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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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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据性别理论来对这篇小说进行解读的话，大卫？陈这一洋奴形象则还包含了另一层特殊的意义，恰如学者邱贵芬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台湾女作家笔下的男人都是软弱不堪，失去传统上男人主控的权力，形同被阉割去势。”邱贵芬：《性别／权力／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见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3页。其中一大原因是：“台湾历经几次殖民时期政治丕变的惨痛经验，台湾男人失踪的失踪，留下来的则学习在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求命保身。台湾的妇女面对的是传统男性权威的崩溃，她们见到的是她们的男人被有形无形地‘阉割’。”邱贵芬：《性别／权力／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见载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3页。相对于大卫？陈形象的猥琐与鄙陋，玉云则是一个备受摧残与羞辱的形象，她的不幸与矛盾均缘于她依附于洋奴丈夫生存而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在家庭中沦为了大卫？陈的奴隶。在经历了重重风波的折磨后，一向对丈夫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玉云，在大卫？陈的拳头、巴掌之下被打醒了，终于毫无眷恋地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玉云最后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这是她女性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她反抗的不只是夫权，更是那种媚外崇洋的奴性思想。她的反抗虽然显得无力和软弱，但毕竟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玉云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她都是一个弱者，她最后迈出的反叛脚步其实是相当艰难的。小说中对玉云的内心委屈和心理突变有很细致的描绘，还采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将现实与梦幻、回忆穿插在一起描写。玉云看到大卫？陈从中学英文教员而成为洋买办，几年钻营下来，每年都有小幅度的升等，于是一家“吃住穿”的问题，早就摆脱了实用的需要，进入了讲究与享受的阶段。因此，玉云虽然时常遭受大卫？陈日渐滋长的专横傲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但在她生活的小圈子中却有些光彩的面子，这也正是大卫？陈事业上的“成功”所给予的。每次遇到亲戚、朋友和同学时，几乎每个人都以她丈夫在洋机关的成就来赞美其婚姻，甚至于因为他们的出国机会而羡慕她。每当此时，玉云对自己在家庭中遭受痛苦的承受能力也就相应地增大了，也就更无法弄清楚造成她痛苦的根源所在。只要她从亲戚或朋友那儿得到一点点语言上的安慰，她对大卫？陈的容忍性也就随之进一步增大。玉云就在这样的患得患失中，陷入了经济上得益而精神上受折磨的两难处境中。玉云的处境或许也可以被视为西方经济新殖民地条件下台湾人民处境的一种象征。然而，在大卫？陈和玉云这对夫妻相处的模式中，却让人看到了深深的不平等，作为婚姻一方的妻子玉云毫无尊严可言，甚至被彻底矮化到连狗都不如的境地，家庭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因此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最为悲惨的婚姻。在大卫？陈的淫威下，玉云虽本能地认识到不能引“狼”（玛莉）入室，本能地为自己的地位不如一只狼狗而气愤，但却因对于自身的处境、面临的危机，以及生存的使命等毫无丁点理性的认识，因此很容易就屈服了。小说由此暗示：对大卫？陈之流的洋奴，决不能毫无原则地迁就或退让，否则就会像精心服侍丈夫而到头来却连一条狗都不如的玉云那样被主子弃如敝屣。
通过上面的分析，人们确实看到了黄春明处理“新殖民主义”问题的高超方式，他在70年代即敏锐地观察到西方强势文化渗透与台湾主体文化渗漏所共同衍生的文化认同危机。黄春明透过他的创作，一方面把握了社会脉动，挖掘出社会问题，寻求着解决问题之道，另一方面也寻找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批判方面的支点。这个因一条洋狗而弄得大卫？陈一家妻离子散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痛快淋漓地鞭挞了台湾工商社会流行的崇洋媚外之风与奴颜媚骨之态，其批判锋芒直指家庭解体、社会解体之危机，的确令人震撼与深思，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新殖民主义”危害的深重忧虑与警惕。诚然，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方式是以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进行的，然而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毕竟还是需要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小国寡民”的闭关意识是行不通的，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防备与阻止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入后同时出现的负面效应。