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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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和上次一样？”　
　　“我做儿子的当然希望和上次一样，但是这一次医生也说了，我也看了，大概天不从人愿吧。”炎坤说。对方言语支吾，炎坤又说，“你是内孙，父亲又不在，你一定要回来。上次你们回来，老人家高兴得天天念着。”　
　　几乎每一个跟炎坤通话的，都是类似这样的对答。……　
　　　
　　这些骨肉至亲的儿孙们，在老人弥留之际，担心的竟然不是粉娘的病情，反而怀疑粉娘是否又一次同他们开“狼来了”的玩笑。真让人不敢相信，现代社会的人心竟冷酷至斯！最后回来的子孙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经过一天一夜的等待，经过确认粉娘已经“没脉搏和心跳”之后，儿孙们请来道士为她做功德，但锣声才响起来，粉娘的尸体竟然侧卧，她又“活”了过来，还叫肚子饿。再次“死去活来”的粉娘感觉到自己这一次的“复活”显然与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她从大家的脸上读到一些疑问”。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粉娘感到十分抱歉：“真歹势，又让你们白跑了一趟。我真的去了。去到那里，碰到你们的查甫祖，他说这个月是鬼月，歹月，你来干什么？”为了证明她的诚意，她甚至带回了阴府的消息：“我也碰到阿蕊婆，她说屋漏得厉害，所以小孙子一生出来怎么不会不兔唇？”面对粉娘这种似乎能够自由穿梭在生死时空中的能力，儿孙们愈发露出了疑惑的眼神。面对此情此景，粉娘急得发誓说：“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为儿孙操劳了一辈子的粉娘，没有得到儿孙的关心，反而见到的是一双双怀疑的眼睛，甚至还要为自己没有成功地“死掉”而无奈地发誓保证——“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这是何等的惨痛啊！　
　　孔子云：“老者安之。”这本是人生应享的最基本权利，然而对于八十九岁的粉娘来说，她的两次“死去活来”的经历，不仅使她遭受了身体上的折磨，心灵上也因儿孙的怀疑而受到重创，这真是让她情何以堪！小说以幽默的笔调表达出了现实的残酷与无情。这个“笑中含泪”的故事确实促使人们在笑过以后，陷入深深的反思中。　
　　至于1999年发表的《售票口》，这是本书成稿前所看到的黄春明的最后一篇小说。依旧反映的是“老人问题”。故事情节不复杂，人物也不是特别鲜明，然而涵义却很深刻。小说叙述的是一群在家乡殷切期盼在外子女能利用假期回家过节的老人们的一个生活横切面。　
　　众所周知，台湾社会进入90年代以后，已经基本上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城市化已经完成。台湾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都市岛”。在这样的情形下，年轻人几乎全都到乡土以外的世界去打拼，留居于乡间的只有年迈的老人，子女们平日难得返家探视父母。这对于期盼安享晚年，儿孙承欢膝下的老人来说，人生的黄昏只好寂寞孤单地度过，这真是难耐啊！为了能够多几次和儿女们相处的机会。于是每到假期开始之前，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便自发自动地集体前往车站去排队购票。不过，他们要买的不是让子女回家的车票，而是假期结束之后子女们回台北时的“坐票”，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女安心在家多住几天，不会因假期结束前的票源紧张而担心，只有得到了能够按时返回台北的保证，他们的子女才可能回家。面对这群老人如此的情怀，怎么不让人深感悲悯呢？小说用讽刺的笔法沉痛地叙述了乡居老人为子女排队买票的悲哀。因为他们知道若不提前去排队买好票，子女们便不会回来；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张张的车票使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期盼。小说用这些排队购票的老人之间的聊天，将他们的无奈及盼望真实地表达了出来：　
　　　
　　“是他母亲有福气啊，小孩长大了还能留在身边。哪像我们还得来这里为他们排车票。”　
　　“这个时代的孝子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孝子不一样了。这个年轻人是属于我们那一代的孝子。没了，没地方找了。”　
