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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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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ies From Taiwan：1060—1970？Foreword”。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第xxiv页。。
黄春明是一个充满社会使命感的作家，面对转型期社会暴露的各种弊端，他以笔为旗，对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理性批判。由于反映社会生活的及时、敏锐与迅捷，使他的作品成为了映照台湾社会转型历史的一面镜子，生动记录了一段充满矛盾、冲突、抗争与奋斗的悲剧岁月。因而人们可以看到《看海的日子》这篇小说，虽然仍然是透过“妓女从良”的故事来表现“人的新生”这一主题，但整篇作品从始至终却弥漫着一种“凤凰涅槃”的悲剧意识。我们知道，悲剧意识乃是对悲剧性现实的反映及其把握。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意识的一种文化把握参阅了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引论”部分的相关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因为悲剧乃是不断在历史长河中赖以存在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所造成的。人类的悲剧性可以被归结为关于“挑战”与“应战”这两个概念之中，人们面对迫害的“挑战”时，对人的把握能力就显出一种非理性的性质。换言之，人对“挑战”的“应战”是一场前程未卜的斗争，本身亦具有一种超越理性的性质——悲剧意识的形成就在于对“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的一种正确感受与把握同②。。因此理性成了悲剧意识产生的必要前提。作家为来自理性支配的自身向力的冲突所承载的痛苦升华到对自身进行剖析与忏悔的程度时，便会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要“照现”外在的生活痛苦，而且更要深入“照射”内在的痛苦，从而鼓励、点燃、抒发出那种来自于生命痛苦所散发出的艺术反思参阅了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中第84—97页的相关内容，上海社会科学院1988年11月版。。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论及悲剧美的真实性问题时对此有着很精辟的阐释，指出悲剧是通过与我们相似的人的被毁灭，导致人们引起恐惧之情与怜悯之心。我们一方面害怕这种角色与我们相似，自己也可能身受其害；另一方面，我们又因怜悯角色不应遭受到如此的厄运而产生愤慨与不平。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与我们相似”，这才是打动我们、并引起我们共鸣与同情的原因。对此，学者刘再复有一段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来理解这一问题：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很抽象的集合的概念，在“我们”这个大集合体中，有可能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有的则未必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是毁灭类似没有价值的东西，就难以构成悲剧。因为，讲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更能说明悲剧的本质。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91页。
的确，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而因毁灭过程所产生的情绪和感情上的恐惧与怜悯则造成了“悲剧性”。小说之所以带给我们一种悲剧性的感受，就是因为主人公白梅所展现出来的许多经历在人们感同身受中引起了情感的共鸣，并使人们产生了怜悯与同情。事实上，这与台湾社会转型期间的那段历史也脱不开干系。透过小说的叙事，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在乡下，还是在城市；不论后期农业社会，抑或是初期工商业社会，普通民众都面临着贫穷所带来的极大挑战。普通民众胼手胝足创造的社会繁荣，虽然成就了台湾“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是台湾社会中“精神的贫穷”与“文化的侏儒”的印记却也不容忽视。恰如尉天骢所说的那样：
现代化的生活固然给我们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很多东西却消失掉了。黄春明的作品，从某方面看是怀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一种反省。在50、60年代看黄春明的小说，觉得他是多少有点怀旧；但在80年代看，由于环境保护的提倡，生态学的发展，使我们觉得社会在改变，人在反省：高度化的工业生活，一个漫无目的往前推进的商业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一条道路。参阅了《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讨论会纪实，见《文讯》第23期，第36页。
在台湾社会转型带来的大变动中，新旧交替之际的社会犹如万花筒一样五彩缤纷，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激烈冲突，物欲膨胀导致精神沉沦，各种病态社会现象随之出现。色情行业的兴旺，娼妓文化的出现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之一。自60年代以来，台湾从都市到乡镇，从歌厅、酒吧到发廊，几乎都带有色情的阴影。那些身陷火坑的女子，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于不谙人事的年纪就掉进了色情的陷阱，历尽了人间沧桑与劫难，却难以挣脱命运枷锁的束缚。而白梅二十八年悲欢离合的人生经历就形象地呈现了台湾社会转型期的这幕景象，因此，她的觉醒、抗争与自我拯救之路对于那些同样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而言，的确给她们带来了一丝希望之光和寻求新生之路的某种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在白梅身上凝结着作家悲天悯人、改造社会的思想光辉。白梅不甘心让自己的生命无声无息地消逝，她的内心深处充满了一股庄严地站在别人面前的顽强勇气。尽管身为受人歧视的妓女，但她的灵魂并未就此沉沦下去，而是积极寻找希望之光，为了拯救自我，她迫切地渴望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并把对生活与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尽管这希望还十分渺茫，但她的坚强信念和不屈奋斗却使人们看到了处于台湾社会底层的一个有尊严的、不再是受人蹂躏和嘲弄的形象。一方面，白梅对困难的承受和挣扎、对自我的拯救与证明，成就了不甘屈辱的“小人物”最动人的乐章；另一方面，白梅在自我拯救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刚毅的抗议精神，以及应战贫困所采取的强烈手段等，则促使人们对“人的处境”问题产生反思。换言之，从这篇故事里，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这不仅是任何不利的生活环境都无法剥夺的，而且任何生活的艰苦、折腾与迫害都是对人性的考验而不是摧毁，而生命的意义也就因之被积极地肯定了，因为人是坚忍的，不论多么卑微，他都有一种能够使自己站起来的力量，而这力量是不可征服的。除此之外，透过这篇小说，人们还看到了一种建立在互助互爱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可贵关系，正是这种“爱心”，才带给社会以温暖。在台湾文学的画廊中，白梅的形象已经深深镌刻在转型期台湾历史的墙壁上了。
