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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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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懂得《人民日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人，都能明确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最高政策含义。至此，从1992年开始并一直延续的博弈格局彻底失去了平衡，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放弃了此前的中立立场，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地方部分权力机构、垄断资本以及民间投资者，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空前庞大的“多头”联盟，一轮特大牛市已经在所难免。
这轮牛市从1999年5月开始，到2001年7月结束，整整延续了两年时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宏大，堪称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之最。在全球证券市场一片凋零之际，中国证券市场这一轮醒目的牛市，被许多人轻率地夸耀为中国股市的“一枝独秀”。不过，这场牛市与证券市场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些灾难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这场牛市与其按有些人主观愿望那样被称之为中国股市的“跨越阶段”，倒不如按其可能具有的真实含义被称之为中国股市的“大跃进时代”，其明显的“人为”和“泡沫”特征很可能开启中国经济的系统风险之门。
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成为中国股市的多头盟主，同样有其深刻的改革背景。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危机已经从前一阶段主要集中于地方性国有企业，开始蔓延到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长期困境和新一届政府的短期目标加在一起，给中央部分权力机构直接干预股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实际上，在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证券市场成为为国有企业缓解危机的最好资金来源。事实上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成为股市圈钱大军中的绝对主力。从中石化到宝钢，再到招商银行，这些寡头式的大鳄已经将中国股市变成了他们最好的饕餮场所。虽然这一切都是打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髦旗号进行的，但其通过股市缓解财务困境的本质一望便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千疮百孔的国有银行也准备拼命挤上中国资本市场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这可能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能承受之重。
导致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态度转变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失业问题已呈现高危态势，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相对大大滞后。情急之下，有些人打起了股市的主意。他们不切实际地以为，国有股在股市中的变现，将是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和填补社保基金空账的一个好办法。然而，不久后“国有股减持”令人沮丧的实验结果证明，政府对中国股市的理解仍然是非常想当然的。“国有股减持”闹剧般的结尾实际上已经彻底否定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单方面的美好设想。
不仅如此，一群经济学家的鼓噪也动摇了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对股市的一贯信念。在这群经济学家眼中，股市不仅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制造财富效应，简直成为重新发动中国经济的不二法门。在这种片面而狂热的舆论中，中央部分权力机构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90年代初期的地产热潮中，曾经流行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语：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在当时情况下，这半是事实，半是嘲讽。但没想到，这句话在世纪末的中国证券市场再一次应验。只是这一次，恐怕就完全是嘲讽甚至悲剧了。
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需要一个牛市的时候，牛市当然会发生。但与此同时，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却被扭曲到了极致。它完全成为了一个逆配置的市场，成为了劣质企业骗钱，垄断资本趁火打劫，中小投资者赔本赚吆喝的一个光怪陆离的销金之地。这与一个证券市场的正常功能相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吴敬琏老先生将它比喻成赌场，似乎并不准确。因为天下哪有这么大的赌场？哪有大赌客也靠借贷赌的赌场？在所有人都忘乎所以的时候，中国证券市场的惟一功能只能是：毫无约束地透支中国社会的明天。
事实上，这场狂欢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渐浮现，从不断曝光的委托理财的巨额亏损中，从银行不断沉淀的股市坏账中，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仅仅是开始。
然而，不管一场赌局成本多么高昂，总是会有赢家的。我们现在就可以指出，中国股市这场盛大赌局惟一和最后的赢家将有可能是垄断资本。
1999年5月之后，中国股市进入公开的庄家时代。如果说在1999年之前，中国股市的庄家虽然普遍存在，但仍然不合法的话，那么在“5·19行情”之后，庄家则完全进入合法状态。合法性资源的获得，为庄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股市中的庄家不仅资金实力急剧膨胀，而且呈现更加集团化和组织化的趋势。这就是我们以前称他们为“庄家”而现在更愿意将他们称为“庄家集团”的原因。他们从以前分散操纵个别股票，到现在可以同时操纵十几只股票，其资金实力、组织规模、人脉关系和游说能力跟以前的差别不能以道里计。在证券市场上，人们更乐意将这些庄家集团传神地叫做这个“系”，那个“系”，比如所谓“清华系”、“德隆系”等等。其中的仰慕和崇拜心态溢于言表。一个以市场规则衡量明显是“恶”最终也必然是“恶”的东西，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竟然被人神化为“力量”的象征，变成投资者膜拜的对象，这是何等可悲之事。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我们竟然只能无可奈何地将“与庄家同呼吸共命运”视为我们在股市中生存的惟一法则。而这种生存法则能够成立的充分条件必然是，我们必须相信庄家是“善”的，是为普通投资者谋福利的。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迷信。这种迷信犹如我们假设“权力是善的”一样荒唐。自欺欺人的生活哪怕再美妙，终究会是短暂的。非常清楚，中国股市中的投资者文化已经完全脱离了常识。这将是中国股市一个难以治愈的慢性病。在中国股市今后的发展中，这种慢性的文化疾病将始终成为痛苦的折磨。