对于台湾社会而言，它的“新殖民地”性质乃是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局势和国际“冷战”格局相互交织下的特殊时代产物，这种“新殖民主义”由于在客观上给台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给某些人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因此无形中也使得如何对待与处理“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换言之，在接受西方资本和技术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持民族尊严，如何克服孳生的崇洋媚外思想，不仅是台湾人民需要严肃直面的，也是全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人民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之一。这应该也是小说《我爱玛莉》最重要的思想意义之一。
此外，毋庸讳言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一度也引来了某些“我不爱玛莉”的评论：“无论如何，文学还是含蓄的，老子有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似乎可以用来借喻文学中未可尽知的那份领域。黄春明毫不含蓄地说了他的‘爱’和‘不爱’，固然也是黄春明式的勇敢和坦诚，但‘玄机’尽失，我不也可以说‘不爱’吗？”参阅了彭瑞金《我不爱玛莉——试论黄春明的变调》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见论文集《泥土的香味》，（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4月初版，第105页。甚至还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其性质已接近于“谴责小说”，等等。这样的批评诚然并非全无道理，不过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作者这种稍嫌露骨的批判取得了成功的戏剧效果，而小说社会警示意义的巨大更是遑论多言！
除了上面各节所介绍的黄春明在这一阶段创作的主要小说篇目之外，黄春明以其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还创作了另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小琪的那一顶帽子》和《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这两篇小说仍然延续了黄春明前一时期关怀“小人物”的情怀。《小琪的那一顶帽子》通过两个推销日本武田快锅的台湾小职员的遭遇，揭露了日本对台湾“经援”的美丽谎言，就像那声称性能优质的快锅的爆炸一样，最后将给台湾民众带来无法想象的可怕后果。小说以两个悬念构成：一是美丽娇羞的少女小琪老是戴着齐眉帽子底下的秘密；一是主人公推销的日本武田快锅优质性能的真伪。故事有头有尾，情节跌宕起伏，结局出人意料，令人感到异常失望和悲哀。小说最后以象征日本“经援”的武田快锅的突然爆炸，揭破了日本经济殖民台湾的真相。小说开始时，主人公王武雄和林再发一出场就带有很深的暗示意味。为了实现过上好日子的梦想，王武雄和林再发当上了“武田瓦斯快锅”的推销员，他们接受这份工作时，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站在公司门口，一边皮笑肉不笑地同属下员工一一握手，一边又说：“从此公司就看你了。”接着便教训员工，握手要“轻重适度”，以免让对方感到“失去信心”和“诚意”。这虚伪的一幕，既象征了日本对台湾“经援”的虚伪，更暗喻了结局的残酷。王武雄和林再发接受了这份到临海小镇推销一百个快锅的工作之后，面对快锅在小镇无人问津的窘境，两人感到十分烦恼。虽然他们兢兢业业地努力推销着快锅，但依旧是业绩不彰，两个星期都没卖掉一个，王武雄为此萌生了去意。而林再发为了生计，始终真诚努力地对待着这份工作，他对王武雄说：“工作不只是向公司交代，同时也向我们自己交代。你才二十出头的少年家，你可以这样想。我三十多了，我可不能跟你一样的想法啊。”林再发甚至在快锅爆炸、受难的当天，敬业的他临出门前还信心十足说“看今天了”，充满希望的他，得到的竟是生命垂危的回报。为了完成推销任务，林再发亲自进行现场表演，想以快锅功能的“优越”来吸引顾客，却不料第一次试验，就引起了爆炸。当场炸死了三个人，多人轻重伤，林再发的脖子也被快锅的一块碎片砸了进去，送入医院后已是奄奄一息。可是祸不单行，就在林再发生命垂危的关头，邮差却捎来了他太太美丽的信。信中说她跌了一跤，恐怕会早产，要林再发立刻回家。此时的王武雄又意外地发现了美丽小琪帽子底下的真相，竟是不堪目睹的丑陋头盖骨。至此，小说的寓意完全呈现了出来：美丽的小琪的帽子下掩盖的原来是覆满了怕人疤痕的头盖骨，少女的美艳顿然全失；林再发当众表演快锅的优质性能时，回报的却是一声夺人性命的剧烈爆炸。小说以对比象征的手法，将少女的美艳与日本快锅所宣传的优质性能对比，将帽子下丑陋的头盖骨与快锅爆炸造成的死伤惨景对比，将两者之间丑陋的真相揭示出来，进一步形象地印证了日本“经援”的虚假性和横暴性。“日本武田快锅”的爆炸声，既造成了林再发及其家人的悲剧，同时说明了日本公司老板所宣传的所谓的“先进”与“优质”的快锅性能，全是一场赚人钱财的骗人把戏。这个林再发想以之维持生活，并改善待遇的“日本武田快锅”的猛烈爆炸声，不仅炸碎了林再发的梦，而且也炸碎了日本经济殖民下台湾民众的梦。这声爆炸，确实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思索空间。不过，小说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在批判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新殖民的同时，也发掘出了普通台湾民众潜藏在灵魂深处的震撼肺腑的心灵美。面对林再发生命垂危、其妻又遭遇小产先兆的危难时刻，王武雄这个才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毅然决定由自己全部承担下林再发一家的重担。他的心中浮凸起一个念头：“我手放进口袋里把信掏出来握在手里。这时有一个很短暂而坚决的念头在我脑子闪现了。要是林再发死了就跟美丽结婚。我知道这在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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