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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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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天中，有关券商资产问题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陆续传来，很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显然，经过将近一年熊市反复折磨，6月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处于极度焦灼和绝望的状态，人们一直在等待和猜测的某种破产事件即将水落石出。
许多人又一次在等待新的低点的出现。不过，在一起探讨行情时，还是有朋友脑筋急转弯，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预测：会不会像“5·19”一样，发动一次危机行情？他进一步提示，深圳重组股已经有明确迹象。
果然，6月24日，行情爆发，深沪股市以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夸张的方式证实了这位朋友的预言。这种夸张，在历史天量和高达90点的跳空缺口中得到充分彰显。就中国证券市场内外交困的背景环境而言，这种夸张更像是一种虚张声势。所以，当市场人士半真半假的狂呼“井喷”时，在私下里，我们却一直将“6·24”讥之为一次“痉挛”。因为，这不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痛极之后的失常抽搐，而且还是一次目标明确的政府抢救行动。
从2001年10月的“暂停”到2002年“6·24”的“停止”，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变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意味着政府一次非常痛苦的抉择。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角度看，国有股减持进而流通都是中国改革所必须。而从社会保障资金需求的角度，国有股减持甚至是社会稳定所急需。对于这一点，政府似乎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政府最高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不加掩饰地谈到过这个问题的急迫性。即便在国有股减持暂停之后，朱基总理仍然敦促相关部门要尽快拿出国有股减持的可行办法，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暂停”的解释，朱基曾经强调：“本届政府期间不再考虑减持”，个中意义相当明显，国有股减持只是“暂停”而非“停止”。这证明，迟至2002年6月24日，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仍然相当坚定。减持的时间可以推迟，方式可以迂回，但大方向并没有任何变化。而“6·24”改变了这一切，从“暂停”到“停止”不仅仅是方式上的变化，而是方向上的转折。也就是说，政府曾经下大决心、花大代价要推动的国有股减持政策被彻底地“一风吹”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能够使政府朝令夕改呢？或者问，从2001年10月到2002年6月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政府对中国证券市场如此忧心忡忡，倍感不安呢？
2001年10月的“国有股减持暂停”被普遍认为是一次挽救券商的救市行为。但那时，市场新痛，券商及其他国有机构投资者仍然凭借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惯性认识，以为只要政府出台一个利好政策，并辅之以时间的疗效，便可以从容地再次逃过一劫。而在政府方面，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的连带风险估计也相当不足。然而，市场并不像他们估计的那样听话，更不像“5·19”那样可以被玩弄于股掌。在这种情况下，券商以及其他国有投资机构迫使政府连出利好，从印花税到佣金改革，可以用的利好几乎全数用上，而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银行资金从证券市场撤离的时间表也只好一再推迟。但多年积累的市场风险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在股市中“乱砍滥伐”所引起的信任危机并不会在短时间了断。于是，我们看到，在2002年6月，市场又一次逼近了所谓1500点的政策底部，而在这个底部之下，则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金融黑洞，其势岌岌乎危哉！比起2001年10月，中国证券市场在2002年6月的恶劣形势了无改进，大量委托理财及机构资金越陷越深，银行贷款的回收已经变得遥遥无期，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一触即发。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2002年上半年才是中国券商以及国有机构投资者最痛苦的时候。这种痛苦由于时间的延续而逐渐变成了绝望。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证券市场严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政府也有了比去年市场刚刚开始下跌时远为清醒的认识。显然，这种清醒使政府大为惊骇。这就是国有股减持最终停止的真实背景。
如果人们对中国证券市场以及可能引发的系统风险还没有足够深刻的印象的话，我们愿意在这里贡献几个具体的案例。
华夏证券，中国资格最老的券商之一，注册资本10亿（后扩大至3747亿），但据《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根据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02年度审计报告，华夏证券截至2001年12月31日，公司的净资本为负值。”而其在太极集团一家股票上的持仓就达142亿元。很清楚，华夏已经在破产边缘。
南方证券，与华夏同时成立的三大券商之一。由于经营不善，公司自2001年以来破产传闻不断。虽然新任老总一再澄清，但从其委托理财的庞大规模及全面换班的情况看，其真实的经营现状恐怕只会比传说中的更为严重。
银河证券，中国目前最大的券商，但在“6·24”之后却被内部工作人员形容为“已经渡过了‘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其在“6·24”之前的艰难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清楚的是，南方、银河以及华夏的困境绝非是中国证券公司中的特例，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南方、银河、华夏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几家。在水面之下，由于数额远远超过人们估计的委托理财资金的套牢，则可能更是暗流汹涌。显然，中国券商的情况已经不能用“亏损”二字描述，他们更加接近于一种整体性的破产危机。
