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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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

　　屈指算来，自1916年回国后，一晃已快五年　他这次明为避风头，心里确实也很想出去考察一下战后各国的教育现状，实实在在地为北大的发展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做几件事。在出访的九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布法、英、德、意和美国等许多地方。但一到巴黎，他就陷入了尴尬之境。华法教育会被吴稚晖。李石曾办成了经济组织，搞得一团糟。与二千多留法学生对立情绪很大，还亏了不少钱。在他的斡旋下，终于使该会与学生脱离了经济关系。而那位周恩来和蔡和森，在平息矛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到里昂后，在工厂做工的陈毅还亲自上门拜访，凑巧他出门了，留下了一封充满崇敬之情的长信。他还动员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圣底勒兵营捐作里昂中法大学校址。他亲自出任中方董事长，吴稚晖为中方校长，为留法学生创办了一所新的学校。并欣然接受邓小平、王若飞、陈毅等二百二十五位学生的来信建议，在中法大学里下设工学院，解决了一大批人的求学难题。他还饶有兴趣地考察了法国发明的大学区制度，也就是说取消教育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由该区的大学校长领导辖区内的大学和中小学教育，行使教育行政长官的职权。他觉得要在军阀专制的中国真正实现教育独立，必须推广法国的大学区制度。这一设想一直顽固地烙在脑海里，成了多年以后他再度复出时一次失败的试验。

　　他一直想为北大聘请杜威、罗素一类国际一流的学者前来讲学。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拜访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巨匠，商谈了访问中国的具体计划。

　　最快慰的还是一路上分别会见了让他惦念的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和冯友兰。本来哥伦比亚大学计划在六月初毕业典礼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因考察耽误了船期，所以只接受了纽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他参加了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冯友兰只记得那天到的人很多，蔡先生一进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指挥一样。一位久在北京教育部的同学惊讶地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校长和学生关系这样好的场面，可见大家是真心佩服蔡先生　而罗家伦却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当他陪蔡先生游练色佳时，刚到寓所休息，忽见一位美国新放的驻华公使要宴请先生，想请他介绍认识些北方权贵。蔡先生坐犹未定，一见此人当场就走，无论怎么劝说也留不住。结果只好陪他去看了几十里外的一个瀑布，事后蔡元培说：

　　“我最怕听到这种恶浊的声音！”

　　　　　　　　　　　　　　　　　　2

　　《新青年》内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

　　去年年底前，陈独秀乘船去了广州。陈炯明在粤桂战争取胜后，曾电邀陈独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对他吸引很大，当初离京也是准备去办西南大学的。但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他必须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南方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中心，如能在广东建党，对全国都会有影响。

　　陈独秀临走前又来信征求意见，想让上海的陈望道负责《新青年》杂志。没想到这封信闹出了许多不愉快，最不满意者就是胡适。胡适骨子里不满《新青年》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但碍于陈、李的面子不好明说，现在陈独秀走了，何不拿到北京来办？凭什么交给素不相识的陈望道

　　胡适马上给各位同人写信，谈了三条设想。一是听任《新青年》办成苏俄的汉译本，而再另办一份杂志。谁来办这份杂志胡适没说，但含义很清楚，是他而不是陈独秀。因为陈独秀已有了《新青年》，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仲甫带来的，是他的专利。二是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宣言。三是干脆暂时停办。

　　李大钊不赞成停办，他是想为上海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自去年九月起，《新青年》实际上已成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

　　春节前，好久没买古玩的鲁迅去了趟德古斋，捧回一部《三体石经残石》。晚饭后，正在美滋滋把玩时，邮差送来了胡适的信。他有每天饭后散步的习惯，八道湾寓所的院子又大，就拿着信漫步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正在生病，医生嘱他卧床静养。羽田信子见大先生来了，忙去沏来一杯热茶，亲手递到面前，灯光下，她雪白的脸银子般闪耀了一下，刺得鲁迅微皱了一下眉。

　　周作人把胡适的信仔细看了一遍，说：“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

　　鲁迅却觉得都无所谓，不必像胡适那样计较。当周作人希望他明确表态时，他坦然地说：

　　“拿到北京办当然好，至于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我想大可不必。因为仲甫不愿示人以弱，其实《新青年》所登的作品，无论你如何宣言，官场总是一样头痛，一样不会容忍的。”

　　鲁迅说完，起身给二弟倒了一杯开水。

　　“也是。你给适之回信，把我的意思说一下。”

　　平时都是周作人写信，这次鲁迅推不掉　第二天，胡适读完鲁迅的信，觉得他关于不必声明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就立马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补上

　　“这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

　　胡适感叹地吸了一口美国烟。几年来，鲁迅一直是《新青年》营垒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刚写《贞操问题》，他就来了篇《我之节烈观》相呼应。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又跟着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文笔老辣得令人惊叹不已。