对常识的弃守和对规则的蔑视，中国投资文化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沉沦。在我们这个市场上，我们开始只相信权力，只相信权力所必然具有的压倒性的力量。这种沉沦发生在1999年5月之后。投资文化的嬗变必然对应于某种已经发生的趋势和事实。这个趋势就是中国股市的权贵化。
庄家是什么？是权力。只有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才能制造天马行空的庄家，也只有权力的力量才能够践踏明示的规则。否则，我们根本就无法解释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垄断资本不仅在市场上以其庞大的资金实力操纵，而且越来越公开和有组织地利用舆论和所谓政策建议。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每到证券市场走势敏感时刻，一批有明显利益背景的经济学家就准时在最显眼的地方粉墨登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召开研讨会，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学术”文章，误导舆论、公众和决策层。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本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在中国，这些貌似客观的“泡沫经济学家”所代表的，是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惟一使命就是攫取超乎市场规则和伦理之上的经济利益。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绝大部分人憎恶这些游说的原因。有些人曾经将“5·19”行情之后称做中国资本市场的超常规发展时期，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更像是垄断资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超常规发展时期。
一则可信度很高的消息提醒我们，中国证券市场上垄断资本已经扩张到什么程度。在2002年的一次会议上，一批与证券市场相关程度较高的省份，一起向证券市场的最高管理层发难。在中国，各省份联手就同一个政策公开向最高管理者挑战的事情还相当少见。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行动之间有某种紧密的串联，但这只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他们有越来越自觉的共同利益。这些人的表演与其说是在指责管理层的政策失误，不如说是在指责这些政策导致了某些人的利益受损。
种种迹象都显示，1999年5月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垄断资本已经成为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与前一阶段他们还藏在暗处相比，他们现在的身影已经非常清晰。这种趋势暗示也暗合了中国社会正在普遍发生的趋势。
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地方部分权力机构作为上一个时期的主角正在逐渐退往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与证券市场管理层的直接和正面博弈。垄断资本不仅通过某些地方权力机构，而且越过地方权力机构直接向证券市场管理层施加影响。民间资本（包括所有的中小投资者）要么被猎杀，要么最终被逐出这个市场。这对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民间资本和市民精神不啻于一种致命的吞噬。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权贵化。这到底是发展还是蜕变？
从草根到权贵，中国证券市场又完成了一个可悲的历史循环。这难道也是中国改革的宿命吗？
第6节 谁是庄家
通过中经开、中科创业等一系列所谓“庄家”案例，我们将会发现，庄家并不仅仅是庄家，并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东西。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一个庄家的一次操纵，抢劫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的庄家的抢劫目标，却是整个市场，整个社会。庄家，只是中国渐进改革时期畸形制度在证券市场的一个人格化代表。
庄家，大概是中国证券市场上最核心也最让人着迷的几个概念之一了。投资者只要入市，几乎就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遭遇庄家。虽然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结果，但这却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当人们不断地在谈论庄家，甚至煞有介事地开发出跟踪庄家行为的软件的时候，关于庄家的一切还仅仅是传说。在所有这些传说中，只有一个真相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庄家是要赚你的钱的。可惜的是，这个最重要的真理却往往被人们“故意”遗忘了。
那么，什么是庄家呢？简单说，庄家就是那些利用资金及信息优势进行股票价格操纵的集团或组织。他们的主要手段是欺诈，惟一的目的是盈利。这种定义，虽然很准确，但却完全屏蔽了庄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内涵。作为一个改革和转型时代的特殊产物，庄家不仅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困境，也同时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困境。
在本章中，我们要通过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些具体案例，追问如下一些问题：谁是庄家，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干的，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干？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或将发现，庄家并不仅仅是庄家，并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东西。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一个庄家的一次操纵，抢劫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庄家的抢劫目标，却是整个市场，整个社会。庄家，只是中国渐进改革时期畸形制度在证券市场的一个人格化代表。
第7节 谁套住了谁？
——中科创业再解读
按照吕梁的说法，在中科创业事件中，他首先是一个受害者。
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吕梁的受害经历的：
“……事实上，北京机构真正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实际已落入投资圈套。康达尔远非Z和该企业原董事长（现已藏匿澳洲）所称的业绩良好、成长性惊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揭开这些虚假财务报表的黑幕，真实的康达尔其实早已烂掉：传统主业亏损严重；为配合二级市场庄家炒作，包装业绩导致企业财务虚数黑洞巨大；不仅根本没有土地资源，实际还卷入了海关走私、土地炒卖系列等中纪委重点关注的经济犯罪大案。这些巨大的财务黑洞使一批战略投资家的策划面临空前困难。投资决策的错误，一方面导致战略投资家的良好愿望成了水上漂；另一方面严重加大了北京机构重组该企业的投资成本。”
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吕梁和所谓的“北京机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受骗者。但这种形象却与吕梁在业内颇有名气的策划大师的称号以及北京机构的名头不相符合。按照吕梁自己提供给《财经》杂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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