然而，券商危局并不能从总体上呈现中国证券市场在2002年6月之前的风险状况。就我们对中国证券市场近几年的亲身经历而言，通过其他渠道进入证券市场的银行资金以及其他国有资金的数量大概决不在委托理财之下。而这些资金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利益输送”性质，决定了它们必然是各类老鼠仓的套牢对象。我们不愿在此提及那些我们完全认可其真实性的可怖传闻，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凭借常识而推知。由此我们知道，在2002年6月，中国证券市场的风险已经远远扩散到了证券市场之外，它十分接近触发一场未曾预料的金融和社会危机（虽然有“多事者”预料过，但谁也不相信它会真的发生）。更加关键的是，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场危机就有可能发生在极端敏感的时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政府会突然中断一场信誓旦旦而且意义重大的改革。
“6·24”痉挛之抢救运动的本质，我们也可以从市场的其他侧面发现。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大盘携带天量跳空之后，仅仅冲高1748点便再也无力上行，随后就再一次进入人们已经熟悉的阴跌走势，直至今天。所谓“6·24”行情仅仅是一个只持续了两三天的牛市。但它在60—70点的窄幅区域中所堆积的巨额成交量，却意义深远。这个意义就是，大批券商和其他国有投资机构又一次借不光彩的手段逃脱了市场惩罚。一位非常熟悉券商委托理财业务的人士透露，6月24日到6月26日的三天时间内，券商手里的委托理财资金大概有700亿元“胜利大逃亡”。银河证券旗下的多个具有委托理财性质的强庄股在“6·24”行情中的表现，也非常精准地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但是，谁来为他们的逃亡买单？当然是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投资者，包括那些急于扳本的普通投资者，包括那些自以为谙熟中国国情的短线客，这些牺牲品中甚至包括了众多基金。当然，与券商相比，基金在政府眼中的权重要小得多，原因很简单，基金的钱仍然是老百姓的钱，它们是可以甚至值得被牺牲的。据我们了解，在“6·24”行情爆发的时候，许多基金的确不知情，他们是在消息公布之后迫于业绩压力而匆忙建仓的。因此，他们也只能是牺牲品。
然而，“6·24抢救运动”真的成功了吗？也许是，因为它成功地抢救了一批国有资金和一批既得利益者。但被换进去套牢的人真的就比上面那些人更不重要吗？难道因为这些人的沉默就一定意味着他们更没有力量吗？这个答案非常之不肯定。最近一段，当有人终于发现“6·24”不过是虚晃一枪的时候，他们发问：“6·24”究竟谁赚了钱？但这个问题并不准确。在这些人看来，市场就算不是多赢，也至少应该是零和，所以必须有人赚钱。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市场有时候可能是多输的。很遗憾，我们现在的市场就是这种情况。惟一可比的，是看谁输得更少些。
中国证券市场有太多值得人们记起的日子，“6·24”就是一个。不过，其欺骗性仅仅对一个愚昧及市侩的民族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6·24”是一个阳谋！
第27节 券商何去？
2002年5月1日，注定要成为某些券商刻骨铭心的日子。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券商与中国的国有银行有某种酷似之处：既高度垄断又过度竞争。只不过，新兴产业的暴利表象遮蔽了其垄断企业的惰性本质与过度竞争的行业生态。
但无论这种被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行业特征如何坚固，它终究会受到市场规律强有力的挑战。经过10余年的演进，佣金下调了——中国的佣金自由化进程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虽然证监会的这个决定被广泛理解为维持二级市场稳定所出台的利好，但毫无疑问，受到最强烈震撼的将是中国的国有券商。以此为起点，中国券商可能遭遇近十年来未有之变局。
目下，佣金的价格竞争才刚刚开始，但其间“血腥”之味已时有所闻。继江南证券与宏源信托一北一南叫响年费制之后，川财证券更是挂出颇有点像街头“放血大甩卖”的零佣金幌子，而在业内屡屡有惊人之举的青海证券也赶在5月1日之前正式宣布跟进。虽然，这批后起券商的冒进策略尚不足以决定性地影响券商经纪业务的行业生态，但一场起于青萍之末的巨大风暴已然刮起。这一事态的最新进展是，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川财证券的客户猛增千余人。看来老牌券商的加入也将只是时间问题。据说，一些在业内具有领袖地位的大券商表面上处变不惊，但实际上内部早就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种外松内紧的情绪可以从一个个旨在引导竞争的研讨会中感受到。这表明，大型券商已经以另外的方式加入了佣金价格大战。同样的惶恐，也体现在各地匆忙出现的佣金“价格同盟”之中——尽管它看上去与彩电及民航业的类似同盟具有同样的闹剧性质。
按道理，经历了十多年的行业历练，中国券商早就不应该对佣金的自由浮动如此敏感。作为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价格和服务的竞争是券商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早就应该是见惯不惊。所以，中国券商对佣金自由化政策的反常敏感让我们怀疑：这些券商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一场佣金价格战究竟会将这些长期依赖政策庇护的中国券商带向何方？
一个被普遍预测即将发生的趋势是，佣金浮动将掀起中国券商前所未有的重组浪潮。一些著名的研究人员甚至大放危言，言之凿凿地认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三年，至少一半以上的券商将面临“退市”。
据统计，中国现有证券公司120多家，证券营业部2700多个。行业内部过度拥挤的现象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考虑到经纪业务在券商尤其是中小券商业务中所占的比重（有数据表明，经纪业务在中国券商收入中的比例达到50％左右），中国券商即将面临的压力的确是摧毁性的。但由此认为佣金浮动必然导致中国券商大规模的兼并及重组，则可能失之肤浅。道理非常简单，中国券商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众所周知，每一个券商后面都有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或者行政部门作为背景。其企业性质依然是清一色的国有或者“官有”。而与其他的国有或者“官有”企业不一样，中国的国有金融业更是当今中国最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之一。既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自然就很难用市场手段加以甄别和淘汰。这就像大量麋集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国有上市公司一样，到今天为止，我们又看到过几家中国的上市公司被淘汰出局？而金融业牵涉存款人和投资者资金安全的特殊敏感性，更使券商的破产和兼并平添操作上和政治上的难度。事实上，现在就已经符合破产和兼并条件的金融企业不胜枚举，但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金融破产案例却微乎其微。对于许多“企业官员”来说，与其被吞并而变得一无所有，还不如出卖“牌照”更能够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实际上，这是中国诸多垄断行业一种典型的低效率生存方式。因为在当今中国，对于亦官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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