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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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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二节 《苹果的滋味》
70年代以后，黄春明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怅惘的乡土愁思转向冷峻的殖民批判。这种转变的由来，主要取决于他从南部小镇进入台北这个大都市谋生的新生活经历。小说的内容由熟悉的农村、小镇，转向当时台湾社会矛盾的焦点——城市，不仅一反往常对乡土人物的同情与悲悯，笔调也由浪漫写实一变而为辛辣讽刺；而且以往那种温情脉脉的抒情格调不复存在了，咄咄逼人的批判锋芒益发闪烁。这就像齐益寿所说的那样：“站在台北街头，哪里再去找从前那些可爱的罗东老乡亲？而来来往往的洋人，则到处可见。黄春明要‘土’恐怕也‘土’不起来啊！因此希望黄春明继续写令人怀念的《锣》那一类作品的朋友们，最好把黄春明赶回罗东去，这样黄春明或许会再去敲锣打鼓，让朋友们陶醉满足吧？”齐益寿：《一把辛酸泪——“我爱玛莉”序》，见小说集《我爱玛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二战之后，美国将台湾纳入其势力范围和国际冷战体系中。早在50年代初，美国就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协防条约”，在越南战争中，台湾成为美军的补给站。此后，随着大量美援源源流入，特别是美国文化透过强势的国家机器，以及商品行销机制进驻台湾，台湾社会表面上迅速繁荣起来，使得有些台湾人对此产生盲目满足之感，甚至丧失民族自尊、崇洋媚外。显然，六七十年代台湾面临的主要是美、日新殖民主义的威胁。我们知道，虽然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是有区别的，旧殖民主义采用赤裸裸的方式直接进行掠夺和军事侵占，新殖民主义却披着经济、文化交流和援助的外衣，以施恩舍惠的面目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再殖民的目的；但是，无论旧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它们奴役第三世界人民的目的与结果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手段是直露，还是隐蔽。70年代黄春明将创作焦点对准新殖民主义问题，这是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意识的体现。这也是黄春明文学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黄春明以往创作中有关国民精神病态和农村破产的主题，或多或少都显示了对早期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承续，那么对于“新殖民主义”的关注和警惕，则使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这不仅是黄春明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阶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一阶段，黄春明透过台湾大都市市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勾勒出一幅新的台湾民间社会图像，在这个社会图像中，生活形态的改变不仅是表象而已，细究之下，其实是台湾既有物化价值体系的崩解，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与疏离。这种现象使黄春明陷入了深深的忧虑。而小说《苹果的滋味》便是在这样的价值关怀与深沉观照中诞生的。
这篇小说写的是台湾工人被美军吉普车撞伤致残而因祸得“福”的故事，揭示了部分台湾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后的“奴化”问题。作者通过这种人精神上的变质，说明了台湾“新殖民地”化危机的加深。建筑工人江阿发带着全家从台南来到台北碰运气，但仍旧穷得住在贫民窟般的破旧简陋房子里，一家七口全靠他糊口，儿子是班里惟一缴不起学费的学生，常常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羞辱，女儿阿珠总是担心会被卖给人家当养女。显然，农村劳动者走进城市之后，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的悲剧在城市中继续以新的形式上演着。然而，一次偶然发生的车祸，使这个贫困交加的家庭突然间“时来运转”。江阿发不幸被一辆美军轿车撞伤，他由此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不必再去辛苦做工就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下着阴雨的清晨，阿发踩着脚踏车去工地上班，半路上被美军上校的车撞断了双腿。小说中这样描绘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形：“一辆墨绿的宾字号轿车，像一头猛兽扑向小动物，把一部破旧的脚踏车，轧在双道黄色警戒超车线的另一边”。这里的“猛兽”与“小动物”；“宾字号轿车”与“破旧的脚踏车”，很显然象征的是美国与台湾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由于肇事者是美军上校格雷，所以事情似乎起了一些变化。格雷请示美国大使馆该如何处理此事，使馆的二秘回答说：“这里是亚洲啊！对方又是工人……我们惹不起。”“这里是亚洲惟一和我们最合作，对我们最友善，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美国不想双脚陷入泥沼里！”美方出于政治的考虑，害怕引起公愤就采取了“私了”的办法，将被撞伤的阿发送进一座洁白得像“白宫”一样的医院去治疗，还有美国修女对受伤的阿发进行护理。格雷则跟着一名外事警察通过“迷魂阵”似的矮房地区找到了阿发的家，然后带着阿发的妻子和孩子们到医院去探问阿发，并给受伤的阿发送来了三明治、牛奶、汽水、水果罐头，还有苹果等慰问品，并答应要“承担责任”。阿发的家人第一次坐上了轿车，平生第一次吃到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阿发最后虽然牺牲了一双腿，却因此而解决了家庭的困境。对此等情况，阿发以为自己是因祸得“福”，感激涕零地连连表示“谢谢！”