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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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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节是门人们记载曾子平常所教诲的。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是曾子提出他同学颜回的美德:“以能问于不能”。凡是所谓天才、聪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个错误——慢,就是很自满,不肯向人请教。而颜回虽然高人一等,却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没有看清楚,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一番。这也是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他的名言“集思广益”,就是善于集中人家的学问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识见解。对自己非常有利益。这也就是以能问于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请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儒家标榜虞舜“好察迩言”,所以能为圣人。虽然浅近的话,但往往能给我们深远的启发。“以多问于寡”的多指知识渊博。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知识非常渊博。“问于寡”,就是问于知识不如自己渊博的人。这是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是说从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么都懂;而“寡”可以说是专家,他专门研究一点,而这一点并不是学问渊博的人所能够知道的。渊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专家则对某一点有深入研究。所以渊博的人,一定要向专家请教。“有若无”他学问非常渊博,而在待人处世上表现得很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实若虚”内涵深厚,表面上看起来却很空洞,普普通通。“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对不起他——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不敬为“犯”——从来不计较、不记恨。这五点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处世的经验来体会,几乎每一句话我们都没有做到。曾子说,我的朋友颜回,对这五点都做到了。孔子所赞叹的颜回,他学问的火候优点,在此可见一斑了。
                          临大节而不可夺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
    子人与?君子人也。
    人的学问修养做到在朋友之间,“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难,简直没有。历史上讲义气的人很多,而托孤的人很少。政治上有名的托孤,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刘备的儿子刘禅,谁都知道的阿斗。以前骂笨头笨脑没有出息的年轻人,就骂“阿斗”。刘备在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备。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刘备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他这句话可把诸葛亮吓住了,立即跪下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说,你放心吧!我把这条命卖给你了,不管你儿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帮忙到底。于是“鞠躬尽卒,死而后已”这八个字,等于他自己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后来也就真的做到了。这是从历史上说大的托孤。个人的托孤,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假使朋友死了,还能照顾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顾朋友孩子的,别人会说“疯子人与!疯子人也。”绝不会说“君子人与?君子人也。”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的。但是照中国文化的大义,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百里”扩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过去,唐以后所谓百里侯称县长;春秋战国时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古代称县长为父母官,就是说对于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关怀、照顾。“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地方首长,将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交给这种人负责保障了。这两点都很困难。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小事糊涂没关系,面临大节当头时,怎么都变动不了才行。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临大节而不可夺,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陆秀夫,可以说是儒家的光荣人物。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风流放诞,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时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听歌。可是当国家大难来临的时候,连与太太儿女们告别的时候都没有。尤其难得的是从容就义。所谓“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而且他从容到什么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对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视,硬是空着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点头,就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忽必烈和他谈过好几次,口口声声尊称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请他出来,他就是不答应。这样坐了几年牢,最后一次和忽必烈谈话时,他对忽必烈说,你这样对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谢你,也可以说你是我一个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忽必烈见他在牢里三年,始终如此,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答应他说,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听了这句话,马上就跪下来说,谢了!谢了!在他三年坐牢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恐怕他受不了而变节,备办了三牲祭品,并写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文天祥照样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后让人转告他的学生,要他们放心,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宋朝的事情。他的上半生,吃、喝、玩、乐,什么都来,可是“临大节而不可夺”。所以我们平时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儿郎当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轻视他们。看人要看大节。曾子说,这样的人是君子吧?的确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谓的学问,并不是读死书,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时也不是的呢吗呀吧的白话文。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这一节书上所提的这种人,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学问所在。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话是引伸,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爱世界、乃至爱物、爱一切东西。西方文化的爱,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爱。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得退休呢?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当然,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毅”两个条件。
    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说到写文章,我曾和年轻的同学们谈到,为什么写不好文章:一开头面对稿纸,已经害怕了一半,手里拿起笔又害怕了一半。笔和稿纸齐全了,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原因是在自己心里老想“我现在写文章了”,那就写不好。其实写文章没有什么道理,拿到纸笔先不要当作自己写文章,当自己放屁好了,爱放什么尽管放,想到就写。完稿以后,放下笔,自己再看,对与不对再作修正。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样,椅子放得不对,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几次一搬就对头了。各个都会写文章,大家都说怕写文章,或说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写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没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这也要有点傲气,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说不是文章。一定要养成自己这种弘毅的气派,多写几回就成了,有什么难处?尤其现在写白话文章,更好写了。至于说要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论这要有天才,和艺术家一样。不会画画的,哭也哭不出一张画来。叫我画人物,鼻子会像大蒜,眼睛会成凤梨。但是画家随便一涂,就对。这是天才。
    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孔门弟子的编排,要来个波澜起伏了。上面讲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话来说明孔门学问。接着下面是一段平路了。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戏,也演不下去的。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这是孔门教育,作学问的内容。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兴于诗的兴念去声,读如兴趣的兴。所兴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压抑在内心,要变成病态心理,所以一定要发挥。情感最好的发挥,是透过艺术与文学,诗即其一。古代所谓的诗,就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古代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而且诗也就是文学的艺术。所以孔子说人的基本修养,要会诗。关于这一点我常想到,从事严肃工作的,如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作医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劝一些医生朋友学画,一个真正的名医,生活好可怜。我认为医生的太太都很伟大,医生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与上百病人接触,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医生为然。我对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开玩笑说:“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荣民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说:“你这话是对的。我当年做学生学这科时,那位教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就像精神病的样子。精神科医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变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说官僚气,我说这没有什么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个样子,习惯了;医生就是医生气,见到朋友说人血压高了;商人一定市侩气。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都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职业病。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观点,都惯于从这一角度出发。所以凡从事严肃工作的人都要注意,过去这种生活上的调剂就靠诗,以艺术的修养作调剂。所以过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诗也作得多,这绝不是他故意这么做,而是闲下来,有许多感情无法发挥,只好寄托在这上面。所以孔子说“兴于诗”。例如王安石的诗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但学艺术、学文学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谓“文人无行”。一般说来,认为真正纯粹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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