　　“是啊，到了这一代刚好反过来。什么时候让它颠倒过来都不知道。当知道的时候已经就反过来了。”说的人无奈地笑着，听的人也一样地笑着。但是不管冒着这一天的严寒，或是雨天来车站排队买预售票的老年人，没有一个是不情愿的，并且还抱着深深的期盼。　
　　　
　　面对父母甘心为儿女当“孝子”的怪异现象，除了无奈之外，人们应该还有更多的感触吧。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而今，作儿女的不要说“不远游”了，仅仅是偶尔回家探视父母一次也难得一见。很显然，在传统文化里，中国人最重视的“孝道”，在现代社会早已荡然无存了。小说中刻意描写了火生和玉叶这对老夫妇凄惨无奈的情形。他们年纪老迈，疾病缠身，还打算在寒冷的清晨替归乡的子女排队买车票。小说将这一对苦于病体却又必须挣扎外出的老人的处境描写得十分真切：　
　　　
　　老伴看得出来，火生仔这次不知是哪两条筋绊在一块，又在生气。他一连串的老人久年咳，叫他咳得上气接不上下气，整个脸涨得通红，身体像拉紧的弓，一咳就弹跳，合不拢的嘴巴，口水直垂牵丝。玉叶一看心一急，自己的哮喘也附身上堂，像拉破风箱的气喘声也急促鸣响。两人有一段时间，谁都照顾不了谁，各自扶着墙壁和扶着桌子稳住自己，演奏起极限主义派的二重奏。　
　　…………　
　　但是咳嗽咳不停，每咳一声，全身就弹一次，每弹一次，闪腰的地方就疼痛得不得了。火生仔瘫卧在冰冷的地上，除了脑筋由得他去生气，身体的部分只有由它爱怎么咳怎么痛，根本就没法抑制，连想叫苦叫痛都不能。整个人像一只被捞上岸的虾子，一弓一松地弹动不已。老伴试着扶他，却连动都不动。自己使了力气，气喘就加剧。最后她留了一点力气叫救命。但是，不仔细听也不容易听清楚。她叫：“救、救……救人……”每一个字都得呼吸一次，并且呼吸又是那么困难。好在家里的那一只黑狗，亏它知道发生了事情，它不寻常地狂吠，这才把隔壁人家的媳妇淑英吵醒。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咳，一个喘，严重到威胁生命的状况下，这对老夫妇想的还是如何想办法，强撑起病体去为子女买车票的事：　
　　　
　　“我看，不要去了。等天亮我打电话给他们，说没买到票。要不要回来，随他们。你不要去买车票了。外面冷死人了。”　
　　“苦他没时、时间回来，你却……”咳嗽由不得火生仔说完，又咳嗽了。心里很恼怒。　
　　　
　　这样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力，终于使得火生和玉叶这对老夫妇因无法负荷而严重发病了，最后被邻居送进医院急救。小说在这里将这对老夫妻的形象刻画得十分鲜明，老人盼望子女归乡的那份无奈多么令人感慨啊！作者沉痛地道出了这些被子女遗弃在乡下的老人的心声，并直接对那些子女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现在不用排车票，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也都会回来了。”有人这么带着讽刺地说。　
　　“等到这种地步年轻人才肯回来，那也太悲哀了。”　
　　“你说我们一大早四点就出来排队买票，要排三四个小时这样，这不悲哀？夏天蚊子叮，像现在寒天，霜风像刀割。有时稍迟一点，还排不到票。这不悲哀？”　
　　整个候车室等候为在外地的年轻人排车票的老年人，听了这句话，都露出淡淡的苦笑。　
　　　
　　为了能让子女安心放假回乡，为了多争取一次与子女相聚的机会，这些老人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寒风刺骨的大清早排队买票；为了几张车票，老人们甚至不惜毁弃邻人亲友之间多年的和睦与友情，争得面红耳赤。然而，对于这群满心期待子女回乡的老人们来说，却不知他们是否还有命能活着见到子女？更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去享受那种全家团圆的快慰？小说由此向整个社会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除了上面各节所介绍的作品之外，黄春明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中，除了对老人问题的关注之外，还涉及到了另外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题材。1983年他发表了一篇小说《大饼》，反映的就是台湾社会失业日渐增多的问题。小说主人公蔡万得，由于经济不景气，成了失业队伍中的一员。他不积极外出找工作，却整天待在家里发牢骚。更糟糕的是：失业的“这种挫折竟彻底侵袭到生理的本能”，这令他沮丧无比，夜里睡不着，竟无聊地替儿子写了一篇“论忧患意识”的作文。簿子发下来之后，得了个红红的“丙”字。他看着这个“丙”字，一个人自顾自地笑道：“哈哈哈，我们饿不死了，我们饿不死了，光雄得了一个大饼回来！”