心里产生了一种无忧无虑、一丝牵挂都没有的感觉。这种“幸福”的感觉也传染给了他的妻子阿桂。起初，阿桂带孩子们探望阿发时，流着泪埋怨丈夫当初不该“到大都市来碰运气”；当阿发问她怎么来的，她说“是美国仔和一个警察”把她带来的。“美国仔”一词，在台湾方言里明显带有说话人憎恶的语气，阿桂以此将她对美国上校制造车祸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了。然而，当美国上校格雷答应给阿发一笔可观的赡养费，并同意送他的哑巴女儿到美国念书时，阿发一家对美国上校的态度马上转变了。阿桂不但不再称呼格雷是“美国仔”，反而对来探望阿发的同事说：“这位格雷先生做人很好。”阿桂这句“做人很好”与先前充满憎恶的“美国仔”的称呼形成强烈对比，而且，当阿发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分享因祸而得来的“口福”时，阿桂竟然还不忘提醒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喝汽水的阿松与阿吉，“这些汽水罐很漂亮，你们可不能给我弄丢了！”阿桂前后迥异的态度，使人物崇洋媚外的思想情绪流溢纸上。因为得到了很高的赔偿费，又受到了像样的款待，阿发全家第一次如此融洽和乐，感到今天总算像个人样子了，暗暗庆幸着他们到城市后所遇到的好运，这真是喜从天降，以至于他们竟以为自己进了“天堂”。当阿发的女儿凑近爸爸的耳边把美国人的意思说给他听，阿发一下子感激涕零地说：“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运，阿发甚至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不安起来了。阿发作为受害者竟还要向加害者说“谢谢”与“对不起”，其灵魂的扭曲，真是到了可笑而复可悲的地步。表面上看来，阿发一家似乎因祸得“福”，碰到了好“运气”，实际上他们一家精神上受到的戕害远比肉体上的创伤更为严重。全家衣食的无虞却必须以丧失行动能力来换取，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可阿发却认为是交到了天大的好运，还以此骄其妻、傲其子，甚至本来憔悴的脸面也为之容光焕发。他的妻子也因此而感到心里踏实了。这情形不仅说明了一般台湾民众自立自主精神的沉沦，而且还把这种精神的沉沦当做交换幸福的手段，这的确是台湾社会中最令人忧心焦虑的所在。若进一步挖掘下去，我们会发现阿发一家的卑躬屈膝与极度的“媚外”态度，显然还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造就了国民的奴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无法争取到做人的权利，他们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暂时做稳奴才再说，故而阿发用血的代价换来了当奴才的权利，竟让他们全家感恩戴德，甚至还其乐陶陶、欣喜万分。阿发被撞断的何止是双腿，其实更是折断了做人的脊梁骨，他已无法于新殖民者面前挺直腰杆站立了，因此他宁愿躺在医院做奴才。通过阿发这一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愚昧麻木、自轻自贱，以及毫不觉悟的“国民性”痼疾又一次在新殖民主义时代得以复活。事实上，阿发需要治疗的已不只是双腿了，更需要治疗的是他那卑屈的心灵。
小说对“媚外”这种民族软骨病的批判，并没有仅止于阿发一家人，而是将揭露的笔触延伸到了更为广泛的人群里。阿发被美军上校格雷撞伤后，因为涉及到外国人，所以外事警察出面协助处理这一事故，当警察带着格雷前往寻找阿发的家人时，面对美军上校格雷对肮脏凌乱的棚户区而不断地皱眉的情况，这个外事警察对此深感羞愧，自欺欺人地掩饰说：“他们的新房子盖好了，河边那里的公寓就是，等他们搬过去，这里马上又要盖大厦了”。当阿发因伤痛而对洋人发牢骚时，这个外事警察竟然吓得不敢翻译真话，惟恐开罪了洋人。当他看到美军上校格雷送给江阿发两万元救济金时，在旁边竟忍不住羡慕起阿发来了：“这次你运气好，被美国车撞倒了，要是被别的车撞倒了，现在还躺在路旁，用草席盖着哪。”真可谓是又羡又妒，真恨不得换成是自己躺在医院里，完全是一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样子，活脱脱地显出一副“媚外”的洋奴嘴脸。除他之外，甚至连来医院看望阿发的同事们，居然也对阿发这次的因祸得“福”事件表示了极大的羡慕，同事们竟一见面就向他打趣：“阿发，你这辈子躺着吃躺着拉就行了……谁能比得上？”他们似乎不是来探访病人，而是来看望一个突然发了横财的朋友，来恭贺他交了好运。其自私自利、市侩无赖的卑劣心理暴露无遗。而工友火土的话更是耐人寻味：“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哪有你们福气？”这群前来探病的工友还以为阿发是故意找美国人的车去撞的，认为阿发虽然是躺着吃躺着拉，这总比做牛做马来的好。阿发的工友，以及工头的丑态真是让人作呕，他们对阿发的羡慕，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羡慕”，贫穷居然带给人如此的悲屈，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也并非全是一味的批判，事实上小说的意蕴是相当丰富的，在批判之中，也有肯定和赞颂。因为黄春明深爱着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他创作中始终坚持着“为人生”的观念。因此对于阿发及其家人，作者所写的时候是抱着很大同情的，也着力描绘了阿发一家人那种相濡以沫的珍贵亲情。当阿发手术的麻醉药退效之后，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这一下子死了。”但紧接着就是问：“小孩呢？”他最关心在意的是自己的五个子女。这是金钱至上的物化社会中最令人感到希罕的美好感情。在阿发的五个小孩中，阿珠的形象最为突出。当阿珠面对爸爸被车撞了这个晴天霹雳时，为了减轻失掉双腿的父亲的精神痛苦与家庭的经济压力，她竟然对妈妈老早想把她卖给别人做养女的事不再害怕，愈是接近事实的刹那，她反而显现出为家人坚忍生存下去的斗志来。小说中写道：“但是，这一次阿珠一点都不害怕。她一味地想着当养女以后，要做一个很乖很听话的养女，什么苦难都要忍受。这样养家就不会虐待她，甚至于会答应她回家来看看弟弟妹妹。那时她可能会有一点钱给弟弟买一枝枪，给妹妹买球和小娃娃。”在迷蒙的雨雾中，阿珠去接正在学校上课的两个弟弟阿吉和阿松，一路上她边走边想，这一次妈妈真的一定会把她卖做养女，虽然依旧感到难过和辛酸，但她却迅速擦掉泪水，向因缴不起学费被罚站而不想上学的弟弟阿吉说：等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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