　　没想到胡适的信又激怒了陈独秀。回信是李大钊转来的，陈独秀对北京的三条意见十分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此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接着，胡适又收到他从广州的来信，陈独秀警告这位小老弟说：“南方颇传你和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

　　此时的胡适，真像捅了马蜂窝，弄得焦头烂额。上海的陈望道对他有意见，前不久寄来一张明信片，气冲冲地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而广州的陈独秀对他更有意见，现在又冒出个研究系的流言蜚语来。去年七月直皖战争结束后，段祺瑞兵败辞职，梁启超失势，曾声称不过问政治，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也许仲甫是从这一点看出了两人的一致性。还有胡适常在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这两家报馆恰恰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但是，这些能说明问题

　　仲甫是老朋友，尽管莽撞，不能不作些解释。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责怪道：“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　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竞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　”

　　窗外雪花飞舞，院子里几枝盛开的腊梅正被积雪压弯了枝条。胡适触景生情，觉得语气过重了，又缓笔写道：

　　“我不忍心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望道那一头，胡适也学他样子回了一张明信片。信上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我们的刊物当作宣传共产主义的工具。”

　　陈望道一肚子不高兴，又一时出不了这口气，便给周作人写信。他赌气地说：“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本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

　　春节眼看就要过去，喧闹的爆竹声已渐渐稀落，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噼啪”声。鲁迅正迈着外八字步，踏着爆竹纸屑，陪现在难得上门的钱玄同去看望周作人。周作人终于生了肋膜炎，午后发烧。晚上昏睡。《新青年》的争论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前几天胡适又给诸位写了封长信，要大家表态。钱玄同也给周氏兄弟写信，明确地支持胡适。说陈独秀讲胡适追随研究系纯属神经过敏。他在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造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现在所有的主义对中国人都行不通，只好先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做人之道，等有些人气以后再起来推翻政府。

　　钱玄同的意见虽有些偏颇和颓唐，但鲁迅认为他重视国民性的改造是不错的。此刻，他瞥了眼钱玄同那黑色的大皮包，冷冷地说：

　　“看来分裂确是不可避免　我独不解仲甫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　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又有什么不好　”

　　钱玄同赞成地点了下头，记得那天鲁迅在胡适信尾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下这样一条意见：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

　　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

　　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钱玄同对陈独秀的过于霸道也耿耿于怀，不满地说：“仲甫口口声声提倡科学和民主，其实他连在家里都不民主。听说两个儿子来京看他时还要先递名帖，上写‘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

　　周氏兄弟笑了、鲁迅调侃地说：“所以你在信中措词格外激烈，还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不如分裂的好。最后还同意了我的意见，只是语气更为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钱玄同也开心地笑　那天鲁迅见大家过于看重《新青年》这个名目，觉得有点无聊　于是，在刚写完的意见下面，又加了一句话：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送走钱玄同后，鲁迅独自回到书房，心里隐隐感到一点寂寞和悲哀。鲁迅望着窗外黑幽幽的夜，在叹息中点燃了烟。眼前幻现出一组眩目的意象。会馆之夜。钱玄同黑色的大皮包。《新青年》与文学革命。狂人的吃语。孔乙己的麻木。墓地。乌鸦。人血馒头。传过来又传过去的各种信函。一场威凛凛充满呐喊的大潮涌，终于凌乱地清退　留给他的，仍然是一个无可奈何孤寂的长夜。他的心又开始滴血了，忍不住暗自叹息了一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敌人。

　　分裂已成定局。

　　北京的来稿是越来越少，上海方面对胡适等人也不存奢望。在微妙的僵持阶段，陈望道和陈独秀都先后向周氏兄弟求援。对于他们，鲁迅是颇怀好感的。特别是陈独秀，他对自己的小说，是《新青年》所有同人中催促最力而且奖誉最多的一人。他很快将小说《故乡》寄给了陈望道，陈望道感动地给他回信：

　　“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正在这时，冒出一场飞来横祸。《新青年》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搬到了广州，一场无为的争论终于烟消云散。陈独秀又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来短函催稿，说：

　　“北京同人料无人肯作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

　　胡适心里憋着气，也决定在京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山本医院的周作人写信，想叫鲁迅也参加进来。尽管鲁迅有苏俄倾向，但和陈、李毕竟不同，他始终是一名自由的圣战者。况且，近来周作人、钱玄同和自己也谈得来，也可以帮着影响鲁迅。

　　鲁迅笑着对二弟说：“现在陈、胡二位把我们看成一盘香菜呢。”

　　就在本年初，周作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而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也同时由鲁迅命名为《晨报副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首开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河。

　　三家报刊同时向他约稿，鲁迅也只能在这中间搞些平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病榻上的二弟：

　　“我们今后的作品，每月看来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有不均之消。”

　　周作人笑着回了一封便笺，说：“有时被友情拽得苦，兄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