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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后期文学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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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强学会，与梁启超合办《时务报》；又到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为
海内瞩目。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放归乡里，但仍不忘国事，热心公益事业，
兴办新学。著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另有
辑本 《人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的大量诗歌描绘了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关心
国家命运、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图强、批判封建腐朽势
力的维新思想，被人誉为“诗史”。如中法战争期间他写了《冯将军歌》，
以高昂的热情歌颂了老将冯子材英勇善战、打击法国侵略者的业绩，称赞“道
咸以来无此捷”。中日甲午战争时，写了 《悲平壤》、《哀旅顺》、《哭威
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台湾行》等诗歌，
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这次战争的主要过程，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对
导致战争失败的清王朝官吏的昏庸无能给以无情的嘲讽。即使诗人被放归乡
里，当八国联军入侵时，还写下了《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
车驾西狩感赋》、《聂将军歌》、《群公》等诗，歌颂爱国将士和广大人民
的反抗斗争，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为了鼓舞反侵略斗争，黄遵宪曾用通俗歌谣形式写了《出军歌》、《军
中歌》、《旋军歌》组诗。一共二十四首，每首末字联结起来，便成为“鼓
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等六句战
斗口号。每首诗都激昂慷慨，感人至深。如《军中歌》中的两首：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炙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
… Page 98…
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裙密缝线，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
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这些诗在当时有很大鼓动作用。梁启超曾评论说：“其精神之雄壮、活
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
极矣！吾为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黄遵宪还有《幼
稚园上学歌》十章、 《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也是以琅琅上口的歌谣
教育儿童爱国，与之相类。
诗人从年轻时起就用诗歌对封建守旧势力进行批判。现存诗集的第一首
诗《感怀》，讽刺“世儒”因循守旧，只会“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不知“今昔奈势异”；他指出，“识时贵古今，通情贵阅世”，只有这样的
杰出人才，“独能救时弊”。后来他积极投身于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写了记叙戊戌政变的组诗《感事》。在诗中，痛斥顽固派是“贼”，袁世
凯“两端首鼠”，愤怒抨击专制统治者镇压维新派的血腥罪行。晚年写的《已
亥杂诗》，还在怀念在政变中死难的战友，坚持变法信念，宣传民主思想。
如：
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
辈看。
再如：
一夫奋臂万人呼，欲废称臣等废奴。民贵遂忘皇帝贵，莫将让国比
唐虞。
黄遵宪诗歌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是描写新的世界、新的事物、新的思想
文化，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早在1877年至1881年任驻日使馆
参赞时，就以竹枝词的形式写了《日本杂事诗》，表现新事物，成为成功的
新派诗。如第23首写富士山：
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
未消。
再如第50首写日本医药和近代外科手术：
维摩丈室洁无尘，药鼎茶欧布置匀。刳肺剖心窥脏象，终输扁鹊见
垣人。
他描述异国风物的名诗很多，如《樱花歌》、《伦敦大雾行》、《苏彝
士河》、《新加坡杂诗》等等；还有些诗吟诵西方科学文明，如《今别离》
四首以乐府诗的形式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
件事，开辟了中国诗歌史上未曾有过的新领域。康有为称赞道：“精深华妙，
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 （《人境庐诗
草序》）梁启超说这类诗“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饮冰室诗话》）。
黄遵宪的诗歌内容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崭新的意境，但诗歌形式却是
传统的格调。虽然他的诗歌格律较疏，用韵不拘，还“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
法以入诗”，用散文化的句子叙事和议论，且不避方言俗语，有不少革新，
但并未对旧形式作实质性的突破。他成功地运用传统的诗歌形式来表现新见
闻、新思想、新文化，使新名词和旧格调相谐和。他的诗被人赞为“意境古
人所未有，而韵味乃醇古而独绝”，从而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但黄遵宪毕竟是个改良派诗人，他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对帝国主
义抱有幻想；既抨击封建腐朽势力的昏庸无能，又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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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的身上；既同情人民的疾苦，又咒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等人民
的正义斗争。他的诗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他对旧体诗的改革也是不彻
底的。由于要保持旧风格，也就要保存旧形式，加上受到拟古诗风的影响，
很多诗引经据典，堆砌典故，运用旧语词、旧句式，艰涩难懂，使诗体不能
彻底解放。尽管如此，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起着
积极的作用，是旧体诗向白话新诗过渡的一座桥梁。
（3）梁启超
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作为古文向现代白话散文过渡的桥梁，则是以梁
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早年接受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89年中举。翌年秋奉康有为为师，始
