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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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参加暗杀团，研制过炸药　哈哈哈……”

　　记忆之门在这爽朗而充满力度的笑声中倏然洞开。那是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还是法租界的余庆里？1904年秋日的斜阳是那样地瑰丽和壮美。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刚从日本回国的何海樵，神色冷峻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蔡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已到了决战时刻。我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考虑再三，立志从暴动和暗杀入手。杨笃生与我等六人已成立了暗杀团，我们拟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

　　这位当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军体教员，正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燃烧得面色潮红。在几次的秉烛夜谈中，如一头焦躁不宁的困兽，时而激愤地起立，时而无奈地叹息。那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说：

　　“我们先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秘密研制炸药，还订有严密的纪律，互相监督。这次回国，我们已在北京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妈的，这老贼婆居然深居简出，防备森严，始终不得下手，眼看着经费用完，只好先回上海再作打算。蔡师，凭着您的声望，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不知意下如何？”

　　面对着这位豹眼怒睁刚勇好死的聂政式人物，他那道貌温和的面容溢出了血色。他当时正因《苏报》案和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的无为争执而心灰意冷。又读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书，对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充满着向往。教育救国的路，毕竟不如暗杀来得刺激和痛快。他毅然答应了一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行动。

　　他的镜片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好像又认出了旧时的街道，走进了那间充满殖民地风格的小屋。他声音喃喃地对陈独秀说：“真是有点奇怪呀，我们当年怎么会那样激动？”

　　是的，他们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从小面临着那么多的不平和痛苦。总感到身心特别地压抑，总觉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旧势力在与自己对峙。他们愤怒，他们忿忿不平，终于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嗬！加入暗杀团的仪式还真有点刺激，要像会党结社那样‘歃血盟誓’。记得那天我们跪在地上，面前供着黄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领着一句句宣读誓词，然后杀鸡，将血滴于酒中。再用刀划破无名指，把血和酒搅和在一起。最后每人痛饮三口，真是豪情奋发，胆气冲天呀！”

　　陈独秀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暖流，沉浸在回忆中：

　　“记得你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观光和俞子夷，他们很快把毒药给研制了出来。你却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又要他们研制固体粉末，后来进展不大。不久就转向试制炸药，当时也有个秘密组织，先后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钊叫来的，地点好像是设在一条冷僻的里弄，周围全是贴满招租条子的空屋。我们天天跟着杨笃生搞试验，你也常来商谈，可就是没记住我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　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　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　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　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不愧为青年导师，担任此职最是合适。刊物我都看了，确实办得好。我想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这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

　　陈独秀没有料到蔡元培会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仓猝无备，只能先委婉地谢绝。

　　“真是十分感谢先生的厚爱呵，可是，鄙人杂务缠身，上海的杂志又一时无人接手……”

　　“这样吧，干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园里办。我会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镜片里闪烁出一种执着而慈爱的目光。

　　陈独秀很快地被这目光感动了，因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情怀。他早已听说过对方的许多轶闻，最令人扼腕的还是那件丧子筹款的事。那还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争无效，集体退学。身为特班教师的蔡先生自然同情学生，也一气辞职。为了安置好学生，先生历经艰难创办起爱国学社。苦于经费短缺，又不得不四处奔波。他因忙于办学，很少过问家事。一次，好不容易与友人谈妥一笔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赶来码头，说长公子已生病气绝。他虽悲痛欲绝，但想想学校正急等着款子开支，还是横下心挥泪而去。三天后，他携六千现款赶回家门，人已形如枯槁。一见爱子亡容，便昏厥过去。

　　虽然陈独秀崇敬这种精神，也相信这位领袖群伦的长者的办学能力，但还是下不了应聘的决心。这件事毕竟太突然了，他想起了一个人，挺郑重地说：

　　“蔡先生，我向您推荐一个人，胡适之博士。此人比我强，又马上要从美国回国了，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胡适之他自然喜欢。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先生的高足，正热衷于做白话诗，与他的留美好友梅觐庄和任叔水笔战。他已在《新青年》上拜读了那篇《寄陈独秀》的著名长信，对他的“文学革命”口号赞叹不已。最近，又从另一篇文章里听到了他来自大洋彼岸的呐喊：一个国家与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这位文风犀利的青年学者如能加盟北大，将会给这座死水一潭的学院很大震动。但对于陈独秀，他更不愿轻易放过。他已隐隐觉得主长北大后，将会与旧势力进行一场艰苦较量。他需要一批胡适这样的急先锋，更需要陈独秀那样叱咤风云的主将。

　　他因马上要去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一次演讲，只能先起身告辞。他已下定了三顾茅庐的决心，临别前，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陈独秀一眼。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2

　　沿着景山往东不远，隐约可见一片颇为宽绰的殿屋式建筑群，这就是当年的和嘉公主府。

　　和嘉公主是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的四女儿，生于乾隆十年冬月，乾隆二十五年，以十六岁的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皇恩浩荡，赐第在马神庙路北。马神庙原是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改为皇家府第后，因这位公主红颜薄命，仅二十三岁就香消玉殒，庭院也由此渐趋荒芜。“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急待开学，清廷下诏，拨此地的空闲府第做了校址。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大学，先不说环境，离帝城仅一步之遥。倘若在夏日，往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会顺着紫禁城根，一直开人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之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还是景山前的朝房和宫殿？在烟雨迷濛中远眺金碧辉煌的皇城景色，也确实令人神思恍惚，浮想联翩。

　　也不说建筑，府院留痕里似乎处处弥漫出一股“乾隆气”。这座昔日的皇家庭院，当初还是很有些气派的。坐北朝南的清式门庭前，守着两只威猛的石狮子。府第四周全用巨型古砖垒成高达四米的围墙，东西四十丈，南北六十丈。头门前上方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历年夏天学生投考，录取的红榜总是张贴在门外的。进门有一荷池，立一石柱刻有篆文的日晷，也可见一合人环抱的古槐在风中摇曳出苍凉。后面是五间公主府正殿，上面藻井依然，明柱朱漆斑剥，一派皇家旧气，开办时先做了大讲堂。大讲堂后，东、北、西三面都有房，西侧耳房，成了后来许多名教授讲课前的休息处。北房高大考究，辛亥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宴会厅。最令古建筑学家叹息的，还是后排两层砖木旧房子，俗称公主楼，开办时凑合著做了藏书楼。遇见这样的楼，好像有幸撞见了《红楼梦》里贾蓉借玻璃炕屏时，凤姐叫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在老北京也是仅剩几处　西路后部几进大屋，原为公主居住之所。虽枝干犹存，已由清爽变为杂乱，成了学校的办公处。

　　这座全国的最高学府，自1898年开办于今，校址已从四公主府，扩展到汉花园、松公府。今年九月，校方又终于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筹建后来将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但影响中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