱大国将史无前例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严重匮乏的“文化真空”，它的里面，再也不会散发出耀眼烁目的光亮，再也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学统来支撑这段无奈的民族文明史的空隙。
盱衡世界文明史，这段漫长的、不见天日的蹒跚、迟缓而艰难蠕动的进程比起任何一个民族的转型期是极其罕见的。作为活着经历这场难堪的境况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理由不低下惭愧的头颅？！因为你们早已陷入一个颓然无生气、毫无自己的思想光芒照射的境地。为什么不放下无聊的、令人厌倦的、毫无意义的学术纠纷，为什么不能够扪心自问，寻根究底，是什么原因在我们的文化背后捣鼓了这个绝无仅有的危机？
而在另一个世界，一个与此相仿的历史瞬间，德国的思想文化即便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剧烈蹂躏，却仍然掩盖不住它的倔强峥嵘、桀骜不驯的凌厉之姿。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人类史上最惨烈最残忍的奥兹维辛的制造者，却为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家？
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当数那一拨著作中的上乘之作，他们的非凡、敏感、锐利的省察力，不仅穿越了那个脆弱的历史空间，同时即使要和那些伟大的前辈们一较轩轾，亦毫不逊色。
其实，对于文化状态的研究与俯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联袂出击的群体力量是强大而剧烈的，是史无前例的。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中，当数他们最有权利对文化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及其矛盾的含义发表精辟的见解。因为二战期间，他们总是在英美文化环境与德国文化环境之间来回辗转，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角色，培养了他们对文化“异味”的独特的嗅觉。而霍克海默、阿多诺更是显出卓尔不群的准批判家的光辉形象，无论其处在何种文化境地，他们的感情总是与他们所遭遇到的具体的文化模式格格不入。而从魏玛时期的新的、技术化的、鲜为人知的群众文化及纳粹的伪民俗文化和美国三十、四十年代的大众文化获得的经验，使霍克海默、阿多诺更能全面掂量文化概念的份量。所以，从他们极不一般的经历中，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们两个何以要把“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微妙地区别开来的原因。
历史发展到今天，任何层次上的文化都事实上被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揭示的商品化过程所渗透了。因而，无论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时代还是现在或者更远的一段未来时期，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是比较准确到位的。难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宁愿用含蓄的术语“文化工业”而不愿用大众文化或群众文化这种术语进行表达。对此，他们曾作过解释：“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排除与它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群众本身自发地产生的文化问题，即现代大众艺术形式的问题。文化工业必定和后者迥然有别。”
很明显，文化工业已经成了启蒙精神自杀后的产物，而且借助技术的超速发展获得了极度膨胀的“绝妙”机会，并以扼杀自然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如果说，自卢卡契以来的人们把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原动力——一直是作为他们考察历史发展的跳板的话，那么，他们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面前终于栽下了狼狈而愚蠢的跟头，因为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的开头就用人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一举取代了阶级冲突作为历史原动力的目光短浅的保守说法。卢卡契们自有其历史的局限，不必过多指责。但是我们在此需要清醒的是，自此以后，启蒙和真理这两个概念，再也不能理解为单纯思想史的，而应理解为现实的。因为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眼里，文明已被推上了断头台，全部的文化，不管是上层的文化还是下层的文化都包含一种野蛮的因素。所以，只有对这个由利润和贫困、饥饿和优裕、无辜的痛苦和偶然的幸福支配起来的世界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才能解放人类对世界的恐惧与迷信，致而达到现代启蒙的真正初衷。霍克海默、阿多诺二人依赖这一基础出发找到了启蒙辩证法的依据：即在多种矛盾中见出最普遍的矛盾——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裂。它们的分裂导致了以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与以精英定义的文化的对立。而克服这种分裂在他们眼里是最先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又认识到不可能在文化本身中获得解决办法，也不可能因为上层文化崩溃为现时代的平凡生活而产生解决办法；相反，他们则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化批评的多种动机中，一个最为长期确立的和核心的动机是这样一种谎言：文化创造了一种和不存在的人相配的社会的幻想，它隐蔽了产生出所有的人类作品的物质条件。”所以，为了对断裂的文化现实中的解放潜力进行挽救，阿多诺认为有必要把内在的批判与超越的批判结合起来。
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叶，真正的结合是令人沮丧的，阿多诺不能不感叹找不到一种满足其自身要求的方法。但不管怎样，阿多诺还是保留对文化问题的批判的优势。与阿多诺相仿，霍克海默也看到启蒙客观上变成了疯狂，而且这种客观的变化是疯狂地自我旋转着的社会的产物。这样，他与阿多诺不谋而合地提出了启蒙的新理论：“启蒙本身是对自己的绝对否定，它不是进步的直线式的实证主义，而是通向新的社会野蛮；通向它自己制造的、管理的世界的强制集体的途径。”
这就是说，启蒙已经偏离了原初的文明教化功能，它现在追求的是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而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解毒剂而出现的，但是后来，它本身却变成了一种新式神话。”
今天，整个世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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