这种近乎发狂的举动，最后使“全家人除了光雄，都觉得奇怪的望着他，他合起本子，不笑了，也不喋喋不休了”。小说以表示作文不及格的“丙”来隐喻蔡万得在现实社会中谋生的能力也不及格。因此失业的他，只能“画饼充饥”。这不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吗？小说以谐谑幽默的笔调来写这个故事，将一个“轻喜剧”置换成严肃而沉重的现实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的思索，表达了作者对于台湾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焦虑。《呷鬼的来了》通过一群年轻人外出旅游过程中听到的浊水溪上流传的古老的“鬼故事”，既隐喻了光鲜美丽的现代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之于年轻人来说，就像浊水溪上那以美色勾引人，从而取人性命的女鬼一样，有着极大的危险；同时也指出这类在民间流传了数千年的古老传说，在今天的社会并非全无存在的意义，其实它的意蕴还是很丰富的，仍然具有让现代人借鉴的意义。《最后一只凤鸟》写的是一个传统孝子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吴新义从小受继父虐待，并被一群忘恩负义的同母异父弟弟孤立、排斥，即使他已成家立业了，继父还时常到他家中去打骂他，连邻居都看不过去而为他打抱不平，但他仍然善待异父的弟弟，而对母亲的思念三四十年来也始终没有停息过。吴新义老先生只要“一听到母亲，什么事都行，死也没有关系”，表达出儿子对母亲深沉的爱。但是像吴新义这样的传统孝子恰如他的妻子所说的那样：“世界要找到你这款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小说用“最后一只凤鸟”象征了吴新义这个传统孝子在现代社会的稀罕和珍贵，突显出现代社会中伦理亲情关系疏离的问题。至于《九根手指头的故事》则叙述了山地孤女莲花与爷爷、老兵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心情与处境。　
　　　
　　莲花是和爷爷住在山里长大的。她最喜欢爷爷抱她，家里也只有爷爷有时间抱她。　
　　莲花慢慢长大，山里的年轻人，从山顶上像溜滑梯溜到平地，留下来的老年人也不多了。爷爷和山一样，不再说话。　
　　莲花十四岁那一年，有一位……她一边脱她的衣服，一边说她的爷爷的事……老兵常去找莲花讲手指头的故事，莲花也把老兵当着爷爷一样爱他。　
　　……有一天，辅导会和另外几个老兵带着断指老兵的遗书来找莲花的时候，莲花已不在那里了。她也没回到山上。据说莲花又被转卖走了。　
　　　
　　这就是一个山地女孩莲花的故事。虽然篇幅很短，情节也显得颇为松散，但却通过隐喻手法揭示了山里女孩可能遭受的不幸命运，更涉及了山地人的就业问题、雏妓问题，以及退伍老兵的安置赡养等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作者对这个不公社会的批判。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结语　扎根台湾大地的人民作家　　
　　黄春明是扎根台湾大地的人民作家，“土地”和“人民”始终是黄春明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与动力。因此他曾这么说：“我是绝对地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底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再版序》，见《莎哟娜拉？再见》，（台北）皇冠出版社1994年版。因为“世界上，没有一颗种子，有权选择自己的土地。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肤色。”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见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4页。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也曾指出：“黄春明既是乡下人，又是大都市的市民，他的见识因此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使得他所关心的人物及事物也来自这两种来源。但无可否认，黄春明心底最惦记的地方、最关心的，都是小地方的小人物。”［美］葛浩文：《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见1982年1月《海峡》。所以黄春明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