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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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孙先生有些话不对蔡先生明说，而要对学生说　”

　　蔡元培一见孙中山手迹，只觉得心头一阵血涌，脸上顷刻泛出了羞色。

　　孙先生显然是有点急不可待

　　　　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蔡元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内疚地说：“孙先生恐怕见我老是向军阀政府高喊教育独立和不合作主义，便不好意思明说　唉！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我对他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太少了！”

　　蒋梦麟犹豫片刻，又谈了些安福系的动态，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阻挠他重返北大的行动。先是在夏天，通过胡仁源用金钱收买了少数北大学生，企图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假借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迎胡拒蔡＂。没想到这伙人正躲在法科秘密开会，就被发现　当场拥来二百多学生包围了会议室，抓住了来不及逃走的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安福国会的职员。在众人的盘问下，他们不但低头伏罪，具悔过结，还将安福系策划丑剧的经过和盘托了出来。这一阴谋败露后，他们又抬出一位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在《公言报》上连载题为《息邪》的长文。其中有《陈独秀传》和《蔡元培传》等，攻击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丑化蔡元培为“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后发现在舆论上扳不倒蔡元培，北京的军阀政府又企图出尔反尔，中途换马。一面表示挽留蔡元培，还故意假惺惺地催其北上，另一面又偷偷地想任命蒋观云为北大校长。没想到蒋观云不但坚辞不就，还公开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入山明志》的启事，以表明其气节之高。弄得北洋政府洋相百出，狼狈不堪。

　　蔡元培这次倒显得很冷静，不但不恼，反而沉下心，坚定了办好北大的信念。他透过自己的去留问题，看到了新旧思潮斗争的继续，看到了究竟要在中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如能坚守在这里，就等于保住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保住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京各校师生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欢迎蔡元培的归来。9月20日上午，北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分别召开了欢迎大会。先由方豪代表全体学生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方豪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我们有幸会聚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欣也。今日我们欢迎先生，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全体学生之新生命。我们将以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敬祝北京大学万岁！”

　　而马叙伦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的发言，更让蔡元培热泪盈眶，无限安慰。他说：

　　“今天我们欢迎蔡校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欢迎校长胜利回校，二为欢迎蔡先生这个人。蔡先生学问道德之高尚，世所公认。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他伟大的精神。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正义终于战胜了强权和黑暗！”

　　　　　　　　　　　　　　　　　　19

　　就在蔡元培抵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出狱了，胡适连忙赶去箭杆胡同看望。几个月的监狱生活，陈独秀明显消瘦了，但个性似乎更加强悍。见他睁大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嘲讽胡适说：

　　“别人坐牢，你倒落得在一旁打秋风　”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所云。见陈独秀举起了手中的《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被捕半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爱情与痛苦》的随笔。胡适在文章里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

　　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

　　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

　　北京军警提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

　　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陈独秀很喜欢同一期上李辛白的小诗和一篇杂感。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是安徽人，长他四岁。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时，李辛白也参加　李辛白的诗写的很有思想：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陈独秀眼里闪出狡黠的目光，嘲讽地说：“堂堂胡适之，还不如辛白写的好，真不知你是怎样想的？哎！这篇《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守常所为　”

　　胡适笑着点点头说：“他是自己来信自己回答。”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　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

　　“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　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我想请你在明年开一门宋诗新课如何？”

　　陈独秀略一沉思，见盛情难却只好先答应　这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纷纷向他敬酒，他也关切地询问起各自的情况。

　　钱玄同还在热衷于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对政治革命兴趣不大。原来挺容易激动的大嗓门，在更加狂热的学生运动面前，突然变得微弱不堪起来。刘半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深造，他因国学底气不足受尽了旧派的辱骂，心里也一直憋着股气，发誓非混个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很关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说他兄长又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最近正在翻译一个日本人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周树人认为这个反战的剧本很适合中国的读者，每天晚上，兄弟俩点了灯，看着书卷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会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兄弟俩想在大风雨中，高擎起火把，让中国的青年也能觉醒过来，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热心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想和《少年中国》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提倡过一种城市里的新生活。他这怪念头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应运而生，而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日益高涨。蔡元培兴奋地说：

　　“启明你谈的再详细一些，必要时把那位王光祈也叫来。我们可以先在北大作试验呀，只要有可能，我们几位可以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

　　周作人也来了情绪，双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绍兴官话，描绘出一个美妙的幻景：

　　“我们设想的工读互助团主要是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中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并规定团员每日做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读互助团成功的话，那么守常先生所向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不就渐渐地实现了　”

　　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欣喜地对视了一眼，觉得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

　　李大钊说：“这样做只要用极少的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尽做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点子倒还真不错哟。”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好像已进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说：“如果全国的苦学生都能这样组织起来，全国做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工余求学，全国有能力的人，也都来助成这项事业，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　要是能感动全国各团体都这样做，中国的最大问题也可解决　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做，那么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岂不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

　　陈独秀毕竟刚从牢房里出来，见蔡元培书生气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当年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温不火地泼来些冷水，说：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　蔡先生，别忘了你我的遭遇和处境。这事可以做，但仅仅是一种试验。我建议今后《新青年》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投向广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胡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种悲惨而不公平的社会命运。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面容凄威地放下筷子，说：

　　“我近日正在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传。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普通学生。她是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封建旧家庭，发愤出门求学。但因此也更遭封建传统势力的迫害，到后来竟一钱不寄，完全断绝了她的费用。她终于在最近因忧愤和贫病交加死　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庙里，家里也没人来过问一声。后事全靠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找出许多信札，分类编记后送来我这里。我读了这些信稿，对这位无名女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听得心头发酸，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下潮红的眼眶。他觉得“五四”以后，更应该引导学生去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便郑重地提议道：

　　“我看北京学界是否可以为她开一次追悼大会？让全国的有心之人都来敬仰怜惜她抗争的志气，研究和解决像她那样不幸的社会问题。”

　　《新青年》同人一致响应，并委托胡适具体筹办。

　　李超的追悼会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又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十四人，先联名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追悼大会终于在小雪这天于女高师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上千人之多，诗文挽章三百余份。会场中央挂着李超遗像，上题蔡元培“不可夺志”的横额。胡适以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者的地位，在那篇当场散发的《李超传》中，向整个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场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