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看红楼-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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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和“过洁”到了什么程度。最能表现妙玉“过洁”和“太高”以及实际上并不“空”的，莫过于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那节。当时贾母为首的大队人马来到栊翠庵，连一向随意惯了的贾宝玉都要“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着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茶具之珍贵，两个“捧”字透出的殷勤，妙玉的确已经不那么“空”了。而贾母吃了半盏便让刘姥姥尝尝，结果妙玉就因嫌脏不要那只极其珍贵的成窑五彩小盖钟。当宝玉建议她将杯子赏给贫穷的刘姥姥，“他卖了也可以度日”，妙玉说：“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这种看似颇“洁”的行为，反映了她内心深处对穷人的鄙视与厌恶，实为精神领域中的大不洁，也不符合“世法平等”的佛训。当宝玉“抗议”给他喝茶的杯子太平常是“俗器”时，她对宝玉道：“这是俗器活冤孽妙尼遭大劫？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当黛玉问她是否也是旧年的雨水时，妙玉竟对这位小姐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两次说话的口气都相当厉害，全无出家人的谦和，连普通人的礼仪都欠缺，只有在非常熟悉的朋友之间才能如此随便。可见妙玉之“空”确实很成问题。当然最能反映妙玉不“空”的是，她竟“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一个年轻尼姑不经意地将自己平日用的茶杯给一个年轻男子用，反映了妙玉潜意识中的人性火苗始终没有熄灭，表现出妙玉多年来在封建礼教（“天理”）和佛门戒律双重压力之下，人性中追求情感的欲望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它显示出人性的伟大力量与不可战胜，是曹雪芹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嘲讽。这些地方正是《红楼梦》在思想意义上远远超过同时代作品之处。因此妙玉的判词“云空未必空”不能简单地看作只是批评。至于妙玉还对宝玉正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正是她意识到上述行为的出格而作为掩饰、弥补的托辞罢了。这种心理描写的细腻是很值得注意的。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3）
　
　　一个与世无争的尼姑，不论多么清高，又不会侵犯“权势”的利益，怎么会弄到“不合时宜，权势不容”以致“不宜回乡”的地步呢？她之所以不能回乡，看来主要问题出在她“模样儿又极好”上，也可能由于她脾气大，当地权贵来蟠香寺进香或者要请她们师徒去家中做法事，她得罪了这些人。从她出家以后未见异常来看，她不为权势所容显然是在她随师父来京前不久，而且一开始可能她自己并不清楚此事，因为师父去世后她本来是准备扶灵回乡的，说明她并不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说不定当初师父带她来京实际上是避祸，而不是为了什么经文。
　　妙玉既然拿得出那么多的希世珍品来招待客人，有的茶具，她说，连贾府也未必有。那么她家肯定是富甲一方，又是官宦之家，在苏州也应当有些地位与势力。这样家庭的小姐居然也不为权势所容，可见当时这个世道已经黑暗到了何等地步。
　　正因为她是被迫出家的，一直带发修行而不落发，那么这数以千计的满头青丝之“发”就具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表明她六根不净，甚至很不净。这也是判词说她不“洁”的重要原因。这位身为尼姑的妙龄少女内心深处其实依然存留着对爱情的渴望。妙玉给宝玉生日送贺帖，给黛玉、湘云续诗时说，不能“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诗中透露的某些情绪和使用的与爱情、婚姻相关的词语，“箫增嫠妇泣，衾倩侍儿温。空帐悬文凤，闲屏掩彩鸳”以及“芳情只自遣”等，都表现出她潜意识中对世俗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渴求，明显有悖于出家人的戒律。
　　其实我们不能将妙玉看作完整意义上的尼姑，因为妙玉并没有将自己当作真正的出家人，否则她不会依旧带着两个老嬷嬷和一个小丫鬟在庵里。她是一位身穿法衣手拿拂尘将栊翠庵当作“闺阁”的大家闺秀。
　　周思源看红楼位极人女贾元春元春这个艺术形象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她是为什么死的？她的死与贾府败落有多大关系？她死在京师还是外地？
　　元春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红楼梦曲·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
　　有几个问题是红学家、红学爱好者争议较多的：
　　一是“二十年来”的那个“二十年”究竟指什么，是指元春入宫时的年龄？现在的年龄？入宫至今的时间？还是有所影射？
　　有几个坐标有助于我们确定这个问题。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到当时宝玉七八岁，而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这个“现”应当是不久前的事，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否则就会说“去年”或某年。因此，这时元春应在十五六岁左右，太小了她不可能参加秀女的选拔。这从第四回宝钗进京为了“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可以看出。次年宝钗及笄，那个生日特别，引起了不少误会。若是元春20岁才入宫，在当时这样的“晚婚”不大可能。因为元春非常美丽，才华洋溢，出身贵族之家。这样的女孩，往往不到及笄之年就被人看中，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来论婚嫁。因此不可能到20岁还待字闺中。所以元春20岁入宫说难以成立。