习经世济用之学，并协助康有为著书立说。1895年至北京参加会试，随康有
为发动各省应考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改良派救国纲领。时号“康梁”。后在
上海、湖南等地宣传变法。1898年春入京襄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发起戊戌
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以办报、著述为业，继续从事改良主义活动，鼓
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
良。北洋军阀时期，曾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晚年脱离政界，致力于文化
教育事业，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堂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全
力从事学术著作。一生著述约二千万言，收于《饮冰室合集》。文学创作除
诗文外，还有小说、戏剧、翻译等。
梁启超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大宗。而最能代表他的散文成就、最有影响
的，是他于1896年至1905年在他所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
民丛报》上发表的新体散文。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己解释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
之，号 ‘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例明晰，笔锋常带情
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因新文体的写作，在《新民丛报》时期达
到顶峰，又被称为新民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有政论，如《变法通议》就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全面提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反复论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传
记，如《殉难六烈士传》记叙在戊戌政变中牺牲的谭嗣同等人的生平事迹，
叙事谨严，性格传神，语言简炼；还有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的大量杂文，如
《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议论风生，感情充
沛，气势奔放，鼓动性强。
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文中针对帝国主义把
中国称为“老大帝国”的嘲讽，描述了一幅未来的少年中国的美妙图景，表
现了对祖国繁荣富强的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这
篇文章酣畅淋漓，一泻千里，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或古或今，
运用比喻、夸张、排比、重迭、反复、递进等多种修辞手段，文言、口语、
外来新词新语间杂并出，句式自由多变，极具艺术魅力。试看其结束语，以
见一斑：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
… Page 100…
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
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
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
皇；千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
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的诗歌大都作于流亡日本之后，今存古近体诗360多首，词60
多首。他的诗，如《去国行》、《雷庵行》、《读陆放翁集》、《澳亚归舟
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太平洋遇雨》、《二十世纪太平洋
歌》、《爱国歌四章》、《举国皆我敌》等等，抒发了被迫流亡的愤慨和对
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切之情，表现出变法图强的抱负和献身事业的精神，充满
着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情调。在艺术形式上也显示了“诗界革命”的精神，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直抒胸臆，不拘格律，朴实晓畅，并能以新词新语入诗。
如《爱国歌四章》之一：
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
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我中华！
结我团体，真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
民！可爱哉我国民！
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与 《少年中国说》同样慷慨激越的爱国感情，和
他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诗句长短错落，自由抒写，体现了诗体解放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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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说界革命”和李宝嘉等谴责小说家
（1）“小说界革命”和晚清谴责小说的繁荣
“小说界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戊戌
变法前，康有为已从亲身考察和外国小说界的经验中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
用，提出要运用小说来宣传维新变法。他曾对梁启超说：“仅识字之人，有
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
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严复、夏曾佑还在天津的《国闻报》
上发表长篇论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改
良派的小说观。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由梁启超在1902年正式提出的。当时，中国
经历了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夭折，特别是义和团被镇压和八国联军入侵京津，
因此社会的上上下下都呼吁改革，要求维新。小说作为批判现实、启迪民智
的有力手段，进一步受到改良派作家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梁
启超于1902年11月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
关系》一文，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
新小说始。”对此，他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欲新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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