小说在艺术上颇见匠心，结构上正叙、倒叙、插叙交织进行，回忆与内心独白相互穿插，将主人公白梅的整个人生，包括她的身世背景、过往经历、眼前渴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全都一一叙述了。不但心理刻画技高一筹，象征、对比与隐喻也全都运用得得心应手；小说不是静止、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将它置于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等密切相关的外部世界的变化中来呈现，显得真实可信；而且小说语言朴实、自然而又富有个性，譬如渔港的热闹嘈杂、讨海人的戏谑打趣、妓院的煎熬挣扎、“雨夜花”歌声的沉痛、借“种”怀胎的决绝、村民抗灾场面的宏大、纯朴温厚的乡人情谊、患难姐妹的相濡以沫、养母的狠心与忏悔，生母的疼爱与不舍，以及孩子降生的磨难与喜悦等，全都写得栩栩如生，使丰富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相得益彰，全篇风格显得既写实又浪漫，引人入胜。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六节 《儿子的大玩偶》
发表于1968年的《儿子的大玩偶》是黄春明所有小说中被讨论得最多的一篇。“儿子的大玩偶”这一标题本身，就含有浓厚的嘲弄和滑稽意味。小说透过一个在小镇上从事广告宣传职业的广告人一日的生活，将台湾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艰难的挣扎沉痛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被迫丢失做人尊严的悲剧故事。故事以主人公坤树和妻子阿珠的冲突、误会和最后的和解为线索，叙述了坤树一天的生活情景，其中还大段插入了他的回忆与感想。由于黄春明刚到台北的时候，一度在广告界讨生活，除了“撰稿之外，还要跑客户”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33页。；他“自己写脚本，自己拍摄”同①，第259页。；先后在一家运动用品公司搞广告企划参阅了李潼《黄春明的再出发》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见1983年11月的《明道文艺》92期。；在一个鞋业集团担任企划协理参阅了陈白《黄春明有多重角色》一文中的相关论述，（台北）联合晚报出版社1988年4月版。。这样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说明了黄春明与象征现代文明的“广告”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说他是一个“广告人”，真是一点都不为过，因此当他在创作中一再将“广告”写进去时，人们并不会感到意外或突兀，反而会觉得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篇作品就涉及到了相当多的广告知识，小说从一开始就直接告诉人们小镇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广告的”情况：
在外国有一种活儿，他们把它叫做“Sandwich—man”。小镇上，有一天突然也出现了这种活儿。但在此地却找不到一个专有的名词，也没有人知道这活儿应该叫什么。经过一段时日，不知道哪一个先叫起的，叫这活儿“广告的”。等到有人发觉这活儿已经有了名字的时候，小镇里大大小小的都管它叫“广告的”了。甚至连手抱的小孩，一听到母亲的哄骗说：“看哪，广告的来了！”马上就停止吵闹，而举头东张西望。
这是一个富有独特暗示意涵的开头，人们可以通过“Sandwich—man”即“广告人”，发现台湾乡土社会正在变迁的脚步。“Sandwich—man”的出现其实已经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一条敏感的讯息：一条象征着现代消费社会的“触须”，已经开始从台北那样的大都市试探着伸进了台湾古朴的乡镇了，而且以很快的速度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产生着深刻影响。六七十年代的台湾，象征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大众消费文化已开始无孔不入地伸向了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被一种消费物质商品的动力所支配和渗透，而这种动力所反映的是广告撰稿人大肆宣传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过分渲染的幻想世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压制创造性和个性，歪曲人类真实感情需要和情绪的一种闪闪发光的消费社会”参阅了［英］A？布洛克等编《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中译本）中的相关内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9页。。可见，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深受广告影响的社会，这也是社会转型的脚步迈向台湾传统乡土社会时出现的特殊现象之一。小说透过敏锐眼光探入到主人公坤树的现实生存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世界中，将一个迫于生存压力而被迫扮演这种无奈的“广告人”角色的主人公精神上的分裂意识，以及他同环境之间不断冲突、抗争的悲喜剧关系鲜活地揭示了出来，深刻洞察了台湾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对人们心灵的深刻影响，将普通民众所面临的似乎是微不足道却又扣人心弦的进退维谷的处境形象地展示出来了。小说主人公坤树正式登场亮相时是这样一副古怪又滑稽的模样：
他的一身从头到脚都模仿十九世纪欧洲军官模样，脸上的粉墨，教汗水给冲得像一尊逐渐溶化的蜡像，塞在鼻孔的小胡子，吸满了汗水，逼得他不得不张着嘴巴呼吸；头顶上圆筒高帽的羽毛飘颤着。这一富于象征意味的西化的怪异形象的设计包装，完全是为了“广告人”肩上举着的电影广告和身前身后挂着的另外两张广告牌，前面的是“百草茶”，后面的是“蛔虫乐”。这样子他走路的姿态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累倒是累多了，能多要到几个钱，总比不累的好。他一直安慰着自己。
从干这活儿开始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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