　　位极人女贾元春如果说，是指元春入宫已经20年了，所以深知宫廷斗争之复杂。此说更加难以圆到。如果元春入宫已经20年，那么元春省亲时就应当三十五六岁了。三十三回贾政毒打宝玉，王夫人哭求丈夫别打了时说，“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而在元春之前王夫人还生了贾珠，王夫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女儿。所以进宫20年和王夫人的年龄对不上。而且更加矛盾的是，十七、十八回省亲时交代得清清楚楚：“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姐，宝玉为弱弟。贾妃之心上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待之不同。且同随祖母，刻未暂离。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省亲时宝玉十二三岁，如果元春入宫20年了，那么宝玉还没有出世，自然不能教他识字。所以入宫已经20年不可能。
　　有的认为影射历史上的某件对贾府败落影响深远的事，如康熙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南巡也是曹寅第四次接驾，到曹家被抄，正好是20年。但这与“辨是非”的主体不接。
　　我认为是指元春年龄，否则“辨是非”不可解。“二十年来辨是非”是指她20岁了，对宫廷及社会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深知自己活着时贾府有大树可靠，一旦死去，就会“树倒猢狲散”。而自己二十左右时正是贾府最兴旺之际，这就是所谓“榴花开处照宫闱”，另外“三春”（迎春、探春、惜春）自然不及她这个“初（元）春”。“二十”是虚指，并非刚刚20岁。元春应当是十五六岁被选入宫，回来省亲时约二十一二岁，贾府出事时她大约二十四五岁。
　　二是“虎兕相逢”指什么？
　　脂本系统中只有己卯本与梦稿本是“虎兕”，庚辰本及其他脂本和原来通行的程本都是“虎兔”，因此就出现了大不相同的理解。“兕”是犀牛类的猛兽，虎为兽中之王。因此有的主“虎兕”说者认为，贾府本来因为有元春在，依靠皇家，所以显赫无比。但在宫廷斗争中，象征觊觎“虎”位的政治集团与象征“兕”的政治集团相斗，结果祸及贾府。其原因与皇帝去世或元春去世有关。
　　主“虎兔”说者有多种意见看法。有的认为，康熙死于1722（壬寅，虎）年，而雍正正式即位为1723（癸卯，兔）年。因此暗示康熙死与雍正继承皇位引起的政局变动，使曹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有的则认为，“虎兔相逢”是指卯年寅月或寅年卯月。也有的认为指皇帝生肖或元春生肖。还有其他说法，恕不一一赘述。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4）
　
　　不过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即“虎兕（兔）相逢大梦归”这句话里隐藏着贾府败落与宫廷有关的原因。
　　我对《红楼梦》的版本毫无研究，所以不知究竟“虎兕”对还是“虎兔”对。我也同意此话暗示贾府败落是因为元春一死贾府就失去靠山，“树倒猢狲散”。这里确实与康熙去世后曹家不久就败落有关，这是曹寅生前最担心的，所以多次提到“树倒猢狲散”。不过我不大赞成把小说佚稿中的元春之死想得太复杂，以为影射这个，影射那个。重要的不是死在宫中或外地，而是是否正常死亡。我认为元春就是死在宫中，属于正常死亡，如病死之类。清史中关于后妃、皇子因病早夭的记载比比皆是。若是非正常死亡，那么贾府遭到的打击将不仅仅是抄家了。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有一个灯谜是：“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贾政说谜底是炮竹。脂批在“成灰”句后说：“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可悲哉。”脂砚斋是深知曹雪芹及其家事者，从这条批语我们可以知道，元春决不会直到30多岁当时已属半老时才得宠，而是二十左右；但得宠没几年就夭折，是寿终正寝，而不是死于非命。所以才说“奈寿不长”。从判词和《红楼梦曲》中我们可以看出，元春有一个从“眼睁睁”即还活着到死亡“已入黄泉”的过程，阴阳间隔，所以才说“望家乡，路远山高”，并非死在外地。曹雪芹在撰写《红楼梦》时确实使用了一些他家的素材，其中有些内容和人物有比较明显的原型。但是《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传记。所以总的说来，我不赞成过多地猜测。推论的结论至多只能再用一次进行新的推理，但不能将结果建立在没完没了的推理和推测上，那样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当然，作为自娱娱人，多作些推测也无妨。
　　元春是曹雪芹按照理想后妃的形象来塑造的。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仅十七至十八回正式出场一次，加上二十二回自宫中传出灯谜，二十三回提到她在宫中将那天游幸大观园时的题咏编次和降谕让宝、黛、钗等进园居住，二十八回赏赐的端午节礼等各几行，也不过三四次而已，但是给读者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她对弟、妹的慈爱，对祖母、父母的孝顺，都令人感动。最重要的是，小说多次写到她对这次接待奢华的不安：“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慢慢叹息奢华过费”；在游园时又关照“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临别前又殷殷叮嘱：“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曹雪芹如此突出元春对“奢华”的不安，除了她本人的修养比较崇尚节俭外，也表现出她确实明“辨是非”的一面。她明白，仅靠自家的俸禄与其他收入是很难短时间修建这么大的园子并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万一有其他问题，就麻烦了。自己得宠时还好办，而一旦有不测，那就难以收拾。所以才托梦爹娘及早抽身退步。
　　富有才学是曹雪芹赋予元春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元春将“有凤来仪”和“红香绿玉”分别改为“潇湘馆”和“怡红快绿”，又将后者改为“怡红院”，都更加高雅。她点评众姐妹之诗说：“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十分正确。而说实际上是黛玉为宝玉捉刀的那首《杏帘在望》为宝玉所作几首之冠，更是眼力非凡。
　　就艺术形象本身的思想意义来说，元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宫廷生活的否定，和对妃嫔制度扼杀人性的严厉批判。乍一看，贾府出了个贵妃，荣耀无及；元春身为贵妃，位极人女，都是无数人家羡慕不已的。只要看看元春省亲活动本身之隆重，之显赫，就足以令人赞叹艳羡了，更何况还为此专门建了一个大观园呢。可是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大观园耗资钜万不必说了（当然，这是曹雪芹借机为宝玉等创造一个活动舞台），只要看看如此兴师动众地折腾了几个月，贵妃元春在家呆了多长时间就可以了。十四日，包括贾政在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