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李敖:李敖杂文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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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

　　国民党大张旗鼓，要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庆祝建党九十年”了。国民党建党九十年的算法是由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由一八九四到一九八四，正好是九十年。国民党把这九十年的长寿，分为五个阶段：

　　一、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中华民国前十七年）起算。

　　二、同盟会——一九○五年（中华民国前七年）起算。

　　三、国民党——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起算。

　　四、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中华民国三年）起算。

　　五、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中华民国八年）起算。

　　照这五个阶段，连结起来，是有九十年没错，但是，帐不能这样算法——不能一网兜收、好事全归给自己这样算法，这样算法，就未免“贪天之功”又“贪人之功”了。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炳麟（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就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已有。”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到台湾后，国民党在历史中“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的丰功伟业越来越多，多得如今不但长达九十年，并且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他们一家的了，这种“一切笼为已有”的不要脸，是我这种历史家兼正义之士绝对看不过去的。因此，我要在国民党“庆祝建党九十年”的前夜，赶写这篇文章，泄泄他们的底、漏漏他们的气，把历史真相与革命实情，来一番大翻案，使大家恍然大悟不要脸的国民党怎样在捏造不要脸的历史，这种恍然大悟，对多年被国民党密集安打的宣传受害人而言，自当有暮鼓晨钟的启发作用，下面就是我的大翻案。　

　　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从一八九四年起算，其实一八九四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有邓荫南、何宽、黄华恢、李昌、刘寿、郑金、程蔚南、钟木贤、刘祥、刘卓、李禄、宋居仁、曹彩、黄亮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后来北京兴中会开会时，朱和中、胡秉柯、魏宸组、贺子才、史青、黄大伟、陈宽阮、孔庆睿、刘荫茀、李仁炳、王治辉、胡铮、李藩昌、喻毓西、程品之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柏林兴中会开会时，刘家佺、宾步程、马法润、王发科、陈匡时、周泽春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巴黎兴中会开会时，唐豸、汤芗铭、向国华等，谁也不是国民党；横滨兴中会开会时，冯镜如、赵明乐、赵峄、冯紫珊、谭发、温遇贵、温芬、黎炳垣、梁达卿、郑晓初、陈才、陈和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如今事隔八九十年后，国民党翻掌一扑，一律不由死人分说，把会吞下、把人吃光，天下滑稽之事，还有过于此吗？

　　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一九○○）横滨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壬寅年（一九○二）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秦毓鎏、董鸿祎、周宏业等的青年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癸卯年（一九○三）东京叶澜、秦毓鎏、程家柽等的军国民教育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甲辰年（一九○四）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等的日知会、长沙黄轸（黄兴、黄克强）、马福益、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上海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的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成立同盟会时，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到二月五日，老革命党冯自由在《大风半月刊》第六十、六十一期上，发表《记中国同盟会》，就坦白指出：　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始于兴中会。然兴中会自庚子（一八九九年）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如杨衢云、史坚如、郑士良、黄福诸人先后斫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一九○五）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

　　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在早期的记录中，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一九○六年，章炳麟在《民报》第六期有《演说词》，就说他壬寅年（一九○二）在日本时，见到孙中山，但“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宋教仁《程家柽革命事略》也说程家柽当时去日本，访孙中山，本来以为“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的，但以“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惟偕张能之、温秉臣、尤列、廖翼朋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其势甚微。”并说当时“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同盟会的成立，实在是其他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振衰起敝。冯自由回忆开会时情况说：　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兴中会员孙总理、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各省同志之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通知到会者，有张继、陈天华、田桐、董修武、邓家彦、吴春旸、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孙元、权道涵、于德坤诸人；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柟、古应芬、金章、杜之秋、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计莅会六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人，其余皆新同志也。

　　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提议把“古董”孙中山“公推”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六十多人的大会中，仅识十人的孙中山，恐怕要靠边站了。虽然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衔接真相，不过如此，可是有些革命志士，还是不承认它们之间有嗣续的关系，如老革命费邓家彦，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的《中国一周》上，以《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为题，就公然表示同盟会“本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的革命大团体”，而决非兴中会的后身，兴中会也决非同盟会的母体；又如老革命党徐锡麟，他是光复会的老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他“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徐锡麟后来行刺满清大吏恩铭，成仁就义，如今国民党一网兜收，最近在报上大打马虎眼，俨然是本党先烈了，国民党的不要脸，真要加三级。《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徐锡麟根本就“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如今“逸仙”的同志竟不由分说，硬把徐锡麟给国民党化，徐锡麟九泉有知，真要死不瞑目矣！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一九—二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而那时的同盟会，主体乃是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功臣，革命成功的是这个会的同志。“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虽然在武昌起义后回来做上总统，但他在一九一四年写信给邓泽如，自称“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为什么是“木偶”呢？因为他早已大权旁落。（他在《孙文学说》中自言“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施行。”）那个国民党，可是别有个性的国民党，不是今天这种尊他为总理的国民党！一九二九年，陈希豪写《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书中明说当时那个国民党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就是指此。把彼国民党硬接上此国民党，严格说来，是不通的。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照《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线。“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限唯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明说“二次‘革命’失畋，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改组”，而是“重新组织”的新东西，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一九一九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但国民党为了把功劳“一切笼为已有”，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

　　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　

　　虽然字里行间，已在“一切笼为已有”，但也只拉长上溯到民国前七年的同盟会而止，还没拉长到民国前十七年的兴中会，可见这种越拉越长、越上溯越远的搞法，是今天国民党小朝廷变本加厉干的好事！

　　今天我们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吹牛的对象，整天看这些窃国大盗和败军之将吹他们过去的光荣史，实在洗耳无从、痛苦不堪。

　　因此，惹得性起，只好翻出历史，以为反击，祭起火牛阵，直朝国民党的牛屄冲去。

　　我这篇文章的写作，就是这种反击的一项示范。

　　写完以后，身心大快，临文有诗，以为结束：

　　党生九十古来稀，

　　岂容他们把人欺！

　　半夜手执春秋笔。

　　冲破老K大牛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晨四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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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公民投票”卖国学

　　——外蒙“独立”真相　

　　——再论谁是卖国者？　

　　我在《千秋评论》第十期发表《谁是卖国者？》揭发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当时签这卖国条约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签约之前，先经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胡世泽等在苏联洽谈细节。据国民党御用史家、并且看过国民党秘密档案的梁敬錞在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所述，宋子文告诉斯大林：　

　　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斯大林对此虽似同情，但谓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宋子文以事　逾训令范围，必须先向蒋委